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0月，广州和武汉相继失守，日军兵锋直指位于粤汉线中间的长沙。10月27日，蒋介石布置了在长沙城进行焦土抗战的作战方针，决定实施由苏联顾问提议的火烧长沙的方案。
以火代兵，求卒于火，古已有之。《孙子兵法·火攻篇》中说：“以火佐攻者明，以水佐攻者强。”火烧长沙，这一个在万般无奈中想出来的计谋，无疑给连战皆败的蒋介石带来一些慰藉。他已顾不得去考虑这场大火会给人民造成多大的损失，只要能阻止日军的进攻就行。11月10日，岳阳失守，长沙危在旦夕，军事当局同意在敌人突破汨罗江或平江后，立即焚毁长沙城。刚上任的长沙警备司酆悌召开紧急会议，通过了拟就的火烧长沙的计划。这一计划虽然遭到湖南省政府一些乡情浓厚人士的反对，但省主席张治中发话说这件事由不得湖南省做主，最高当局已经决定了，没有讨论的余地。11月12 日上午，张治中接到蒋介石侍从室的传谕电话：“我们对长沙要用焦土政策。”不久又接到蒋介石文传参电：“……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他立即指示酆悌和省保安处长等具体办理此事。张治中这天中午与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吃饭，知道陈诚也是同意放火的。下午四时，张治中指导警务队第二团团长徐昆为负责放火的正指挥，并说：“接到放火命令后，先放空袭警报，使人民逃避，等到再放紧急警报时，就开始行动。”接着，火油、破布等燃烧物被秘密地分配下去，警察部队和警察分工负责的地段也划定，准备工作至此已是万事齐备，只欠东风了。这时，铁路线方向的敌人正向新墙河以北窜犯。新墙河距离汨罗河还有 35 公里，而汨罗河离长沙有80公里。前线还远在长沙115公里以外，沿公路进犯之敌也在平江北60公里的九岭以北。现在点火还早得很。然而，事情却出人意料。11月13日凌晨两点，长沙古城突然火光冲天，浓烟滚滚。火魔肆虐了两昼夜，两万人丧生，二三十万人无家可归。一时间舆论哗然，民愤难平，人们纷纷要求严惩放火的人。
然而，火烧得这样不明不白，似乎并没有人下令放火，但是事情的发生总是有原因的。有人认为是张治中下令放的火，有人认为是张治中和湖南省政府秘书长潘公展按预定计划行动的，还有人认为是长沙警备司令酆悌、警备第二团团长徐昆、长沙警察局局长文重孚三人下令军警纵火的。另外还有人认为这场大火与最高军事当局或政府有关。但这些推测不能得到确证。最高当局和省政府在点火前一点也没有听说这事，因而无人下令点火。记者尊棋在《一片焦土之长沙》的报道中这样说，起火前随蒋介石去南岳的侍从秘书李唯果也是这样说。张治中也说自己根本就没有宣布下令点火：“我受命拟订和执行破坏长沙的计划，我是有责任的……但 12 日夜发生的火变，对我确确实实是意外的。”起火的那天晚上，张治中因忙于广播演讲和接见，直到近两点才就寝。当他被火灾惊醒时，十分震惊，命令酆悌等人捉拿放火者就地枪决。
从很多迹象来看，长沙放火是一次大规模、有组织的行动。郭沫若回忆说火灾发生前夕，警备队队员有的提着洋油桶，有的人提着小火炉，身上挂着步枪，三五成群地出现在街上。他们每隔十家左右便安排一队，撞开房门，打开油桶，准备放火。别人提出疑问，他们就说是奉命放火。在火燃起来后，只有一条街连个火星都没有，好像是有意留给人们逃生的。记者尊棋也说，12 日那天引火器材就已经发放到各街道、民房、商店。13 日早晨，很多人都看见武装自卫队挨家点火。湖南人民自卫团第二团分成二十四队，带上油料分布全城，然后先从省政府和警察局开始点火，发此为信号，各处响应。据具体负责这次行动的警备队第二团团长徐昆说，13日凌晨，他见南门外已起火，心想是时候了，于是下令点火。尊棋说，因为12日是孙总理的诞日，人民自卫队进行火炬游行，无意间引起两三处小火灾，这一意外情况本无多大危害，哪知却导致放火令下达，引起全城大火。苏联军事顾问说，起火原因在于长沙城卫戍司令不等战斗结束就发出预定的纵火信号。国民党当局是这样解释大火骤起的原因的，首先是因为地方军警官员误信流言，事前准备不周全，导致躁急慌张，错误地下了命令点火；其次是因为敌机连日轰炸长沙附近县城，使得我方人员以为敌人马上就要到达长沙，因而激于民族义愤，不想让敌人得到一座完好的长沙城，于是仓猝间把准备工作变为了行动，引发了这场大火。蒋介石也认为：“就这一事件的根本原因研究，可以说是我们整个团体的错误。”作为团体核心的国民党最高军政当局，始终被一种失败主义的阴影笼罩，虽然制定了“焦土抗战”的政策表示了抗战到底的决心，但在执行过程中往往出现偏差。焦土抗战，就是宁愿忍痛毁灭我们的财产、城市等，也绝不让敌人得到一草一水，但前提必须是不让人民受到不必要的损失。而长沙大火却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它给人民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
虽然肇事者始终没有查明，但是这么大一件事，总要有人承担责任，于是徐昆、酆悌、文重孚三个人成了替罪羊，他们以“误传流言，惊慌躁切，辱职殃民”，“未奉命令，故弃职守”等罪名，被蒋介石下令枪决。郭沫若认为这三个脑袋掉得冤枉，也有人认为三人虽然应负的责任重大，但不一定都犯了死罪。张治中认为酆悌被处死仅仅是因为他担任了警备司令这一职务，其直接原因根本不能由他承担。冯玉祥的看法是，蒋介石没有办法对付长沙被焚后的愤怒的民众，就借了酆悌的命来塞他的责任。至于张治中对火灾应负怎样的责任，这在解决问题之后还引起了他和郭沫若的一场笔墨官司。简单地说，他的责任主要在于用人不当。文重孚负责的警察局本应担任长沙城的治安保卫工作，但他却命令部下做好撤离长沙的准备。警察都离开了岗位，以致加速了流言的传布，导致提前点火形成火灾。而且，大家都说火是从警察局点燃的，因此，他是死有余辜。张治中在发现问题后没有及时加以纠正，这是他作为省主席不可推卸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