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在西安对蒋介石实行“兵谏”，迫使他答应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张学良与蒋介石以兄弟相称，张学良的东北军是蒋介石在东北的门将，张对蒋在军事上也是言听计从，怎么会突然发动政变，囚禁蒋介石呢？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一步步陷入日本的控制之中。而驻扎东北的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张学良的东北军在蒋的命令下却节节退让，从不抵抗，一直将部队撤到了西北。东北沦陷以后，全国的形势非常吃紧，此时张学良虽然退守西北，但抗日爱国之心仍很强烈，终于下定决心，在蒋介石到西北视察军务时，与杨虎城将军一起扣留了蒋介石。这一事变中除蒋介石外，还扣留了其他二十余各党政要员，并强迫蒋介石承认了八项救国主张，才把他放回南京，并由张学良亲自护送回去。
张学良到了南京，很多人以为这一次是凶多吉少，以蒋介石的为人，一定会将张学良置于死地，但是出人意料的是蒋介石只是把张学良终身软禁起来，令人不解。据张学良身边的随从秘书及智囊团的人说，是他的夫人于凤至的一封密电救了他的命。
原来，九一八前夕，张学良得知日本关东军将要在东北发动侵华战争，立即问蒋介石该怎么办。蒋介石回电张学良，明确指示：“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挑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9月8日，日本关东军侵略沈阳，炮轰北大营，事态严重。张学良当时正在北平，知道消息后，再次急电请示蒋介石，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复电：“令张学良严饬东北军驻沈阳的将军王以哲、荣臻等绝对不准抵抗，违者以军法从事；并令驻辽宁的陆空军继续后撤，以不与日军接触为原则。‘沈阳事件’听候中央处置。”蒋介石也密电张学良：“沈阳日军行动，可作为地方事件，望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一切对日交涉，听候中央处理可也。”不久，他又亲笔写信给张学良，讲明不抵抗的道理。他说，英国已和日本结盟，美、法等国为了牵制防范苏俄，他们都不愿意支持中国抗日，国际形势对我方十分不利。另外，国内局势也很复杂，龙云、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还有中共势力，都对中央构成了严重威胁。同时，长江又发大水，天灾人祸，自顾不暇，哪里还有力量应付战争？所以目前的对策就只有退让，退让是为了积聚力量。当前只能积聚力量，以“九国非战公约”来反对日本的侵略，争取国联主持公道，等待国际局势的变化。张学良觉得也有一定的道理，就转令正在准备反击的军队后撤。以后，凡是遇到日军进攻，张学良请示蒋介石后都接到不准抵抗的电文，他只好忍看江山陷落，把军队撤到了关内。这样不到半年，东北三省就被日军占领了，张学良成了不抵抗将军，最后不得不辞职出国。张夫人于凤至在临行前特意把蒋介石下令不准抵抗的电文让张学良带在身边。到伦敦后，这些电文被保存在伦敦汇丰银行的保险柜里。他们都知道蒋介石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个性，因而保存这些电文以便将来蒋介石翻脸时对质。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何应钦、陈果夫、陈立夫、唐生智、张继等人都主张对张学良处以极刑。于凤至知道后，立即致电蒋介石及西安事变的担保人宋子文说明情况，电文说，九一八事变时东北军不抵抗，是张学良按委员长的电令行事的结果，责任不在他。西安事变是张学良为了领袖名垂青史，激于抗日热忱才进行诤谏的。电文还说，张学良很害怕蒋介石12月12日到西安召集两军官兵及各界人士训话时遭到偏激分子暗算，方在 12 日凌晨以兵谏为名把蒋介石保护起来，后来为了维护蒋介石的威信，又亲自护送他回南京。电文最后还说，如果张学良遭到了什么意外，于凤至就要把保存在伦敦汇丰银行保险柜中的有关九一八以来中央及蒋介石给东北军的指令、函电全部公开。蒋介石害怕了，不敢对张学良下毒手。同时，他还指示确保张学良的人身安全，谨防意外。但是蒋介石又不敢释放张学良，怕他获得自由后成为后患，也怕他自由后，于凤至公布密电，因而就软禁张学良作为人质。
那么，明明知道此去的危险性，张学良为什么还要冒险呢？对于这一问题，有人认为是临时决定的，也有人认为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在整个西安事变过程中，对于什么时候放蒋和怎样放蒋，各方的意见不统一，有人提出在12月28日送蒋回南京，由米春霖陪送，而蒋介石要求回南京过圣诞节，所以 25 日这天下午，张学良心血来潮，一意孤行，临时决定亲自陪送蒋介石回南京。也有观点认为，张学良对于如此重大的举措不会轻率决定，而是经过周密思考的。12月19日，事变的第八天，张学良在给英国《泰晤士报》记者弗拉塞的电报时就提到过准备跟蒋介石回南京接受国人审判，如果人民认为他发动西安事变是错的，那他愿意受罚。阎锡山在12月17日给孔祥熙的密电中也提到张学良曾经派人去他那里说愿意进京请罪。至于周恩来是否知道张学良要陪送蒋介石回南京，根据上面的两种说法，也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周恩来一点儿也不知道这件事，直到 25 日下午三点半，张学良同蒋介石夫妇去机场时，他才得到张学良的卫士营长孙铭九的报告。他急忙赶到机场，但张学良和蒋介石已乘飞机飞走了。另一种可能是周恩来早就知道张学良的想法，并且尽了一切努力劝说张，但没有成功。周恩来本人于解放前夕在中南海宴客时也有同样意思的一番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