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赋改革的前驱
民间素有“小九九”与大算盘之区分，都是在计较得失，关键来维护谁的利益。周忱理财以爱民为本，在治理苏州府财赋困窘时得以体现，推行均摊交纳耗米，改变了赋役不均的弊端，减少官田税额，减轻人民负担，改革漕运，扭转盐税亏损等，周忱的小范围改革措施得到了回报。张居正在《陈介事疏》中，指出豪强兼并，赋役不均、偏累小民是“耗财病民”的大弊。相同的历史弊病都曾出现在这二位理财能手面前，周忱走在张居正之前，但是他的局部变革并没有深刻影响历史，实属遗憾，但是后来嘉靖末年和隆庆年间的一些地方官员推行的改革和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正式推行，和周忱不能说没有联系。
宣德五年（1430年）九月，皇上因天下的财赋多得不到治理，而又以江南为甚，苏州一府，拖欠的租税达800万石，便想要找到有才干的重臣前往治理，于是由于大学士杨荣的推荐，升周忱为工部右侍巡抚江南各府，总督税粮。
他刚到时，便召父老来问欠税粮的原因，他们都说豪富大户不肯加交耗米，只好一并向小民征收，人民因为贫困只好逃亡，导致税额愈缺。周忱于是创行平米法，令均摊交纳耗米。他又请皇上敕令工部颁给铁斛，交给各县做为标准样式，将搞大入小出的粮长革除。按旧例，粮长有正副三人，每年七月赴南京户部领取勘合。工作完毕后，送回部里。他们往返的费用，都是征敛而来。周忱只设正副各一人，让他们轮流去领勘合。工作结束后，有关官员集中收回上交户部。百姓大为便利。周忱见各县收粮没有国局，粮长就在其家中贮存，便说：“这是导致拖欠的原因。”便令各县在水边设囤，每囤设粮头、囤户各一人，称为辖收。到有六七万石以上，才设粮长一人总管，称为总收。人民持帖到囤交粮，官员监督他们交纳，粮长只是照日期汇总而已。他还设拨运、纲运两簿。拨运簿记支拨起运的数量，预计所运粮食到京师、通州各粮仓的损耗，来定应支给的数量。纲运簿是由他们填写剥浅等方面的费用，回来后补偿给他们。应上交省库的羡余，仍存贮在仓库中，称为余米。第二年如果剩余多则加六征，到第三年加五征。
当时，太祖平定吴地后，尽将功臣子弟的庄田抄没入官，后来又厌恶富民的兼并，他们因犯罪而被没收的田产，也都被称为官田。这些官田的税粮，即按原来租簿所记的数量作为税粮来征收，所以苏州府的赋税比别的府为重，官田和民田的租总共是277万石，而官田的税额就占了262万石，人民不堪承受。
当时宣宗屡次下诏减少官田租额，周忱于是与知府况钟经过几个月的计算，将苏州官田租税减到72万余石，其他府也依次减少，人民这才稍得解困。宣德七年（1432年），江南大丰收，皇上诏令各府县以官钞平价收购粮食以备赈济和借贷，苏州于是购得米29万石。所以当时公侯的禄米，军人官吏的月俸，都由南户部支给。苏州、松江百姓转输到南京的税粮，每石加收费用开支六斗。周忱上奏请令就各府支给，贴给船价米一斗，所剩的五斗，总计总数有40多万石，再加上用官钞所购买的，一共得米70万余石，遂设仓库贮存起来，名叫济农。济农米除用于赈济和借贷之外，每年还有盈余。大凡纲运花费、风涛漂没、被盗挨抢，都可从这里借贷，待秋收之后再如数还官。至于修圩、筑堤、开河、浚湖所支的口粮，则不用偿还。耕种者来借贷，必先查清他家的各方面状况以及田地多寡，然后再借给，秋收后与税粮一起收回，遇到荒年再赈济。对奸顽不偿还的人，以后不再借给。他把这些都定为条例报告朝廷。在周忱任内，江南的几个大府，小民不知道有灾荒，夏秋两税不曾有拖欠，这都是周忱的功劳。
当时漕运粮食，军运和民运各半。军运由国家给船，民运则是租用船只，加以杂耗，每交纳三石粮食大约要多加一石，而往返需要一年，耽误农事。周忱与平江伯陈商议，决定民运到淮安或瓜洲水路边上后交兑，再由军队漕运到通州。运到淮安的每石加交五斗，运到瓜洲的再加五升。运到附近以及南京的卫所而没过江的，即仓交兑，每石加交过江米二斗，衬垫芦席也折成米五合交纳。由军人兑运，如果遇风延期到达，则令州县支给赢米。在瓜洲水边设粮仓，迁米去存贮，量支余米给守仓人。由此而漕运费用大大节省。
