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一盒录音带，边走边听。耳机里送出的乐声，如一股强大的气流，把我的身子抬了起来。我踩着这股气流，脚步变得轻快而有节奏感。
录音带盒上，总是印着歌星的玉照和那些时下流行的星座的名字。只这一盒，印的是词作者的大名：王朔。还有王朔的自画像：
人是有野心的人；
专擅沽名钓誉；
一遇机会，自然无所不为；
搞得好，便冒充多才多艺；
搞砸了，只当是起道哄这个“无所不为”的王朔，写小说写电影写电视，写得寂寞的文坛生气勃勃，也写得好像把王朔之外的众作家都淡出了。商场炒股票，文坛炒王朔。当然作家们都活着，而且健康，而且成熟，而且找到了自己，而且勤奋，而且多产。但是惟满口大白话的王朔漫不经心般地踏进了读书不读书的家家户户。
告诉你我的感觉；
我是个与众不同的存在；
告诉你我的任务；
这个世界需要一点修改；
这是一首叫《橡皮人》的歌里的几句。这个与众不同的存在，其实只是想撕去人们身上已经习以为常、习惯成自然的各种包装、伪装，还原出一个个真实的人，一个个真正像人一样生活的人。本来是以真诚之心做一件真诚之事，但是王朔从不宣布自己的真，反而唱起《玩的就是心跳》：
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大的舞台；
总是需要有人登台去当活宝；
真有不少人把王朔当成活宝，一说起王朔，就想起他在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里的调侃，或是他的小说《一点正经没有》里的荒诞。于是就笑，笑了又笑，于是互相说着“特逗”“特神”“绝了”“没治了”。
王朔的书是好笑。最近我每天凌晨一两点躺下，劳顿困倦之极因而临睡前自己奖赏自己一点享受，一点乐事，那就是读王朔。此时如果读别的书，可能都觉得太累了。惟王朔用最自信的白话和最不经的故事叫你独自哈哈又哈哈。好像王朔把自己隐身在书中，只要你打开书，他便悄没声儿地对你发笑功。
然而他的书，同样地能叫人欲哭还休，欲笑还休。
这盘叫《玩的就是心跳》的录音带，录下的十二首歌，似是浓缩了王朔的真髓：调侃下的生的悲壮。
我用生命赌一次；
过把瘾就死；
歌手重复高唱过把瘾就死，听者偏感受到一种生的冲击，生的震撼。想到太多太多的人，太重视活着，而不重视生命。宁可一无色彩地活着，也不要生命的辉煌。王朔的“过把瘾就死”，实在是正话反说的对真正人生的渴求，宁可完成一个真实的生命就死。这种对重活着轻生命的反叛，这种对真正人生的呐喊，对认真地活一次的呐喊，像人一样活一次的呐喊，在音乐高亢的旋律中，竟如壮士辞行一般催人泪下。
他知道被你们看见；
就只有英勇地牺牲；
把属于我的一切都拿去；
手拉手咱们一起跳火坑；
千万别把我当人；
又是王朔式的正话反说。这颗敏感热烈的心痛诉对一切抹煞个性、抹煞个体的愤懑。如果叫别人奉献而自己不想奉献，或是在“奉献”的招牌下取缔人作为人的发展权利，那么奉献二字便成为空话、滥调、假道学，一无神圣感，而且不正经。
歌手长啸：
我再也哭不出；
一点正经没有；
作者明明有一颗滚烫的心，却似大叉着双腿的冷面杀手似的说：
五光十色五花八门；
我什么也不图；
至高无上光芒万丈；
我翻着白眼珠；
用这样与众不同的方式出现，这样的出奇、出格、出色而出众。即便没有读过他的小说，也能从他的歌词里读出这位三十多岁的王朔已经饱尝过生活的跌宕，和近乎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超脱。
我的脾气是永远说不；
我的习惯可制造痛苦；
一辈子想的是走自己的路一辈子做不到的是变得成熟；
是的，一个“与众不同的存在”，必定是不成熟的，是新生的，是一开始不会被太多的人接受的。但是——
我不会被你们认识；
别以为我就没有到来；
在繁杂、浮躁、包装得好好的人流里，一个非要追求生命真谛“这条命我不准备再节省”的人，不可能不经受深深的孤独。没有这份孤独，就不会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存在，就不会产生那么多最口语又最意想不到的文字，蓬蓬勃勃轰轰烈烈。
没有那份孤独，就喊不出这份蓬勃。
