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改革甘冒奇险
无论哪一位执政者，都会为维护自己所占据的位置而服务。按理说，子驷改革败亡会对后继者产生影响，但子产却在执政伊始便义无反顾地走上改革之路。
春秋后期，大国争雄，小国图存。不改革就没有出路，只能灭亡，即使是诸如郑国一类的小国，也无法逆历史潮流而行事。然而时间不等人，早一步改革就早一步富强，迟了就可能因落后而被别国所灭。正因为如此，子产才甘冒风险力主变革，他这样做，是以有利于郑国为标准，最终使郑国由弱变强，由乱到治。
公元前543年，子产担任郑国执政，上台伊始，他即雷厉风行地划定封疆界线。
早在20年前，子驷也进行过这种改革的努力，但那次引起了暴乱。春秋中后期原来的井田制已经逐渐被破坏了，一些贵族肆意占有原来的公田，并将其变为私田，而且他们还掠夺了农民的私田，从而使代耕公田变成了徭役剥削。这导致各诸侯王国政府收入的减少，另一方面也引起广大人民和一部分没落贫穷贵族的不满。子驷封疆界线是将贵族“多余”的土地分给普通民众，这必然侵犯了既得者的利益，那些丧田的贵族发动了暴乱，子驷被杀，其改革也自然失败了。而子产的父亲也是在那次暴乱中牺牲的，因此他不会不考虑到改革的后果。
然而，这并没有能够动摇子产改革的决心，事实上，他的改革得到了大臣子皮的有力支持，郑国的强族驷氏、良氏也都支持改革。正是在这些强有力的后盾支持下，子产进行了田制的整理和改革。改革伊始，阻力很大。子产改革一年后，世人都唱道：“把我的衣帽藏起来，把我的田地围起来，哪个想要杀死子产，我愿意同他一起去。”群情汹汹，几乎又要酿成与20年前同样的暴乱。可是仅过了3年，郑国的生产得到了发展，而且土地不均的现象基本消除，人民的生活也日渐安定，富足。这时，人们又普遍地对子产的改革表示拥护，郑国人民又唱道：“我有了子弟，子产负责为我们教育；我有了田地，子产为我们种植；万一子产离我们而去，有谁能代替他呢？”子产的改革终于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体现出他的巨大的改革魄力！
在进行封疆改革后5年，子产又进行了“作丘赋”的改革，亦即按“丘”（十六井）征发军赋（包括车马、甲盾、徒兵等等），丘内新垦土田越多，分摊的军赋也就越轻，这一方面刺激了荒地的开垦，大大增强了生产力，另一方面也有效地增加了政府收入，有利于巩固政权。子产的这一改革，适应了春秋后期战争频繁、各国普遍加赋的趋势，无疑符合当时历史发展的潮流，有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
当然，子产的这次改革也同样遭到一些人的反对，如郑国都城的人诽谤他说：“他父亲横尸于路上，他自己就变成了蝎子的尾巴来毒害百姓，让这种人来治理国家，国家可怎么办呢？”子产听了之后，毫不动摇地说：“这有什么可害怕的呢？我所做的事只要对国家有利，就不会计较我个人的生死得失，全力以赴地办好。更何况我常听人说，一个推行善政的政治家，决不会轻易改变行政措施，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取得成功。人民不可以让他们太随便，政治制度不可以轻易改变。”他最后坚定地说，“我决不改变自己的行政措施。”如此坚定的意志，在春秋时期的政治家中是极其少见的，这也正是他改革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铸刑书”的创举
子产“铸刑书”，在中国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它是我国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部成文法，并公布于众。从当时来看，非同凡响。
