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
后来，有一次唐小年去上厕所时见过楼雨洁一面，他叫了几声小洁。楼雨洁却没有回应就跑了。不一会，上课铃响。这次以后，小年几乎每个下课都要到厕所逛一圈，也有好几次面对面见到楼雨洁。他记得上次楼雨洁那样对自己，这次他也要这样对她。他装作不认识，趾高气昂地默然走开。当他走到角落再回头看时，楼雨洁也是装着没看见的离开。这样，他才敢确定楼雨洁以前都是在骗自己，而现在是到了看不起自己的阶段。她把本性暴露了——小年这样想到。
他每次与楼雨洁碰面离开，回到班上都要失落一阵子，而且在心里也会多郁结一份对楼雨洁的留恋。失落之后，又屁颠屁颠地往厕所跑。好几回没进去，在厕所外面就看到楼雨洁。他潇洒的转身离开后，发现自己正事没办，等楼雨洁离开，又急忙跑回去上厕所。
在厕所外偶遇楼雨洁这种情况，原来好少，渐渐多了，到后来又少了。最后不知什么时候又没有了。因为后来两人偶遇的时间拉得太长，记忆里的最后一次模糊得像人入睡时的记忆。
“三公九卿”事件以后，唐小年跟位置在前面的那个男同学渐渐交上了。
那人在介绍自己时，显得特别嚣张，到要说出自己的姓名时，又特别严谨。他先说自己老爸是老板。小年问他那你老爸到底是老板还是老爸啊？他得意的说：“他是别人的老板，是我一个人的老爸。”还说自己家多大多有钱，从小是坐着拉大便的。听到这里，小年忙打断，说自己坐着拉不出来。那男生嘴巴一翘，说：“我知道，看你的样子就知道了。”小年大惊，忙自己打量自己，可是怎么看也看不出全身上下哪个地方可以看出自己坐着拉不出屎来。他似乎是怕小年不相信，忙把书包拿出来，里面一本书没有，全是吃的。小年这才深信不疑，又问他家里这么有钱为什么还来读书。他说：“都是我爸，是他叫我来的。他说不读书的——当老板。读书的——当经理。我爸是老板，他不希望我跟他抢，就叫我来读书，以后当经理。”
唐小年见这位经理当得很委屈，就问他那你喜欢做什么。他说：“都不喜欢，其实我喜欢当医生。”
小年替他着急，说：“你要是做了医生，你爸那里的经理怎么办啊？”
他挥挥手，说：“没事没事。你要是想做，我跟我爸说一声，直接叫你做。”
小年很激动，一连说了好几个很好。
后来，那男生在告诉小年姓名时，生怕小年听不清楚，直接用笔在本子上写：“钱礼谦”三个字，还叮嘱小年以后只要叫自己“小谦”就可以了，用不着叫自己全名。
唐小年不习惯刚认识就过于亲密，还是叫钱礼谦全名。
“钱礼谦、钱礼谦、钱礼谦……前列腺！”
他叫出其中真意时，吓了自己一跳。钱礼谦又惊又气，整整一天都没跟小年说话，小年这才明白为什么钱礼谦的父亲要去做药材生意。
钱礼谦这个外号早就存在，小年并不是第一个无意间说出来的人。他从小就顶着这个别名生活，自然生活不会顺畅到哪里去。他走不出这个姓名带来的阴影，好几次哭着喊着要改名字。钱父死活不肯，好比他在生钱礼谦的同时，连带把这个名字生出来，钱礼谦是他的孩子，“钱礼谦”这个名字同样也是他的孩子，或者可以这样理解：钱礼谦在配上这个名字的时候才是他的孩子。在钱礼谦要改名字的时候，他说：“这个名字好。很好。”钱礼谦问怎么好，他说：“现在的有钱人，哦，应该说不管什么时候的有钱人，缺少的就是‘礼貌’跟‘谦和’，这名字给别人或许不是很好，给咱们姓钱而且又有钱的人就很好了。”
钱礼谦听不懂，认定父亲是故意要让自己在同学面前出丑。他想这个名字好个屁，别人的姓不知道，自己姓钱，就一定不能叫礼谦。还想这说既然这么好，怎么不留给自己。后来渐渐懂事了，就带着户口簿上公安机关改名字。管理户籍的工作人员见他人长得不大——他那时顶多不到十三、四岁，就问他要做什么。他说自己的名字不好，能不能改一改。工作人员问为什么，他不好意思说，又自己回来了。为此还偷偷的哭过两次。一次是第一次被同学取“前列腺”这个外号时哭的，一次是他喜欢的女孩子当面跟他开玩笑，叫他“前列腺”。后来，他还暗暗发誓，长大以后要当个医生。立志要把全世界人类的前列腺都切除。
