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谒军门，投效后金
范文程作为一名深受中国传统封建文化熏陶的知识分子，作为一名汉人，没有去参加明王朝科举反而投效刚刚兴起、规模不大的后金政权，在当时很多人看来是不可理喻的，但事实却证明他所选择的是一个新兴的力量。在当时没有人知道关外的后金政权会成为日后统治中国两百多年的清王朝，对新兴势力的崛起并不是每一个人眼光都能看出它的未来。
公元1618年，努尔哈赤公开与明朝决裂，其斗争锋芒直接指向朱明王朝。是年四月，努尔哈赤召集部下，以“七大恨”为口实向明朝发起进攻，兵占抚顺、东州、马根丹三城及台堡500余处，所到之处纵兵掳掠。在抚顺之役中，努尔哈赤遣兵4000人拆抚顺城，将所得人畜30万散给众军，并将其降民编为一千户。是役，明军大溃，朝野震惊不已。
这一年，范文程年仅21岁。当努尔哈赤攻陷抚顺之际，血气方刚的范文程“仗剑谒军门”，自愿投效后金政权。努尔哈赤见范文程身材健硕、气宇不凡，心中大喜，随即询问其家世，范文程如实说出。听完范文程的陈述，努尔哈赤又问及天下军国大事，范文程对答如流，深得赞许。努尔哈赤当即收留范文程，并告诫手下人：“此名臣子孙也，其善遇之。”范文程从此追随努尔哈赤左右，参加了攻打辽阳、三岔、西平、广宁诸战役。
乍看起来，范文程毅然归清似乎不可理喻。仔细推敲，却是时势使然，合乎情理。范文程生在东北，长在东北，对努尔哈赤的崛起有亲身感受。范文程才智过人，熟读经史，对明衰清兴的态势不可能毫无察觉，史籍说他“熟于当世之务”，即可佐证。新兴的后金所显示的锐气与勇武，无不撩拨着范文程敏感的心弦，暗合着他建功立业的夙愿。与此同时，对明朝政治前途的惘然心态也笼罩着范文程。他不会忘记，曾祖父范镱刚直不阿，因与奸臣严嵩相忤，愤然辞去兵部尚书一职。父亲终身未仕，显然是对明朝中后期政坛昏暗、宦官专权的一种无言的抗争。当然，范文程归清并不是没有矛盾，作为接受儒学熏染的士子，科举及第在引诱着他，华夷之别横梗在他的心中；并不是没有顾忌，作为名门之后，归顺后金可能招致汉人的辱骂并因之玷污家门。但是，在生与死、理智与情感的较量中，在历史潮流与个人名节的抗争中，范文程审时度势，做出了主动归清的抉择。这是命运的抉择，也是理性的抉择。
天命十一年（公元1626年），一代英杰努尔哈赤去世，皇太极继承后金汗位，将次年改称天聪元年。天聪三年（公元1629年）四月，皇太极建立文馆，范文程入值其中。他追随皇太极征战四方，入蓟门，克遵化，招服潘家口等五城。在大安战役和遵化保卫战中，范文程勇敢杀敌，论功授三等轻车都尉世职。在刀光剑影中，年轻的范文程得到了战火淬砺，铸就了刚毅沉稳、勇往直前的性格，使他能够日后在戎马倥偬的岁月里从容指点江山、运筹大计。
千载良朵，躬佐开国
纵观范文程一生的功名事业，最具历史意义的，当推他积极劝导清廷帝王抓住千载难逢的时机，挥师入关，定鼎北京。
范文程抓住了李自成进北京后政局失控的时机，用汉民族改朝换代的传统，将后金政权以烧杀掠劫为目的的兴兵之举，上升到入主中原的战略目标。
顺治元年三月，李自成兵占北京，崇祯自缢，明朝灭亡。但是，这一重要消息并未马上传到关外。四月初，清廷决定派遣摄政王多尔衮率军伐明。多尔衮本人对这次出征的战略意图并不清楚，清廷上下甚至对清兵是否入关也众说纷纭。在此举棋不定之际，多尔衮首先想到了正在盖州汤泉养病的范文程，他立召范文程火速赶到沈阳，商议进兵大计。
四月初四，范文程上书多尔衮，竭力敦促清兵挥麾入关。他在书中慷慨陈辞，认为明朝国势已是江河日下，明朝气数已尽。中原百姓正在水深火热之中，期盼新的君主降临，以求太平盛世。如果此时犹豫未决，清兵徘徊于关外，那么中原之土地、人民必将为他人所有。这种形势，正所谓秦失其鹿、楚汉逐之，是建功立业、大展宏图的绝妙时机，“窃唯承丕业以垂休万祀者此时，失机会而贻悔将来者亦此时”。范文程特别强调，以往清兵入关伐明，主要是为了掠夺，烧杀掳劫，然后撤回关外老巢。这次军事行动肩负重大使命，旨在问鼎中原、一统天下。如果一如从前，则将失信于天下，彼以为我无大志，纵来归附，未必抚恤，因怀携贰。所以，上至将帅，下至兵卒，必须“申严纪律，秋毫勿犯，复宣谕以昔日不守内地之由，及今进取中原之意”。为此，范文程约法三章，“官仍其职，民复其业，录厥贤能，恤厥无告”，使清军树立起文明之师、威武之师的形象。
