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润华先生来信要我写周策纵先生，说是要编集子。哦，周先生，当然，这些年来，周先生于我是那么亲近而熟悉了。既要写他，先要回忆一下我与他的交往。这一想，自己一惊：莫非我只见过他两次？且第一次只站着说了几句话。
周先生的名字我是早就敬仰的。真正印象深了，是我的小弟祖言去威斯康辛大学做了他的学生。大约四年前，突然接到周先生的电话，说他路过北京，上午几点到琉璃厂购书。我急于知道小弟的近况，赶到琉璃厂街会他。然而，哪一位是周先生呢？我丈夫梦溪因几度与他一起参加学术研讨会，常与我讲及先生的才学。我以为我早已知道了周先生，然而此刻才想起先生是什么模样的呢？琉璃厂街上哪一位路人长得像威斯康辛大学的教授呢？
前方快步走来一人。他剃着一个板刷头，花白的“板刷”。敞着很不起眼的西服。北京稍讲究的人都不穿这样的西服了。当然讲究西服比讲究学问要简便而易行。这人像是外地来的一个寒士。然而他脸上似有一种聪灵饱学之气，或许他是从很外很外的外地来的，从大洋彼岸来的？他怎么会是呢？可就觉得他是。您是周策纵先生吗？
啊——你是陈祖芬！他快活而童真地笑着，一下把他从大洋彼岸真真切切地拉到我的跟前，把地域差、时间差、年龄差一下全拉平了。他从第二句话开始就夸奖祖言的学业如何之好。然后还是祖言祖言祖言。他知道我来看他是想通过他看到祖言。真是想吾想以及人之想。
大约两年后，我又从电话中听到那快活而童真而喷发着热气的笑声。周先生说他下榻在北京的燕京饭店，约我和梦溪去共进早餐。我说谢谢，不过我们吃完早餐再去吧。按约定时间到了饭店，轻叩他的房门。也许，叩轻了？要不怎么没入开门？叩重一点。还是没人开。然而屋里似乎有人讲话，当然也弄不清这话声来自这间屋还是那间屋还是压根儿是我的一种幻觉？我们开始由弱渐强地敲门。这强，自然也不能强到像强盗或准强盗。梦溪本斯文儒雅之士，如此敲门已觉失之礼仪，于是他说走吧。我说好。
进家却接到一个不那么斯文也未必儒雅的电话，以诗人才有的那种激动问我怎么说好了去而不去，白白让他等了一上午？我高兴他的这种率真、这种认真——说好了早餐后等我们就一直等着了，等不到我们就认真地着急了。我想起好像从他房里传出的讲话声，或许他一边与人打电话一边等我们？或许嘴的功能得到充分发挥的时候耳朵的功能就相对减弱？
周先生诗人的激情过后，电话筒那边又喷发着快活的热气。
去年春季，我对周先生的嘴的功能才有所领悟。这天晚上他第一次来我家做客。高级房间！他童稚般地高兴，为我和梦溪高兴。其实我们的家是寻常百姓家。只是书籍多，都有可放的地方。我们很得意的是我们从海边抱回的几块大石。有一块石上竟有如兰竹的花纹。我家有海有石有书有竹，梦溪自诩无梦斋主。既无梦，更少梦话。只是做一点能做的事，当时正筹办创刊《中国文化》。弃园主人周先生，或许是长年被弃在文化堆里了，浑身冒着文化味儿，一拍打衣裤就能掉下金文钟鼎文。一旦被弃在了除中国文化再无其他的无梦斋里，他便讲诗词讲甲骨讲回文体。他说中国的回文体乃无极文学。而我觉得他一开口讲中国文化亦是无极的，好似他的嘴一抖落就是无穷无尽的回文体。于是想起他曾寄来的他手书的《无极》一首，是寄给我和大弟的，因为，他觉得围棋也是变化多端而无极的。
我是在横扫文化的岁月度过自己本应苦读的青年时代的。如水中生长的植物，长也长了，但是没有什么根基。所以那天周先生在我家，我很想张开一只大口袋去接住他抖落下来的各种各样的知识。听弃园主人与无梦斋主的对谈和笔谈（边谈边写来写去），我只有张口袋的份儿。那天乍暖还寒，弃园主人感冒流鼻涕。鼻涕的捣乱一点不曾打断他的谈兴。我便觉得鼻涕也增加了这场谈话的情趣。
文化可以醉人。但是接周先生的车就要到了。醉人之一无梦斋主请醉人之二弃园主人书写无梦斋三个字。弃园主人一边请鼻涕不要捣蛋，一边说好好好。我铺画毡，不经意地把茶盘放上。周先生心疼地摸着毡说：这么好的东西！这毡，并不算贵的。然而一切与中国文化相关的，都是周先生生命的源。
临走周先生孩子似的不好意思地笑笑，说：没办法，我就是喜欢讲话。他这句“留言”，却是非常地叫我们喜欢的。他不隐瞒不保留不遮拦不设防不问不隔不假思索不亦乐乎。如果跟晚辈在一起，他也变成晚辈，变成年轻人。他把他想到的都倒出来，包括“我就是喜欢讲话”。我们送他到车旁，他还在讲。一直到小车开走，载走了他和他的无极文化。
望着远去的小车，我感叹祖言有这样一位洞开心扉的老师。我想起有次祖言信中讲到他从哪儿飞回。陌地生（MADISON），是周先生自己开着车去机场接他的，顶着花白的板刷头……
虽然冬天降落到周先生的头上，他的心是葱绿的。我几度惊讶像他这样资深的老学者，他的自由体诗竟是那么年轻。我最喜欢的一首好像发在香港《明报》上的，可惜手头没有，背不出来。手边能找到的只有《联合文学》上的一首《白橡》。写他在史丹福大学寓所窗外的巨大的橡树：“攀住天空死不放手”，“但反手一扣。就点了松鼠的宝穴”，月光下的白橡“狼藉纵横的影子，就朦胧大醉了”，“空白处像睁开白眼，乜斜着问苍天，回觑自己——这木中的巨象，不，这人的传龙。”
思维如白橡的反手一扣点了松鼠的宝穴一般使人常感意外，想像如月光下狼藉纵横朦胧大醉的白橡树荫那样恣狂烂漫。
一个葱绿的周先生，才会对“五四”运动一直有着葱绿的感情。1989年他写《不能有个反民主反科学的（五四运动）》。开头几句，就使我感到一种葱绿的生机：“（五四运动）转眼已是七十岁了，可是（五四）永远是年轻的，（五四）永远是个青年。（五四）永远是个青年知识分子。”
周先生至今，他身上未必没有正宗五四风味的热血。我1985年访日回国后写过一篇报告文学，叫《日本的启示》。我无非是当时正热衷写中国的经济改革，此次东渡自是不能白去的。总希望从日本高度的危机感勃发的工作狂热等等，结合中国的现状写一点感想，写一份着急。用自己的优点比人家的缺点，不如用自己的缺点比人家的优点。周策纵先生读过这篇文章后，说：要让每一个中国人都读这篇文章。这句话从大洋彼岸传到我这里，我依然感到一股不灭的爱国热忱，而且是五四式的。
写到这，又想到周先生把MADISON译成陌地生，又自号弃园主人。而周先生花白的板刷已是雪白，无论他是怎样的文化醉人，他的弃园里始终是缭绕着或浓或淡的乡愁。前些日子他腕骨摔坏了，真正的被弃在陌地生了。当然还在写文章，还在想吾想以及人之想。他给已经远离陌地生的祖言打长途，让祖言代他向梦溪和我问好。我们说要紧的是他的手腕快点好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