钱父知道儿子的志向——不知道目的，夸奖的语气、说：“很好，知道爸为什么搞药材生意的吗，就是因为小时候立志做医生，后来没考上，只够做保健，现在做了这一行来弥补这个遗憾。”他做的是药材生意。
钱礼谦立志做个医生和切割全世界人类的前列腺后，第一个想到的病人不是自己，而是一天上好几厕所的唐小年。他不先割自己前列腺是因为对自己下不了手，而且自己本来就是“前列腺”了，如果割了，未免占了虚名没有实体。他想着把全世界的人的前列腺都割掉，唯独自己的留着，那就不怕被别人笑话，反而还会受到大众的羡慕。所以，他无论是在将来达成愿望后，还是现在没有实现愿望前都没有把自己当人看待。因为在立志时说“要把全世界人类的前列腺都切除”，唯独自己的留下来，不就是没把自己当成是一个人。而在将来，人类因为他都失去了前列腺时，又只有他自己一个人还留着，那就是说他独立于人类之外，也不是人了。用一句话概括：他想完完全全的做一个“前列腺”。
他想对小年下手，就问小年：“你最近生病了，有病。”
小年错愕，惊然立起，说：“谁有病？我有病？什么病？”
钱礼谦说：“前列腺有病。”
唐小年没有一个原来保健师，后来改行做药材生意的父亲，还不知道自己身体器官中有“前列腺”的存在。只在电视节目中间插播的广告上听过这个词，对“前列腺”算是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以为钱礼谦在开自己的玩笑。说：“什么？你有病，不会吧！”
钱礼谦问“我没有，是你有病。”
唐小年奇怪的说：“怎么又不承认了啊，刚刚不是你自己说的吗，你有病。”
钱礼谦更奇怪的表情，问：“我没说我自己有病，我是说你有病，你是前列腺……”他这才恍然大悟，悟得比唐父抽烟的样子还要透彻，转过头不跟小年说话。但还是管不住自己的嘴，嘴说：“你天天上好几次厕所，还说你没病。”
这回轮到小年迷糊了，他感觉自己真的有病，而且还病得不轻。还不是别的病，脑海里一闪而过——相思病。他忙问：“你怎么知道？”
钱礼谦的头还是不愿意跟小年说话，嘴说：“你忘了我爸做什么的。不过你也别害怕，这病我以后一定能治。“
唐小年不明白钱礼谦为什么现在不能治，又为什么以后一定能治。相思病这东西他是知道的——电视里看过，什么相思成疾，郁结而死。对钱礼谦的话很是没有安全感，说：“以后还用你治。”
钱礼谦说：“现在也差不多，我知道你的病根在哪里，这就好办了。”
唐小年问：“哪里？”
钱礼谦的头这才转过来——没办法，他的眼睛还不会转弯。连带身子也微微侧着，他用手拉起衣服，又向大腿中间指了指，说：“这里。”
唐小年读书不多，但这种事书里反正学不到，至少在父亲跟楼雨洁的书里学不到，偏偏这种事又不用在书上学，他的天性里有几分情感夹带着而来，就大概知道是什么意思了。但这事要跟他的病联系起来，还少不得楼雨洁，少不得她借给小年的《围城》，少不得《围城》里的一句话：这世间哪有真正的爱情，有的只是生殖冲动。唐小年不好意点头，也不敢摇头。
钱礼谦满不在乎，说：“这东西没用，可以割掉。”
培优班里的学生成绩都不好，大多是一个梁子上结出来的瓜，不管男的女的。小年恨生养自己的藤架子，怎么结出这么没用的瓜，倒不恨自己没用。人小就这点占了优势。
期中考后第一次单元测试，走了一批原来培优班的学生，换了另一批需要接受培养的学生。这瓜架子是学校长期支立的政策，没有老师愿意放弃。