民间每年把马草运到两京，劳费难以估算。周忱请每束折成白银三分，在南京则将所折的银两就地买纳。京师百官的月俸，都要持帖到南京领取。米贱的时候，俸帖七八石，仅换得白银一两。周忱对检查出税重的官田、极贫的下户，准许其两税折成金花银交纳，每两抵米四石，解送往京师用来兑换俸禄，这样百姓出得很少，而官俸常足。嘉定、昆山等县每年要纳布，每匹重三斤，抵粮食一石。到他们解送上交时，因为线粗而被退回的达十之八九。周忱说：“布线细则重量必轻，而价钱更高。现在既然是论重量交纳，他们势必不会做得太细。请从今以后，不论轻重，只论长短是否符合规格。”皇上听从了。各府的驿马以及一切供应所需，原来都向马头领取，有了耗损，则马头就横征补买。周忱令每亩田出米一升九合，与秋粮同时征收，根据马的上中下价值给米。
正统初年，淮安、扬州受灾，盐税亏损，敕令周忱去巡视。周忱上奏令苏州等府，拨出余米一两万石运到扬州盐场，允许可以抵消明年的田租，灶户可以纳盐领取米粮。当时米贵盐贱，此举使国家得盐，百姓得米，公私大利。不久敕令周忱兼理松江盐税。华亭、上海二县拖欠的赋税达63万余引，灶丁逃亡。周忱认为田赋应养农夫，盐税应养灶丁，因即上书提出四项建议。皇上命从速实行。周忱因此减少灶户的运耗，计得米32000余石。也仿济农仓的办法，设置赡盐仓，将逃亡灶户的缺额补上。由此盐税大增。浙江应当造海船五十艘，朝廷交周忱计算费用。周忱召都城工匠来问，他们说一艘需要米1000石。周忱认为要成大事不宜舍不得花费钱财，他将每艘费用减去20石后上奏朝廷，竟得批准。
因小节而失大势
周忱是一个难得的好官，他为官勤勉、身体力行，平易近人，在税粮改制方面，显露出他超凡的才华，也遭来了同僚的妒恨，不得不全身而退。他的财赋改革也受到了破坏。
周忱一向追求简易。先前，大理寺卿胡概为巡抚，用法严厉。周忱一切都力求简易，来告发的人他常常不理。有人当面攻击他偏差：“您不如胡公。”周忱笑道：“胡卿奉敕令，责任在于祛除民害。朝廷委任我，只说要安抚军民。朝廷的授命不同而已。”他既久在江南，与官民已非常熟悉，情若家人父子。他每次行走村落，总是摒去侍从人员，与村夫民妇交谈，从容问他们的疾苦，为他们提意见和处理。他对待属下，即使是卑官冗吏，也悉心访求他们的意见。遇到有才能的长吏，像况钟和松江知府赵豫、常州知府莫愚、同知赵泰等人，他都推心与他们讨论筹划，务必尽其所长，所以事情无不得到实施。他常到松江视察水利，见嘉定、上海之间，沿江长满茂草，多淤塞水流，便疏浚上流，使昆山、顾浦等地河水，都迅流而下，冲开了壅塞的地方。闲暇时他单枪匹马往来江上，见到的人还不知道他是巡抚。前后经历宣德、正统二十年，朝廷对他的委任更专。他两遭亲丧，皇上都强令他出来理事。周忱因此更加发奋，发现利害必提出建议，而皇上对他也是言无不听。以至于周忱在一些他认为是小的方面的问题便自行处理，无所顾虑。到后来他见献身税充盈，更求进一步发展。修葺公舍学校、先贤祠墓、桥梁道路，以及崇饰寺庙道观，馈赠朝廷官员，资助过往客人，他都毫不吝惜。下级官员从中渔利，他也不甚过问，因此屡次受别人指责。
景泰元年（1450年），溧阳百姓彭守学又像尹崇礼那样攻击周忱，户部便请派御史李鉴等人前往各府调查。第二年又因给事中金达的建议，召周忱回朝。周忱于是自述道：“因臣奉有宣宗皇帝和太上皇的敕谕，允许臣相机行事，所以在支用方面臣不用再报告朝廷。现在彭守学上奏揭发，户部派官员去追查，实是臣出纳不谨，死有余罪。”礼部尚书杨宁说：“胡乱开支之用在于周忱，现估计剩下的钱财，都是取之于民间，百姓因此有的弃家逃窜的。请将正统以前的免予追究。”诏令批准这一请求，并将李鉴等人召回。后来言官还纷纷弹劾周忱，请把他正罪。景帝一向知道周忱贤明，大臣也多保护他，便只令他退休。
周忱被弹劾后，皇上命李敏取代他，敕令他不要轻易更改周忱的制度。但从此以后户部将所积存的余米收为公家赋税，储备粮食萧然无存。后来吴地发生严重饥荒，人民道死相望，租税又依旧拖欠了。人民更加怀念周忱不已，到处建生祠祭祀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