范文程的决策性大计很快得到了多尔衮和清廷的首肯。四月初九，多尔衮率领大军直扑山海关，范文程抱病随行。四月十三日，清军前锋渡过辽河，明山海关总兵吴三桂投书乞降，并告知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祯自缢的消息。范文程告诫多尔衮，当务之急必须借助吴三桂的力量打败李自成，否则定鼎北京无望。同时重申“兵以义动”，指出：“好生者天之德也，兵者圣人不得已而用之。自古未有嗜杀而得天下者。国家欲统一区夏，非安定百姓不可。”范文程一席肺腑之言，使多尔衮连声叫好，他传令部下，务必申严纪律，妄杀者当罪。
四月二十二日，多尔衮与吴三桂在山海关联手大败李自成军，然后马不停蹄，向北京方向掩杀而去。在进军途中，范文程草拟文告，声称“义兵之来，为尔等复君父仇，所诛者唯闯贼。师律素严，必不汝害”。清廷也借重范文程的声望，所有文檄皆署范文程官阶姓名，四处张贴，以收民心。
清军进入北京之后，百废待兴。“畿甸甫平，挞伐四出，文武甲兵，事无巨细，咸公综理之，案牍填委，昼夜立阙下，并观兼听，剖决如流”，充分显示出范文程全面的治国才干和清廷对他的器用。为了迅速稳定局势，范文程襄助多尔衮颁布了一系列得力措施：礼葬明崇祯皇帝，发丧三日；严禁清兵抢劫，对市棍地痞将所掠宫中财物列市叫卖予以取缔，禁止平民百姓以“搜捕逆贼”为名相互讦告；明官员照旧录用；废除明朝三饷加派，田赋悉照万历年间则例征收等等。范文程恪尽职守，夙兴夜寐，精明干练，为清廷安邦定国立下了卓越功劳。
力行汉化，满汉合流
在中国历史上，有许多个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所建立的政权。但这些相对落后的民族在以动力征服拥有悠久文化传统的汉民族时，也被博大精深的华夏文化所征服，最终与汉民族融为一体。饱读诗书的范文程是十分清楚这一点的。所以，为了巩固清王朝对全国的有效统治，缓和民族矛盾，使人口和文化均占劣势的满族能够长久的占据统治地位，范文程力主满汉合流，实行汉化。在他建议下，清廷不仅大量招降前明旧吏，还沿用中国自古的传统开科取士，取得了汉族地主阶级和广大知识分子对满族政权的好感。满汉合流在当时确是一个合乎时务的明智策略。
如何对待在人口和文化上拥有绝对优势的汉民族，是清廷面临的棘手但却无法回避的重大政治问题。当时，廷议甚多，莫衷一是。身为汉人的范文程力主满汉合流，实行汉化政策，从教育到政体各方面全面学习、吸纳汉文化的优长，显示出一位开国政治家的远见卓识。
招降明朝官员是范文程满汉合流策略的重要方面。早在天聪五年（公元1631年）进行的大凌河战役中，范文程就在招降明将方面崭露头角。天聪七八年间，皇太极委派范文程处理明降将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人受降事宜。崇德七年，明蓟辽总督洪承畴在松山战败被俘，范文程奉命劝降，获得成功。
清兵攻占北京之后，范文程建议清庭照旧录用明朝各衙门官吏，使他们在京内同、六部、都察院等衙门部以原官同满官一体办事。这一举措既可以在新旧交替的战争环境中维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又可以笼络、安抚一大批故明官员，使其效忠清廷。当时，故明尚书倪元璐的家属上书范文程，要求扶丧南归。范文程“立遣骑持令箭送至张湾，于是殉难诸臣之丧，多次第南归”。范文程以礼相待的宽柔行为，赢得了汉族地主阶级的普遍好感。
