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公正之心荐才
李悝是战国时期政绩卓著的政治家。
李悝是由翟璜推荐才得到魏文侯重用的，两人因此关系特殊，而翟璜本人亦是一名非常优秀的人才。按常理，在魏文侯征求李悝意见时，李悝无论是从报答知遇之恩考虑，还是从有一个更强的政治盟友思索，都应推荐翟璜。
但李悝却出人意料地推荐了另一名竞争者魏成子。首先，这样做证明了李悝不结党，不营私，全心全意从魏国的政治需要考虑问题；其次，在魏文侯看来，李悝可能推荐对他有恩的翟璜，这就落入了俗套，超出魏文侯意料的答案给他以深刻的印象；最后，李悝举荐人才不唯亲，提升了自己在魏文侯心目中的地位，使他最终得到进一步的重用。
魏国攻灭中山国（今河北正定县东北），为了加强管理，魏文侯封太子击（即后来的魏武侯）为中山君。在翟璜推荐下，魏文侯也非常满意地命李悝出任中山国相国。到任后，李悝尽心尽力地辅佐太子，他走乡串户，了解民情，减轻徭役赋税，发展经济，健全法制，在较短时期内，中山国就走上了百姓安居乐业、社会稳定的正轨。太子击见李悝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非常高兴，便把李悝作为老师和朋友看待，经常向他请教治国之道。李悝也不推辞，倾其所学帮助太子。不久，太子击在向父王汇报中山情况的报告中，着实把李悝大大夸奖了一番。
几年后魏文侯派人把李悝召到宫中，想和他商量一件大事。魏文侯打算从翟璜和魏成子两人当中确定一人担任相国职务。由于两人都非常优秀，才干卓越，政绩突出，魏文侯一时拿不定主意，想起太子在报告中称赞李悝的种种言论，就想听听李悝的意见，让他帮忙出主意，李悝到魏都后，魏文侯让他坐下，把事情经过告诉了他，问道：“请您告诉我，在他们两个人中，由谁担任相国最为合适呢？”李悝站起来推辞道：“有道是地位卑下的人不应对地位尊贵的人说长道短，品头论足，关系疏远的人不便对关系亲近的人发表意见。论地位，我比他们二位低许多，论关系，我没有他们与您亲密。因此，不敢妄说。”
魏文侯见李悝有顾虑，再三恳切地说：“我知道您博学多才，为人正直无私，今天是专门请您来商量此事的，您不必再谦让了。”李悝见魏文侯态度诚恳，这才说道：“我在做子夏先生的学生时，先生曾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一天，子贡向孔子请教道：‘请问老师：在各诸侯国的大臣中，哪个最贤呢？’孔子不假思索地说：‘齐国的鲍叔牙、郑国的子皮最贤。’子贡不解，追问道：‘不对吧？齐国的管仲、郑国的子产才是最有名望的大臣呢！’孔子笑了，郑重地告诉子贡：‘可是，我听说齐国的名相管仲是叔牙推荐的，郑国的重臣子产是子皮保举的。却没有听说管仲和子产向国君推荐过多少人啊！’子贡茅塞顿开，心领神会地说：‘您的意思是说善于发现人才、全力推荐人才的人才是最贤的？’孔子意味深长地说：‘不错。善于识别人才，是富有智慧的标志；虚心推重人才，是仁爱宽厚的表现；极力引荐人才，是利国利民的壮举。做到了这三点，还有什么样的人能够同他们相比呢？’很明显，先生讲这个故事的目的是要让我知道，只有全力推荐人才的人才是最能干的。根据先生所教，我认为，看一个人的优劣高低，可从五个方面入手：看他平时亲近什么样的人；富裕时，看他接济什么人；显贵时，看他举荐什么人；困窘时，看他干不干非礼的事；贫贱时，看他拿不拿不义之财。”魏文侯听了，赞赏地点了点头，说道：“谢谢您的指教！我心中有数了。”
告别魏文侯，李悝刚回到住处，翟璜就前来打听消息：“听说今天国君向您询问相国的人选，最后定的是谁呢？”李悝坦率地说：“看来是魏成子。”
翟璜一直认为相国职位非自己莫属，一听说是魏成子，不禁有些气恼，质问李悝：“请问：我哪一点不如魏成子？西河郡（今陕西东部黄河两岸地区）的太守吴起是谁推荐的？是我。使邺城（今河北临漳县西南）获得大治的西门豹是谁推荐的？是我。讨伐中山国的乐羊是谁推荐的？是我。拿下中山国以后，没有合适的人辅佐太子，又是谁把你推荐给了国君？还是我。国君要给太子选择师傅又是谁推荐了赵苍唐？也是我。我所推荐的这些人，哪个没有为国家做出过重要的贡献？请问：我哪一点比不上魏成子？我又有哪一点对不起你了？”