公元前536年，子产在郑国铸刑书，把法律条文铸造在鼎上，公布于民众。这样，民众知道了用刑的准则，有利于约束自己，也利于限制贵族的不法行为。
此举在国内的反响并不强烈，倒是引起了其他诸侯国的关注。晋国叔向写信给子产表示反对，他在信中写道：“古代贤德的君王不制订刑罚是因为担心人民产生争议之心，处处以仁慈之心来救助人民，此外他们也鼓励忠诚之士，严惩放荡之徒。”接着他又写道：“夏商周都是由于政治纷乱才制订刑罚的，而刑罚完成之时，也正是衰乱之世。”他指责子产手握大权，首先是封疆界线，人民谩骂；接着又作丘赋而招致诽谤，现在又铸刑于鼎，“用这种政策治理人民，是治不好国家的”。最后，他警告子产说：“人民已经知道争端，他们就会舍弃礼义，而专于刑书。一点点小事都会斤斤计较地去争，如此下去，人民诉讼的案件反而会增多。为了争取胜诉而竞相贿赂，到阁下执政结束时，郑国也就濒临败亡了。据我所知，一个国家将要灭亡时，法令必然繁多，这也许正是对今天的郑国而言的吧！”
他的言论与后来孔子所持的反对意见如出一辙。孔子说：“民心全在刑鼎上，怎么还会有上下尊卑之分呢？朝野上下没有贵贱之分，又怎么治理国家呢？”要知道在此之前，只是贵族阶级的习惯法，也即所谓“礼”，而铸刑书以后，则是成文法。“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是天经地义的事，即礼只施用于贵族阶级，刑（即体罚）则施用于平民、奴隶。尽管这些革新措施遭到了旧贵族保守势力的反对，但子产始终坚定不渝地进行改革。
子产“铸刑书”及刑法公布于众的思想对当世和后世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继他之后，顽固反对成文法的叔向所在的晋国也于公元前513年，由大夫赵鞅“铸刑鼎”，将范宣子所作刑书公诸于众。到战国时期，各国在变法改革中都普遍制定了维护封建秩序的法律，并公布于众。此后，刑法公布，逐渐成为我国古代社会各王朝沿袭的法制传统。
在大国的夹缝中谋生存
子产始终从国家利益为重，执行“善事大国”的外交策略，在与大国的交往中，他始终不失国格与尊严，由于子产对周边各国的形势了如指掌，子产面对外交争端能够作出正确判断，以为郑国争取最大的权益。可以说，子产是不幸生活在小国里的一位大政治家。
公元前551年，晋平公以盟主的身份命令郑简公到晋国朝见，简公派子产前往。晋平公厉声责问子产：“郑国为什么要附从于楚国？”子产临危不惧，面对晋国君臣发表了一通声情并茂的演说，称自晋悼公以来，郑国与晋国关系友好，虽然有时不能不附从于楚，那也是因为晋国没有尽到保护郑国的责任。他接着严肃地指出：“假如贵国能安定敝国，敝国自然会早晚听从，根本就无须贵国来通知敝国朝贡；假如贵国不体谅敝国的困难，只是表面上说一些好听的话，那敝国自然不会接受贵国的命令，而且会断绝邦交而成为仇敌。”子产义正辞严的演说使晋平公自知理屈，再也不责备郑国了。于是，晋、郑两国重归于好。
两年后，范宣子掌握了晋国政权，就把附从晋国的各诸侯国朝贡数字增加，因而惹起郑国的不满。子产连夜奋笔疾书，写信给范宣子，劝他减轻盟国对盟主纳币的负担。这是一篇著名的外交文件。信中说：
“据我所知，君子治理国家，所担心的并非缺乏财货，而是忧虑没有好的声誉。假如把诸侯的财货都集中到晋的国库，那么诸侯就会对晋国产生二心；假如阁下也如此自私自利，那么晋国人就会对阁下产生二心……名誉是道德的基础，而道德是国家的基础，国家有了道德基础就不会败亡，阁下为什么不努力树立名誉呢？有好的品德内心就会快乐，内心快乐就会长久安定。……假如心存仁道来培养自己的品德，那么美名自然会传布天下。远地方的人会因此仰慕而来，近地方的人也会获得安宁。但愿能听到人民在赞美阁下，阁下实在是造福人民的恩人，而不愿听到人民说阁下夺取了他们的财物而据为私有。”