在如何选拔国家官员的问题上，范文程上书清廷，提出了四项标准，即“不论满汉，不拘资格，不计亲疏，取正直才守之人”，得到清廷赞同。范文程特别重视开科取士，争取汉族知识分子对清王朝的支持。在清军进发北京途中，范文程就提出了“恤其士夫，拯厥黎庶”的主张。顺治二年十月，全国大局已定。范文程又上书清廷，指出“治天下在得民心，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请求复开科举，扩大清廷政权基础。清廷采纳了范文程的建议，命他多次充任会试主考官。当时，清朝新建即开科取士，受到了汉民族广大知识分子的欢迎。
人们都称，满汉合流的政策实乃合乎时务的明智之举。意味深长的是，范文程戏称自己是“大明骨，大清肉”，现身说法，形象地勾勒出一幅满汉合流的生动形象。
政坛宿将，持盈以中
在中国历史上，诸多的开国功臣要么因为君王猜忌惨遭杀戮，要么为避锋芒，归隐田居，即便受到重用的，大多数也仅在开国君主在位期间。像范文程这样历任四朝，屡经权力倾轧而能自保的政坛宿将却不多见。我们仔细观察他的人生经历便不难发现：首先，作为一个汉人，范文程了解“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传统，他知道无论何时，都无法进入满清的统治阶层。面对内部你死我活的权力倾轧，谁输谁赢都与他的利益无关，于是以一种淡漠的态度冷眼旁观。这种守本分、避免与主子正面冲突，保持不即不离的政治策略使他一次又一次地躲过政治风波，成为历任四朝的不倒翁。
在清初政坛上，与外部血肉横飞的军事征战相伴随的是内部你死我活的权力倾轧，两者都同样让人惊心动魄！范文程以一个汉族投靠者跻身于其间，如果稍有不慎，就会断送自己的政治前途，甚至招致杀身之祸。然而，秉赋素强、沈毅多大略的范文程，却平安地历经了四代清王朝，并青云直上，官至宰辅，显示出他在险象环生的权力斗争中机敏过人的政治智慧和稳健老辣的从政经验。
崇德八年（公元1643年）八月，皇太极猝然离世后，立刻引发了一场争夺帝位的残酷斗争。王公大臣们分裂为拥立多尔衮和拥立豪格的两大阵营。妥协、平衡的结果是：以皇太极6岁的皇子福临继位，以亲王多尔衮、济尔哈朗辅政，宫廷争斗暂告平息。在这场宫帏内部的权力厮杀中，46岁的范文程明智地采取冷眼旁观的回避态度。他深深明白，无论是幼主福临还是摄政王多尔衮、正蓝旗旗主贝勒豪格取胜，都必须借重自己的政治才干。福临继位以后，确如他所料，丝毫没有动摇他在决策层的中坚地位。
当然，矛盾有时也难以回避。在进军山海关以及定鼎北京的过程中，声望日隆的范文程与贪恋权柄的多尔衮在政治谋略和军事进止上难免会产生一点摩擦。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八月，给事中许作梅等人弹劾多尔衮的宠臣冯铨，多尔衮恼羞成怒，一气之下革除了许作梅等人的官职。范文程虽然对许作梅等人深表同情，对多尔衮过分依赖冯铨等阉党多有不满，却避免与多尔衮发生正面冲突。直至多尔衮去世后两年，范文程才向亲政的福临进《睿王时劾冯铨罢官诸臣疏》，要求为许作梅等人平反。福临接受了他的奏议，谕吏部重新起用许作梅等人。
尽管范文程有意避开多尔衮的锋芒，但仍然不能化解多尔衮对范文程的羁系之心。顺治三年二月，多尔衮以范文程身体多病、不宜过劳为由，开始削夺范文程的权力。同年八月，甘肃巡抚黄图安呈请终养，范文程请求郑亲王济尔哈朗予以批准。多尔衮闻讯大怒，认为范文程应该先来请示自己，遂将其下法司论罪。此后，范文程仍襄助多尔衮处理军国大事，却处处小心翼翼，时常称病家居。顺治五年，多尔衮革去济尔哈朗亲王爵位，幽毙肃亲王豪格。在此前后，多尔衮命范文程与大学士刚林、祁充格删改太祖实录。范文程深知此事关乎身家性命，便托词养病，以避祸端。果然不出范文程所料，多尔衮死后被暴尸示众，刚林等人因篡改太祖实录罪被杀。范文程因涉嫌此事被革职留任，但由于他并非多尔衮党羽，不久便官复原职，得到福临的宠信，授以议政大臣的显赫职位。凭借丰富的政治经验，范文程又一次躲过了政治风波，没有成为清廷权力祭坛上的牺牲品。
顺治十一年（公元1654年）一月，58岁的范文程称病乞休，正式告别政坛。历任四朝的他，精明干练，成为历史上有名的政坛宿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