听罢翟璜连珠炮似的质问，李悝并没有动怒，他理解翟璜的心情，也很感激翟璜的推荐之恩。他等翟璜平静下来后反问道：“您把我推荐给国君，难道是为了让我在国君面前替你要更高的官职吗？”翟璜不以为然，说道：“我是这样的人吗？”李悝也知道他不是这种人，为了让他心服口服，李悝耐心地解释道：“今天，国君把我叫去，问我在您与魏成子中，谁当相国最称职？我并没有正面回答他的问题，只是请他从平时、富裕时、显贵时、困窘时、贫贱时五个方面去观察和比较就行了，国君也很赞同我的看法。因此，我知道国君会让魏成子任相国。”
翟璜仍不服气，说道：“就是从这五个方面比较，我也不比魏成子差。”李悝了解翟璜，知道他心直口快，只要说清楚了，他也就明白了。于是，李悝又进一步表明自己的看法：“依我看，您比他差得太多了！魏成子的食禄是1000钟，自己只享用十分之一，其余的十分之九都用到为国家招聘人才上了。正因为这样，他才为国家赢得了子夏、田子方、段干木等高贤。对他们，国君把他们当成老师，尊敬他们，时常向他们求教，唯恐照顾不周。而您向国君推荐的那些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国君是当成手下使用的。就凭这一点，您就比不上魏成子。”
翟璜不是一个毫不讲理的人，一明白事理，马上认错。他认为正如李悝所言，自己的确有不少方面比不上魏成子。他向李悝拜谢道：“还是您的见解高明，都怨我平时孤陋寡闻，居功自傲，以致于错怪了您！”李悝也很佩服翟璜认错的勇气，两人自此成了好朋友。
辅佐文侯，变法图强
李悝胸怀济世之才，得遇明君——魏文侯是他改革成功的先决条件。由于李悝谦虚大度，善于团结同僚，减小了变法的阻力，使得变法得以顺利进行。但改革有序，先经济而后政治、军事的正确原则是成功的重要因素。
李悝为相国，准备对魏国进行全面改革。魏文侯问李悝：“我一心想使国家很快富强起来，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总觉得收效不大，您认为到底该怎么办才好呢？”李悝回答道：“国家富强的路有千万条，但最根本的、首先要做的还是发展粮食生产。民以食为天，要让百姓吃饱，国家有余粮，就必须想法多打粮食。”魏文侯又问道：“我正为这事焦急。如今人口增加了不少，可土地却没有增加，如何满足人们的衣食，如何提高产量，这些都是难以解决的问题，请问您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李悝没有立即回答这些问题，而是谈起了自己微服私访的事：“从国君您任命我当相国以来，我尽忠职守。为了了解民情，找到国家富强之法，我常常到民间私访，和百姓一起种地，一起耕田，听到不少议论。有的说徭役太重太急，弄得老百姓没有时间生产，有的说赋税太多，丰年都难维持温饱，更不用说荒年了。他们要求适当减轻徭役赋税，以便让他们有时间生产，能勉强维持生活。国君您看，他们要求不多，可我们却很少为他们着想。”停顿了一会儿，李悝转入正题，他为魏文侯算了笔账，“魏国的土地除山河、湖泊、荒原等以外，可耕种的土地有600多万亩。如果给种田人以适当的鼓励，让他们乐于耕种，把时间和精力投到土地上，精耕细作，每亩地至少可以增收3斗粮食，全国一季就可增产180万石。相反，如果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每亩就不止减产3斗。就是以这个数字计算，全国每季就要少收180万石。一正一反，相差360万石，更不用说徭役太重延误农时导致的减产了。”魏文侯听了连连点头。
李悝最后说道：“要使土地多产粮食，使国家富裕也并非难事，办法就是尽地力之效。这包括两个方面：其一，鼓励农民勤劳耕作，适当减轻徭役和赋税，给他们合适的利益，鼓励他们在原有土地上精耕细作，提高产量。再让他们开垦荒地，田间道旁的土地也利用起来，这样，土地的耕种面积还会扩大，增产粮食自然不在话下。其二，综合利用。鉴于我国粮食作物比较单一和欠收、缺粮的形势，我认为，一方面应引导农民根据不同的地势和土壤，选择不同的作物，将麦子、豆子，谷子等兼种、套种，充分利用地力；另外，能种瓜的种瓜，会栽桑的种桑，善植麻的种麻，真正做到人尽其才、地尽其力。”
