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关公显圣”
“关公显圣”由于其跨越时空的神奇功能，一直是历代各地关公传说津津乐道的主要内容。而“玉泉山关公显圣”一节，甚至被不愿说“怪力乱神”的明儒，写入了后世广为流传的《三国志演义》文本，也是构成后世“关公信仰”的基本依据。但若溯其根由，还得由一桩南北朝的佛教“公案”谈起。
现存最早“关公显圣”的记载，正是《全唐文》所辑董侹《荆南节度使江陵尹裴公重修玉泉关庙记》。除前引段落外，其中还有一段郑重其事谈及此事经过的文字：
“玉泉寺覆船山东，去当阳三十里，迭嶂回拥，飞泉迤逦，信途人之净界，域中之绝景也。寺西北三百步，有蜀将军都督荆州事关公遗庙存焉。将军姓关名羽，河东解梁人。公族功绩，详于国史。先是，陈光大中，智禅师者至自天台，宴坐乔木之下，夜分忽与神遇，云：‘愿舍此地为僧坊。请师出山，以观其用。’指期之夕，万壑震动，风号雷虩。前劈巨岭，下堙澄潭，良材丛木，周匝其上；轮奂之用，则无乏焉。惟将军当三国之时，负‘万人之敌’，孟德且避其锋，孔明谓之‘绝伦’。其于徇义感恩，死生一致，斩良擒禁，此其效也。呜呼！生为英贤，殁为神灵，所寄此山之下，邦之兴废，岁之丰荒，于是乎系……荆南节度工部尚书江陵尹裴均曰：‘政成事举，典从礼顺，以为神道之教。依人而行，攘彼妖昏，佑我蒸庶。而祠庙堕毁，廞悬断绝，岂守宰牧人之意耶。’乃令邑令张愤经始其事。爰从旧址，式展新规，栾栌博敞，容卫端肃。惟曩时禅坐之树，今则延袤数十围。夫神明扶持，不凋不衰，胡可度思？初营建之日，白龟出其新桥，若有所感。寺僧咸见，亦为异也。尚书以小子曾忝下介，多闻故实，见命纪事，文岂足征？其增创制度，则列于碑。贞元十八年纪。”
“晋永嘉三年己巳七月，邑地裂三处，各广三丈三尺，长百余步。”“（元）泰定三年丙寅秋八月地震。”
可知该处是地震区，也是古人附会神异之说的依据之一。董文引起关注的核心记述，则是天台宗大师智荆楚传法的一段经历，这也是佛教奉关羽为“护法伽蓝”，历世相传的主要依据。
智（538～597年）为天台宗四祖，实为创始人，世称“天台大师”。俗姓陈，字德安，祖籍颖川，后迁荆州华容。其父为梁朝显宦，十八岁投湘州果愿寺法绪出家，二十岁受具足戒。初从慧旷学律，后至大贤山诵《法华经》、《无量义经》、《普贤观经》等。二十三岁至光州大苏山拜慧思为师，学禅法，修行法华三昧。陈大光元年（567年）学成，到金陵讲授《法华经》等，传布禅法，大僚僧徒从之者众。陈太建七年（575年）入浙江天台建草庵，陈宣帝割天台山所在之始丰县之（调）以供寺用，又蠲两户农民之赋役供寺薪水。后应陈后主诏，请回金陵讲《大智度论》、《仁王般若论》、《法华经》等。陈亡，游化荆、湘二州，又往庐山说法。隋开元十一年（591年）应晋王杨广之请去扬州讲授菩萨戒，从上授“智者”之号，故又称“智者大师”。卒后杨广派人按其遗图于天台山下造寺，即帝位后赐名“国清寺”。所着有《法华玄义》、《法华文句》、《摩诃止观》各二十卷及《四教义》、《净名义疏》、《金光明文句》、《观音义疏》等。
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据柳顾言《天台国清寺智者禅师碑文》、灌顶《智者大师别传》、道宣《续高僧传·智传》，参以《国清别录》诸书，作“智年表”。记录他是在隋文帝开皇十二年（592年）年五十五岁时“坚请往荆襄”。十三年（593年）年至荆，答地恩，造玉泉寺。十四年（594年）在玉泉寺讲《摩诃止观》。十五年（595年）自荆下金陵，受晋王请，制《净名疏》。从情理推知，其建造玉泉寺，亦即“玉泉山关公显圣”之确切年份，应为隋开皇十三年，即公元593年。此可以纠正董文“陈光大中”的误记。
