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经济学界，乃至整个科学界已多年没出过诺贝尔奖得主了。1996年，有两个英国人获得了诺贝尔奖，其中之一就是詹姆斯·米尔利斯。他得奖后也使剑桥大学感到振奋，因为他是第一个获诺贝尔奖的剑桥教授。米尔利斯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维克里教授共同分享1996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1936年，米尔利斯生于苏格兰的明尼加夫。他1952年进入爱丁堡大学学习数学，1957年，获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数学）学位。他的数学老师曾经希望他将来能做个数学家，但他却走上了研究经济学的道路。他在1996年6月4日接受中国《国际经济评论》记者何帆、冯晓明采访，记者说：“如果您做了数学家，就没有今天的诺贝尔奖了。”米尔利斯风趣地说：“当然，不过这可不是我当时的想法。我决定研究经济学的时候，还没有诺贝尔经济学奖呢。也许我转向经济学是想证明数学家也能获得诺贝尔奖。有一次当我在华沙大学对一班数学家们演讲时，有位教授说，数学家喜欢用间接的方式做一件事情或证明一件事情。这次他们找到了一条间接的方法去得诺贝尔奖。因为诺贝尔绝不会让数学家拿诺贝尔奖。当年诺贝尔曾向一位女士求婚，结果这位女士嫁给了一位数学家。”
正因为如此，米尔利斯的经济研究中数学成为必不可少的研究方法和工具。他曾说：“如果你曾经学过数学，数学就会成为你思想的一部分。所以我觉得如果不用数学，我几乎无法研究经济学。”
1963-1968年，米尔利斯在剑桥大学任经济学助理讲师、讲师、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研究员，在此期间曾任卡拉奇巴基斯坦经济开发研究所顾问。1968、1970、1976年，他出任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客座教授。1976—1978年，任英国财政部政策最优化委员会（鲍尔委员会）成员。1980年，他出任经济计量学会副会长，后任牛津大学埃奇沃思讲座经济学教授。
米尔利斯是个谦逊的、稳健踏实的学者。他与其他英国经济学家一样，写的东西不多，他更注重质量而不是数量。在被聘为牛津大学教授时，他说当时还没有正式发表过什么重要的论文。但他最终因为其开创性的研究工作而获诺贝尔奖。对此，他说是出乎意料的事情，一点也没想到自己这次会获奖，直到现在还总觉得有点儿不可思议。“我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彼得·戴蒙德合作多年，我确实觉得他是当今最优秀的经济学家之一，而且理应获得诺贝尔奖。所以我曾想过，要是有一天我也会获奖，那一定是因为我们合作完成的那些工作。”
由于米尔利斯的获奖，信息经济学迅速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米尔利斯的主要议题是“道德危机”和“反向选择”。
所谓道德危机是指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参与交易的一方在双方契约签订后才会做出某种选择，一旦契约当中所隐含的“刺激”设计不佳，或是没有充分考虑到信息不足的缺陷，极可能会引发其中一方浑水摸鱼，另一方权益受损的情况出现。因此，要避免道德危机的产生，首重“刺激”的设计及使用，让一方的行为能够在符合另一方的喜好之下，做最有利于自己的选择。例如火灾保险的契约通常只是部分险，这样才使投保人有较高的动机（刺激）预防火灾的发生。
至于“反向选择”，则是指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参与交易或交往的一方可能隐藏自己的私有信息，反而藉着提供不真实的信息以求增加自己的福利，但是这种行为却伤害到另外一方的利益。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人寿保险，保险人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但是保险公司却不知道。“反向选择”的解决之道就是由保险公司设计多项保险组合，由保险人自行选取最适合自己的保单内容及价格来投保，如此更可以符合双方所需，互蒙其利。信息经济学的应用性颇强，而这也是此领域愈来愈受政府部门重视的原因。
1996年10月8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决定把该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英国剑桥大学的米尔利斯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维克里，以表彰他们“在不对称信息下对激励经济理论做出的奠基性贡献”。
米尔利斯自20世纪60年代便活跃于西方经济学界，以激励经济理论的研究见长。70年代，他与斯蒂格里茨、罗斯、斯彭斯等人共同开创了委托一代理理论的研究，并卓有成就。同时，他还在研究最优税制结构、非对称信息结构下的最优契约设计、不确定性下的福利经济理论等方面造诣精深，成为这些领域的代表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