魏文侯越听越有理，深表嘉许，果断决定让李悝全权负责国内的农业经济改革。李悝不负重托，立即着手起草文告，颁布国内各地，实行农业改革。为了增强改革实效，他经常亲率官员驱车奔行于各地农村基层，进行督导、检查。几年下来，国内粮食产量逐年递增，农民过上了比较安定的生活，国库的收入也大大提高。在改革过程中，李悝发现了一个问题，即粮食价格对农民生产积极性有很大影响。粮食多了，粮价太低，使农民的积极性逐渐消失。用粮的也不爱惜粮食，粮食产量又下降了。遇到荒年、饥年，粮价昂贵，一般百姓买不起，没有粮食吃，只得四处流浪。于是，李悝又奏请魏文侯，实行“平籴法”，即把丰年和饥年各分三等：丰年分大熟、中熟、小熟；饥年分大饥、中饥、小饥。按照年成好坏，确定应纳税额和农民自留粮的数额，然后由国家平价收购。到荒年饥年时，再由国家平价卖出。这样，好年景粮食大丰收，也不会再出现粮贱伤农的情况；遇到水旱灾荒的年头，也不致粮价昂贵，百姓买不起粮食。由于国家平价收购卖出，市场上粮价一直稳定，百姓不饥不寒，生活安定，国家赋税收入也有了相应保证。
在李悝的操持下，魏国实行“尽地力之效”和“平籴法”长达10年之久，魏国人民果然日益富裕。老百姓纷纷称赞魏文侯用人有方，称李悝是位好“管家”。
在实行经济改革的同时，李悝为了招徕四方人才，又大刀阔斧地进行政治改革。针对世袭禄位制度的种种弊端，李悝干脆废除了这种制度，推行“食有劳，禄有力，使有能，赏必行，罪必当”等一系列措施，按功劳大小，对国家贡献多少授予职位和爵禄。具体规定：不论贵族还是平民，只要有治国安邦的才能，都可以在朝廷做官，领到应得的俸禄；不论什么人，一律按照功劳大小安排职务；官员各司其职，有功者赏，有罪者罚，不准徇私；凡无功而又作威作福者，即使是贵族也必须取消其爵位和俸禄，由于执行了公允、平等和奖惩分明的原则，李悝的政治改革获得了巨大成功，不仅提高了国家机构的办事效率和人员素质，还极大地吸纳了各方人才，调动了举国上下励精图治的积极性。
李悝并不就此止步，为了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和维护改革成果，又在法律领域大展拳脚。他根据魏国的具体情况，参照以往的律令，吸收了各国法令中可取的部分，制定了一部新法典，即《法经》。这是我国第一部比较完整的成文法典。其内容分《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六部分。头两篇是《盗法》和《贼法》，分别对“盗”、“贼”的含义作了具体规定；《囚法》和《捕法》具体规定了惩治“盗”、“贼”的各种办法；《杂法》是关于盗取兵符、官印以及贪污等违法行为的惩治规定；《具法》是对量刑轻重的诸项规定。这部法典颁布实施后，对维护国家秩序起了重要作用。后来，这部《法经》被李悝的学生商鞅带到秦国，对秦国变法产生了重大影响。由于这部法典充分反映和代表了统治阶级的意志，从而成为后来历代封建统治者奉行的法典蓝本。
李悝深知，一个国家要富强，在各国中生存发展甚至称霸，仅发展经济、改良政治是不够的，还必须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眼见魏国军力不强、将士素质不高，李悝想进行改革，但自己在这方面并不在行，怎么办呢？李悝忽然眼睛一亮，何不请吴起帮忙呢？这位卫国出生的年轻人有雄才大略，尤其擅长打仗。记得当年他来魏国时，自己还曾助他一臂之力。当时，魏文侯问自己吴起如何，自己极力推荐道：“吴起这个人虽然贪名好色，但在用兵方面，即使大军事家司马穰苴也比不上他。”魏文侯遂用他为大将，派他攻打秦国。吴起不负重望，很快就攻下了5座城市。由于战功卓著，吴起后来又经翟璜推荐担任了西河太守。想到这里，李悝不禁笑了。于是，他派人找来吴起，共商军事改革的大事。在吴起的帮助下，李悝的军事改革又在魏国拉开了帷幕。
李悝的军事改革，除注重改善官兵关系外，其目的就是建立一支能征善战的常备军。为此，李悝对军士制定了严格的挑选标准：身穿三甲（上身甲、股甲、胫甲），肩负12石之弓，带50支箭，扛长矛、头戴盔甲，佩剑，备3天的粮食，半天行走100里。一旦选中，待遇也非常优厚，免除全家徭役，奖给田宅，这对于调动将士的战斗积极性起了重大作用。短短几年内，魏军战斗力大大增强，各国一时不敢与之争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