范宣子得信后，深为子产的言辞所折服，既高兴又担心，不得不减轻诸侯贡物的负担。这封信中，子产的外交辞令虽很委婉，却绵里藏针，以小见大，以理服人，把纳贡的利害关系讲得很透彻，从而完好地实现了郑国的外交目标，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郑国的地位和子产的声望。
由于吴国的强盛，吴国与楚国在江淮一带不断发生战争。楚国疲于奔命，加之晋国从中进行挑拨离间，自楚平王以后，已经无力经营北方了，因而郑国在外交上渐渐倾向于晋，并为了晋国攻伐陈、蔡、许等从楚的小国。公元前548年，郑国几乎将陈国完全消灭，此次行动原是为了讨得盟主晋国的欢心，所以子产待战争结束，便立刻去向晋国报捷。大概是晋怕郑强大的缘故，子产初到，晋侯就诘问子产为什么要侵略小国。子产则毫不含糊地反问：“现在大国多到拥有方圆五六千里土地，假如大国根本不侵略小国，它的国土怎么会有如此之大呢？”
公元前547年，楚康王为了替许国报仇，起兵讨伐郑国。大祸将临，郑国群臣都主张抵抗。子产却对郑侯说：“如今晋楚两国就要达成和议了，各诸侯国以后也得和平相处，楚王只是出于一时冲动才兴兵的，因此我们不如使他得逞而归，如此反倒容易促成晋楚两国的和平。”子展闻言有理，于是采纳了子产的意见。后来，楚国军队在郑国耀武扬威了一番，便班师而归了。郑国没有抵抗，也没有导致战争。
公元前529年，晋国在平丘会盟，以确立霸主地位，当时有不少诸侯国甚至周天子也派人参加。子产和子大叔陪郑定公参加了此次会盟。会上发生了贡献数目的争论，子产认为贡赋的分配应按照各诸侯爵位高低而有不同，郑国只是相当于男爵的诸侯，不应与公侯相等。他还略带诘难地说：“晋国索取贡献的命令没有哪个月会不来的，对于贡赋毫无限度，小国一旦无力缴纳，就会得罪晋国。各诸侯所以要参加会盟，正是为了保全自己，求得和平。如果贡赋毫无限度，那小国的灭亡也就指日可待。”最后他异常尖锐地指出：“小国是否会灭亡呢？这就要看此次会盟的结果了。”子产从中午一直争论到晚上，他的理直气壮，不能不使晋国考虑并最后接受了他的要求。
结盟之后，子大叔责怪子产说：“若是你的话引起晋国的反感，一旦出兵攻打我国，那我们抵抗得了吗？”子产回答说：“晋国政治纷乱，权力操纵在豪门手中，整天忙于内部的勾心斗角，哪还有闲暇来讨伐我们呢？更何况一个国家如果没有竞争意识，也会在无形中衰落下去，更不用谈什么国家势力了。”可见子产对于当时晋国六卿专政的情形是很清楚的，而且也强烈地体现了他始终以国家利益为重的爱国忠君思想。
晋国的韩宣子有一只玉环，另一只在郑国的商人那里。公元前526年，宣子出使郑国，他趁机要求子产给他配成一对。这本是韩宣子的私事，但郑国子大叔、子羽等都怕得罪了晋国，商量着要商人把玉环给他，但子产坚决不答应，并说：“如果大国的人随便向小国发号施令，小国都是有求必应地满足他们的要求，而一旦他们贪得无厌，那到时候用什么来源源不断地供给他们呢？”他尖锐地指出，“韩宣子是奉命出使我国的，可他却私下里要求得玉环，那他的贪心可就太大了，这难道不是罪过吗？”后来韩宣子私下里向商人购买玉环，业已成交，子产仍然坚决阻止。他说，政府与商人世代订有盟约；商人不可以背弃政府，政府不强买商人的物品；政府对商人不奢望、不强夺，商人有什么畅销的宝物，政府也绝不加以干涉。他还严正地对韩宣子说：“您为了一只玉环而向敝国提出要求，并且要敝国向商人强行购买，这等于是让敝国违背誓约，这种事我们怎么能做呢？您为了一只玉环而丧失一个诸侯，我想您是不会这么做的。”子产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终于说服了韩宣子，使他将玉环退了回去。后来宣子又在私下会见子产，并以宝玉和骏马相赠，说：“您规劝我放弃那只玉环，也就等于是赐给了我金玉良言而免我一死，现在我又怎能不用玉和马来答谢您呢？”这样，子产不仅维护了郑国的尊严，而且还提高了郑国的威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