二十世纪的八九十年代，是我创作的蜜月期。
那时候，生活中的一个偶然见闻常常就能激发起我的灵感。比如，每天早晨我在使馆区晨跑，有一段时间常常见到一个白衣女孩冲我微笑。那笑容恬静得犹如冬日里的一缕春风，于是就有了散文《永远的微笑》。再比如，有一天我到火车站送人，见一个小伙子在站前一个无照小贩那里买了一兜梨，那小贩明显要了高价买，但小伙子急匆匆的没有在意。在车厢里，我又遇到了那个买梨的小伙子，他也是来送站的，送一位盲人。我似有所悟，一篇题为《梨》的散文很快完成。
我总是处于这样一种状态：晨跑时构思了一篇杂文或者散文，回到家马上记下梗概，下班后再整理成文，过上两三天润色推敲一遍后寄出。一般情况下，报刊上总会有我待发的文章，邮路上又有我刚刚寄出的作品，还有正在推敲构思的素材。
前几天，语文学习杂志社约请我为他们的“课文作者”栏目写一篇创作札记，因为我的散文《明天不封阳台》被编入了苏教版的中学语文课本。
这勾起了我的一段回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我的住房不足40平方米，为了拓展使用空间，决定把阳台封闭。封阳台的工人第二天就要来了，傍晚我推开阳台的门，突然听见了几声“咕咕”的鸣叫。寻声望去，见一只灰黑色的鸽子正卧在一块木板下孵蛋。顿时，一种久违的情感在心头油然而生。
关爱自然，其实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支点。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曾提出过生态伦理思想，其表述虽有差异，但在推崇“天人合一”的生态模式上是基本一致的。先秦诸子中，也多有“厚德载物”的论述。《管子·五行》指出，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孔子则对“竭泽而渔、覆巢毁卵”的做法深恶痛绝，孔子认为好生而恶杀是君子的一种美德，并明确提出了仁民爱物的主张。随着时代的演进，人类对自然的猎取几近疯狂，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也成了每一个现代人必须面对的问题。我曾试图就此成文，只是没有合适的切入点。阳台上的“不速之客”一下子激发了我的写作灵感，回到案头我一气呵成，第二天整理润色了一遍后就寄给了《人民日报》。
有朋友不解，说你的写作范围怎么这么庞杂？杂文、散文、随笔、评论、小说、诗歌、报告文学、纪实文学几乎无所不包。这个问题以前从没有认真想过，编这套自选集时我认真想了一下，大概源出于此—
我是编辑，写作一直是我的业余爱好。而我当编辑的师傅是中国青年出版社的资深编辑林君雄。他费尽周折将我从工厂调入中国青年出版社，在业务上对我的要求一向极为严格。印象中，我编发的书稿必须勾画整齐，添加的文字也一定要一丝不苟，否则就会受到他严厉的批评。而在工作时间，除了上下午各有一刻钟的休息时间外，是不许干一点点私活的。他知道我爱写一些东西后，常常放轻脚步走到我的身后，探头看看我案头的书稿是不是份内工作。星期天还常常要为工作加班，没有整块时间，只能写一些与业务相关的小文章。后来我受命协助君雄老师主编一本以报告文学为主的综合性青年刊物，才堂而皇之地开始涉足报告文学和纪实文学。而小说一直是我的业余爱好，只是在心痒难耐的时候偶尔为之，如果痴迷于此是要挨批的，因为我所在的编辑室出的主要是青年修养读物。
不过，我还是非常感激君雄老师，不仅仅是因为他费尽心力，将我从一机床的重型铸造车间调到中国青年出版社当编辑，更是因为他对我编辑业务上的严格要求，使我有可能从一个没有受过正规大学教育的青年工人，成长为一名称职的职业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