林洵是第一批离开的，不像其他人，他后来再也没回来过。唐小年结交新朋忘了旧友，却再没一个能一起回家的。路上，倒真的形单影只起来。而且楼雨洁的身影也逐渐在记忆的那一张画上淡却了，留在心里一个浅浅的印记，像作业本上擦不干净的笔迹，又像沙滩上推不去的形迹。平贴在心潮起伏中，任谁都能镶嵌其中，好像一个闺洇的淡墨似的模糊记忆，可以引为所有人都相对的影。
唐小年没敢跟家里说明自己被分到培优班的真实情况，学校方面在通知家长时，也只说了“培优班”三个字，再无其它解释。唐父千虑一失，加之对儿子的信任，把培优班的“优”美化的像美人脸上的粉黛。自信自己的“成才战略”初步成功已有小成。而且离大成不远。从此对小年管得稍宽，好以容纳即将而来的大成。
唐母不管大成小成，总要一日三餐。她只管吃管住，再没精力时间管其他事。小年小成是件大事，她更没能力管，剩下来的时间刚好用来倾注在她的泡沫剧上。仿佛人生圆椭得可以滚出轨道以外。
在培优班的时候，知道原来那个著作《教学质量与质量教学》的大作家老师，其实就是自己的语文老师。大有相见恨晚，再见不晚的感动。他在父亲的出版社装订这本书时，就听到很多社员都在谈论这本书和书的作者。都说这是狗放的屁和放屁的狗。他对屁本就很有研究，并且有研究的兴趣，就随便翻了几页，记忆里留下几段，是这样的：
现今教学的失败在于教与学过于结合，而不能不能很好的发挥教学质量。这是一个质量时代，是一个铿铿锵锵掷地有声的时代。
还有这段：
现今天，教学应该倒置，以学生学习自主吸收课本知识为主，教师传授教育为辅。就是学生爱怎么学就怎么学，爱学什么就学什么。这样才不会以主流相悖，相矛盾。
……
唐小年看的是迷迷糊糊，不过那句“就是学生爱怎么学就怎么学，爱学什么就学什么。”正对他口味。所以，他在见到李玖良之前，心里多少背负一点这方面的希翼。后来，李玖良第一节上课，就表明了自己教学的态度。正是“学生爱怎么学就怎么学，爱学什么就学什么。”
李玖良与唐父是同一时期的大学生，骨子里有那么一点大国遗留下来的高傲秉气，说得白了，就是有点歧视洋夷。他也不学英语，上大学时候更没去听过一节英语课，英文水平浅得像日本的湖泊。而且，在那时就开始痛恨起那些靠英语拿奖学金的同窗。因为那些人很少在国学上有建树，只会放几个洋屁，就拿到奖学金。仿佛学校里的奖学金都是这些假洋鬼子用来擦那个刚放完洋屁的屁股的。还有，他觉得更可气的是，那些人连一个简单的汉语拼音都拼不完整，老是哎呀！爱呀！的拼，连带说自己的话的时候，也带洋屁味。
他原来在学校学的是政治方面的专业，毕业后，又是因为英语成绩的关系找不到好的单位，几经辗转，到学校当了老师。教书期间，越来越发现自己在大学时骂人太多，说不出官腔话，放弃教政治转而教了语文。他教书很有自己的一套，新鲜得像刚拉出来的屎。同校的老师接受不了他的一套，向校上级反应。校方领导层的人却怕李玖良的后台太硬，只笑着说：“反正语文也不怎么重要，就让他闹去吧。”这话一出口，学校语文组的老师又不干了，集体到校长办公室找说法，校长更得罪不起这帮“可有可无的人”，有赔笑说：“谁说语文老师不重要，你们可都是本校的支柱啊！”这群人这才算完，准备离开时，人群里一个思想转到这件事的轴心上，暗暗对身边的人说：“我们岂不是在为李玖良开脱。”大家经他一提醒，想想也是。讨论一阵过后，又由一个资格较老的老师提出来，说：“那个人怎么处理。”
校长想了一会，说：“没事，我把他调到培优班，让他当那里的主任。而且没事别回语文组，你们看这总行了。”
语文组老师回去后，暗地里跟英语组卯上了。四下里相互说着许多坏话，都夹杂在上课的内容里。
这一场轰轰烈烈的校园大战，李玖良看似是唯一的失败者，实际上却是最大的胜利方。他其实也赖得回语文组，自己在培优班自在得很，还在培优班隔壁的一个偌大的空房间里摆开办公桌，开始了严谨地治学生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