该来的已经飞过大海；
决定的时刻不可更改；
这是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人尊崇生命的呼唤。该来的，到底来了。
我戴着耳机，站在公共汽车窗前。耳机里的歌唱叫我涌着泪水，只好闭起双眼。终于睁开眼睛时，觉得自己好像在一艘远洋船的窗前，街上的人海，于我已如茫茫大海，汪洋一片。只感觉着一个还在敲击我的心脏的与众不同的存在。
王朔的家，有一种新生儿的鲜活。写字桌上有拆了包的绿色口香糖和大颗的金帝巧克力。我和他面对面坐下，他妻子沈佳旭笑笑地倚在门框上，像一幅挂在那儿的工笔美人。她两手捂着一只细瓷茶杯，整个人也薄胎瓷般地细巧。只那对纯净的眼睛大大的，大得可以把王朔一直装在里边。
王朔回家后换下茄克，胡乱套上运动衣。领子一半压在脖子下，一半竖在脖颈旁，衬着他那张看上去不过二十多岁的著名的娃娃脸，更像一个白里泛红的新生儿。
王朔：说起下海，我始终也没在岸上。原先是趟小河沟，趟浑水。
作家现在处在一种经济上脆弱的地位。不是报道有的老作家住院出不起钱，有的是政府部门特批了钱帮助生病的作家。我要是生了病，一定不要别人掏钱，别人施舍。我在乎钱，我拿一份我创造的利润。如果不好意思跟人要你应得的钱，是吃亏。第二次再吃亏，就笨了。第三次再吃亏，就傻了。人家也不会因为你老吃亏就看得起你。
我有一定的钱，使我有条件保持自尊，有条件拒绝诱惑。我挣钱，是为了可以从容地写小说，衣食无忧。随着社会价值观的发展，人总是希望获得平等和尊重。原先我不愿意去南方，我到了广东觉得凭什么别人有钱我没钱？受刺激。
文人下海，也是正常。或许有人当文人，本来就是误会。有人入党时髦的时候入党，出国时髦的时候出国，政治时髦的时候搞政治，经商时髦的时候经商。
就有人说红旗到底能打多久？就是说文学的旗帜能不能打下去？其实有的作家改行当老板，很好。作家也得优生优育。好比生十个孩子，都养不活，还不如送掉几个。这也是一种自然淘汰。不过纯文学处境艰难，不能让作家自生自灭。应该帮助作家打出去，光打出一部新作品没意思，要把人推出去。如果我什么时候写小说一时写不下去了，处于一个停滞期了，我就要当文化经纪人，帮助一些自我封闭的、不会自我宣传的作家，按商业规律办事。
我自己就花了很多时间做宣传。见小报记者，上电视，有意挑起对我的争论，引起读者的窥隐癖。我显一道眼，丢一道丑，还真做起来了。要做不起来，不冤了？可是我做宣传搭精力，弄得没时间写新书。搞电视剧，那么多镜头对着你，二流作家也能混出一流作家的感觉，靠惯性也能有四五部电视剧。
可是我要写小说。我要找回语言的感觉。可我哪里能找到一个经纪人？当经纪人，得有名望。譬如让沈佳旭当经纪人推销书，人说你算老几？譬如王蒙要是推荐一本书，人家就说一定是高质量的不会错。没有权威当经纪人，到处给人磕头也不行。
为什么有人蝇蝇苟苟拉关系，因为自己不出头露面的话没人推荐你。如果文化经纪人这行发达，作家自己只要写书，爱干吗就干吗。
作家下海，为什么没一个当文化经纪人？完全搞一个陌生的行业，毕竟隔行如隔山，你看别人能融资批地，你一上手就不灵了。以前我们把文人与商人对立起来，要么文人，要么商人。其实文人可以保持文人的品格，把每本书变成巨大经济效益。真出一本好书，顶十本。像张贤亮小说写到这样的水平，如果他推销书，大家一定都会相信他。如果他卖枸杞子，大家就不一定相信他。
我前一段想躲到海南去写小说，到了那儿又遇到一些朋友。他们要我开公司。我也想过可不可以同时写小说和下海，不行。我只能先写小说。我偷偷买张机票回北京了。我给他们出过主意，譬如让他们出一大笔钱，我买断十来个有实力的作家和作品优先发表权，集中发在一两家刊物上。这和炒地皮是一个道理。作家也得趁着便宜炒。我要是当文化经纪人，出版商离了我就没地儿去了。
我就是没有这个精力。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作家下海就没有一个人当文化经纪人？如果是我，做生意也得和爱好结合起来。
我是咱人民政府无心插柳插出来的。昨天订货会上，我的四卷文集又订出两万。上次总共卖了四万五千套，十八万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