智是那一时代最有影响的高僧。道宣《续高僧传》卷二一谓智者大师门下“受菩萨戒者不可记称，传业学士三十二人，习禅学士流落江汉莫限其数。”其遗文第四则自言：
“于荆州法集，听众一千余僧，学禅三百。州司惶虑，谓‘乖国式’，岂可聚众，用恼官人。故朝同云合，暮如雨散。设有善荫，不获增长。”
可见他在荆楚一带传布的成绩。盖因荆楚巫风本盛，且山水湖泊地理阻隔，外来佛教遭遇困难尤多。智即本地人，熟知民风民心，建寺倡佛欲借助土着信仰心理，自是“题中应有之义”。后世佛教传人因而附会其事，正是聪明之举。灌顶是当时追随智者的传人，他曾记叙这次造寺情况：
“既慧曰已明，福庭将建，于当阳县玉泉山而立精舍。蒙赐额号为一音，重改为玉泉。其地本来荒险，神兽蛇暴，谚云：‘三毒之薮，践者寒心。创寺其间，决无忧虑。’是春夏旱，百姓咸谓神怒，故智者躬至泉源，灭此邪见。口自咒愿，手又略，随所指处，重云叆叇，笼山而来，长虹焕烂，从泉而起，风雨冲溢，歌咏满路。荆州总管上柱国宜阳公王积到山礼拜，战汗不安，出而言曰：‘积屡经军阵，临危更勇，未尝怖惧，顿如今日。’其年王使奉迎，荆人违觐，向方遥礼。”
“神兽”一语是否指当地土着奉祀的关羽，颇可寻味。可知智在玉泉山珠泉显示神迹，王积之言尤可为后世奉关羽为武勇之神作注。但并未提及智“梦化关羽”之事。
又董侹撰碑之时，荆州复建的其他佛寺，亦曾出现类似“神迹”。赞宁言：
“有天皇寺者，据郡之左，标异他刹，号为名蓝。困于人火，荡为煨烬……先是烟焰之末，殿宇不立，顾缁褐且亏瞻礼，密念结构，罔知权舆。禅宴之际，若值神物。自道祠舍滨江水焉，凡我疆畛，富于松梓，悉愿倾倒，施僧伽蓝。命工觇之，宛若符契。于是斩巨栋，干修楹，撑崖拄壑，云屯井构。时维秋杪，水用都涸，徒众敛手，块然无谋。一夕雨至，万株并进，晨发江浒，暮抵寺门。剞劂之际，动无乏者。其余廊庑床案，糜非幽赞。事邻语怪，阙而不书。”
当时的职守者，也正是命复关羽祠，且又以道悟为师的裴均，不为偶然。可知托言“神迹”，本为当时僧道创寺建观的常用借口，这样既可以远托神人，自高身份；又可以强指硬索，无须凭据，更容易获得崇道或佞佛的帝王官员许可。于是历代相传，算得佛门道流强索施舍的“不二法门”。
天台宗可谓第一个自觉实施“中国化”的佛教流派。它的学说以《法华经》第一卷“方便品”为据，大开“方便法门”，以调合儒、道两家思想。其三祖慧思以道家之成仙，为成佛必经途径，希望“成就五通神仙”，“为护法故，求长寿命。不愿生天及异趣，愿诸贤圣佐助我得灵芝草及神丹，疗治重病除饥渴。常得经行修诸禅，愿得深山寂静处，足神丹药修此愿。藉外丹力修内丹，欲安众生先自安。”而智也讲“意守丹田”一类道家调息之术，说“脐下一寸名忧陀那，此云丹田，若能止心守此不散，经久即多有所治。”这样讲求调气、炼丹和“不死之药”，无疑融会道家成分。所以陈寅恪曾直截了当地认为：
“如天台宗者，佛教宗派中道教意义最富之一宗也。”
作为最早与天竺所传教义有所区别的中国教派，天台宗融合儒、道，亦时势之所必然。说明后世以它藉关羽以传教，绝非偶然之举。
智死后其徒灌顶承袭法钵，玉泉寺一度由灌顶门下宏景为主持。他在初唐亦很有影响，宋之问有《送沙门宏景、道俊、玄奘还荆州应制（自注：宏景，玉泉寺僧。先是，景表请高僧十四人同住寺）》，诗言：
“一乘归净域，万骑饯通庄。就日离亭近，弥天别路长。荆南旋杖钵，渭北限津梁。何日舒真果，还来入帝乡。”
