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我作为文艺特征兵来到了沈阳军区后勤三分部创作组，任务是为分部演出队下部队演出和参加各级文艺汇演创作节目。接兵的首长所以看上了我，是因为在一个偶然的场合，读到了我一篇没有发表的小说。不过，由于缺乏舞台经验和部队生活，我闭门造车写出来的独幕话剧、小歌剧、对口剧，几乎全被枪毙。主业虽然荒芜，副业却大有收获。那时候，所有的文学名著全部被当做“封资修”的“毒草”封存，创作组的几个老兵却在偷偷传阅。我也近水楼台，开始接触了托尔斯泰、普希金、杰克·伦敦以及老舍、沈从文和杨朔。真的应该感谢那一段贫瘠而又富有的时光，它训练了我的文字，奠定了我最初的文学基础。
1976年退伍回到北京，我被中国青年出版社调入该社当编辑。工作之余，正式发表的第一篇文字是《不做生活的旁观者》。那是时任中国青年报思想理论部主任王文祥先生的约稿。他说：“小杜啊，你编青年修养读物，也应该练着写写这样的文章。俗话说，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应该亲口尝尝嘛！”于是，我大着胆子写了一篇寄给他，没想到很快就在1979年10月28日的《中国青年报》三版头条位置刊出。这以后，我又陆续写了一些这类文字，于是有了杂文散文卷中的“心香”专辑。
我正式发表的第一篇小说，名为《架子工》。编发这一篇作品的是《北京晚报》的编辑孙雁行。那年月，媒体还不发达，《北京晚报》只有四开四版。见诸于五色土副刊的多是一些文坛名宿。我实在没有想到，一篇稚嫩的试笔之作竟被这位素昧平生的资深编辑从众多的来稿当中看中，刊发于1980年2月2日的《北京晚报》，从而点燃了我心中的文学之火。由于生性疏懒，刊发我作品的许多报刊都遗失了，唯独这张《北京晚报》我一直珍藏至今。每每翻开它，眼前都会浮现出雁行先生的样子：目光睿智、一脸祥和。在写作的道路上，他后来给了我许多鼓励与指导。内心深处，我对他一直持弟子之礼。编辑这套自选集时，我把《架子工》置于小说卷的卷首，不光因为它是我发表的第一篇小说，更重要的是，它见证了两个男人长达30年的友谊。这样纯洁而真诚的友谊，在物欲横流的当下已如稀有的矿石。
我出的第一本书，是思想散文集《青春的思索与追求》。1982年还不是全民皆可出书的年代，许多笔耕一生的老编辑也难有一本专著问世。我是幸运的，作为中国青年出版社当时最年轻的编辑，我把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的几篇样稿，连同拟写的文章目录寄给了上海人民出版社。时隔不久，两位操着南方口音的编辑就敲开了我办公室的房门。半年后，这本由秦牧先生作序的思想散文集就摆上了各地新华书店的书架。
在写作的路上，还有许多的“第一”令人回味。
刊发我第一首诗的编辑是《北京日报》的阵容。那是一个话语迟缓的编辑，也是一个心地纯净的诗人。我在工厂当工人时，他编发了我好几首诗作与歌词。每每是，我寄出稿件的某一天，就会有科室干部找到正在车间干活的我，说：“嘿，今天《北京日报》发表你的诗了！”如今，阵容先生已骑鹤西去，我却深深地后悔，没有在他生前请他喝上一杯清茶。推出我第一部中篇小说的编辑是《北京文学》的章德宁。因为与章德宁早就熟悉，怕她碍于情面不好决断，我的那篇小说是以“张志发”的化名托一位书商转递的。没想到半个月后，那位书商就打来电话，让我转告“张志发”，章社长看了小说觉得不错，决定刊用，约定时间要见见新人张志发。在关系稿、人情稿盛行的时下文坛，章德宁社长所表现出来的清澈与高贵实在令人感动。出版我第一本报告文学集的编辑是上海文艺出版社的郏宗培。我永远也忘不了1985年初冬那个寒风料峭的上午，郏宗培谈定书稿后连口水都没有喝，就匆匆离开了我的办公室。那时的他年轻而潇洒，精明又干练。他走进北京街头的寒风里，竖起褐色皮夹克的领子，回过头冲我招了一下手。那招手的动作真的很帅，成了我记忆中的一个经典定格。
出版我第一部长篇小说的编辑是作家出版社的唐杰秀。讫今为止，我还很少见到如唐杰秀一样率真的中年女性。她永远是快乐和幸福的。而且，她可以把快乐与幸福像流行感冒一样迅速传染给你。跟她交往，你会觉得，希望的太阳永远在前方照耀。
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我在全国各种报刊上发表了几百篇杂文、散文、小说、报告文学和诗歌，每篇作品都有着一段牵动情丝的回忆。我是幸运的，交往的编辑无不真诚而坦荡。他们中，有的已成了我一生的师长或挚友，有的至今未曾谋面。每每想起他们，我的内心都充盈着一份感动。
感谢作家出版社同意出版这套自选集，让我有机会以感恩的心情写下他们的名字：蒋元明、关国栋、游燕凌、许锦根、肖关鸿、张志国、韩春旭、刘贵贤、石英、苏殿远、王乾荣、陈先义、柳萌、韩作荣、江增培、林非、陈四长、刘孝存、刘茵、莫扬、赵李红、马力、丁洪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