荆南旋杖钵，渭北限津梁。
何日舒真果，还来入帝乡。
法号还列于以“西天取经”闻名后世，唐太宗并为之修建佛寺的玄奘之前，可证当时玉泉寺之地位。在日本以弘扬佛法闻名于史的鉴真和尚，就是从宏景受具足戒的。
天台宗倡言“定慧双修”，故其门徒持戒精严，智着述亦多为戒律之说。但戒律的维持有时也不能全凭“定慧双修”，智、宏景的后代徒孙也许没有他们那样的道行，对于“慧根不定，六耳不净”的僧徒，有时也免不了要靠别的方式来示惩戒了，包括用关羽这样的武勇之将的神迹，来辖制心生贪嗔之徒。晚唐范摅《云溪友议》卷第三述玉泉寺时说：
“缁侣居者，外户不闭，财帛纵横，莫敢盗者。厨中或先尝食者，顷刻大掌痕出其面，历旬愈明。侮慢者则长蛇毒兽随其后。所以惧神之灵，如履冰谷。非斋戒护净，莫得居之。”其戒律森严可知。按葛洪《抱朴子》言：
其戒律森严可知。按葛洪《抱朴子》言：
“学道术乃令变形易貌，吞刀吐火，坐在立亡，兴云起雾，召致虫蛇，聚合鱼鳖，入渊不溺，蹴刃不伤。”
则“召致虫蛇”本为道家法术之一种。天台宗融道入佛，以巫挟禁，也不失为佛教“因地制宜”，落地生根之一法。今观初唐集成的《法苑珠林》所载各地传法灵验，率多本地人物事迹，就是明证。就连关羽生前的朋友兼对手张辽，也有类似记述。赞宁《宋高僧传》卷第十《唐扬州华林寺灵坦传》言：
“元和五年，相国李公墉之理广陵也，以峻法操下，刚恩少决。一见坦，郑重加礼，召居华林寺。寺内有大将军张辽墓，寺僧多为鬼物所惑。坦居，愀然无眹矣。”
可知至迟中唐时张辽墓地亦被划入佛寺，也曾被佛教认为疠鬼。随着关公“玉泉显圣”这个故事藉佛教和小说、戏剧广为流传，后随着关公“玉泉显圣”这个故事藉佛教和小说、戏剧广为流传，后世其他地区的庙宇也每喜自我作古，附会者众。如明人李维桢《重修关王庙碑》即言解州关庙“结祠传自陈、隋”。明末孙承泽《春明梦余录》也称京师关庙：
“在皇城地安门东者曰白马庙，隋基也。姚斌盗马庙在三里河天坛，亦隋基也。”
又言宛平县东成化十三年重建汉寿亭侯庙亦“皆隋基也。”都是以此传说，作为关公信仰起始的佛教依据。后话令说。
（第二节）护法北禅
天台宗后来传至湛然，约在开元、天宝间称“中兴”。其间又有禅宗北派兴于当阳，创立人神秀（606～706）亦重施智之伎，借“关羽显圣”神迹弘扬佛法。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卷之十六引禅宗《传灯录》云：
“大唐高宗仪凤年间，开封府尉氏县有一秀才，累举不第，三上万言策，皆不中选，遂乃出家，法名神秀，拜蕲州黄梅山黄梅寺五祖弘忍禅师为师，学大小乘之法。后云游至玉泉山，坐于怪树之下，见一大蟒风簇而至，神秀端然不动。次日于树下得金一藏，就于玉泉山创建道场。因问乡人：‘此何庙宇？’乡人答曰：‘乃三分时关公显圣之地也。’神秀拆毁其祠，忽然阴云四合，见关公提刀跃马于云雾之中往来驰骤。神秀仰面问之，公具言前事。神秀即破土建寺，遂安享关公为本寺伽蓝。至今古迹尚在，神秀即六祖也。”明人《历代神仙通鉴》卷一四所载亦同。自此关羽不仅皈依佛门，赞宁《宋高僧传》卷八《唐荆州当阳山度门寺神秀传》：
“释神秀，俗姓李氏，今东京尉氏人也。少览经史，博综多闻。既而奋志出尘，剃染受法……忍于上元中卒。秀乃往江陵当阳山居焉。四海缁徒，响风而靡，道誉馨香，普蒙熏灼。则天太后闻之，召赴都，肩舆上殿，亲加跪礼，内道场丰其供养，时时问道。于昔住山置度门寺以旌其德。时王公以下，京邑士庶，兢至礼谒，往尘拜伏，日有万计。自中宗孝和帝即位，尤加宠重。中书令张说尝问法，执弟子礼，退谓人曰：‘禅师身长八尺，龙眉秀目，威德巍巍，王霸之器也。’”
陈垣《释氏疑年录》载：“弘忍（602～675）禅宗五祖……俗姓周，蕲州黄梅人，一说浔阳人。七岁随道信禅师出家，受具足戒，后定居于黄梅双峰山东山寺，聚徒讲习，门人甚众，号‘东山法门’。”则弘忍逝后，神秀往当阳，应在武则天仪凤年间，而当时主持玉泉寺者正为上文谈到的宏景。这也许是神秀在当阳不得不另立山头，还不能开罪天台宗，反须附骥攀鸿的原因。他曾在玉泉寺挂单，所创道场在东七里的度门寺。这位神秀正是佛门着名禅宗公案中，因吟出“身是菩提树，心为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染尘埃”一偈，而为慧能“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心中本无物，如何染尘埃”超胜，失去了五祖衣钵传承的人，由此引出禅宗南北派争斗，另有一系列传奇可说。从神秀的经历、修养心性甚至当时术士所看重的相貌来看，他都不会久居人下，这次自立门墙的决心和声势都非同小可，“关羽显圣”之说，又得附禅宗北派的流布而传。
神秀传人普寂（651～739）恰好是关羽老乡，事见《旧唐书》卷一九一本传：
“普寂姓冯氏，蒲州河东人也。年少时徧寻高僧，以学经律。时神秀在荆州玉泉寺，普寂乃往师事，凡六事，神秀奇之，尽以其道授焉。久视中，则天召神秀至东都，神秀因荐普寂，乃度为僧。及神秀卒，天下好释氏者咸师事之。中宗闻其高年，特下制令普寂代神秀统其法众。开元十三年，普寂于都城居止。时王公世庶，兢来礼谒。普寂严重少言，来者难见和悦之容，远近尤此重之。二十年终于都城兴唐寺，年八十九。时都城士庶曾谒者，皆制弟子之服。有制赐号为‘大照禅师’。及葬，河南尹裴宽及其妻子并衰麻列于门徒之次，士庶倾城哭送，闾里为之空焉。”
《三国志演义》中曾出现过一位在汜水镇国寺和关羽叙过乡情，声言“贫僧与将军家只隔一条河”，后又在玉泉山结茅，以一句“颜良安在”喝破关羽的“普净”。是否实有其人，不见史载。我颇疑心就是这位曾住玉泉，而又声势赫赫之“普寂”的一音之转。唐沙门净觉撰《楞伽师资记》卷一：
唐朝洛州嵩高山普寂禅师，嵩山敬贤禅师，长安兰山义福禅师，蓝田玉山惠福禅师，并同一师，学法侣应行，俱承大通和上后。少小出家，清净戒行，寻师问道，造访禅门。行至荆州玉泉寺，遇大通和上（和上“即后世”和尚“）讳秀，蒙受禅法，诸师等奉事大师十有余年，豁然自证，禅珠烛照。大师付嘱普寂、敬贤、义福、惠福等照世炬灯，传颇梨大镜，天下坐禅人叹四个禅师曰：法山净，法海清，法镜朗，法灯明。”
则普寂有着于当世之名“法山净”。净觉是神秀的再传弟子，“俗姓韦氏，孝和皇帝庶人之弟也。”将“普寂”与“法山净”截头加尾另为之名，亦是小说家惯技。
唐代宗大历年间（766～779）普寂一系作为北宗正传，势力仍呈中兴之势。独孤及（725～777）《舒州山谷寺觉寂塔隋故镜智禅师碑铭并序》谈到当时北禅传法盛况时说：
“（神）秀公传普寂，寂公之门徒万人，升堂者六十有三，得自在慧者一，曰宏正。正公之廊庑，龙象又倍焉，或化嵩洛，或之荆吴。自是心教之披于世也，与六籍俟盛。”
可知普寂一派当时炎势。盛唐时玉泉寺已为名胜地，但“关羽显圣”事或在当地佛徒之外所传不广，或者往访文士不以为意，故张九龄、孟浩然、李白、元稹等咏计玉泉寺的诗作，所叙皆不及此。惟由周朴《宿玉泉寺》所咏景象：
“野寺度残夏，空房欲暮时。夜听瑗不睡，秋思客先知。竹迥烟生薄，山高月止迟。又登尘路去，难与老僧期”
以此观之，该寺一度曾残破冷落。而北派禅宗亦在安史乱后，在南派禅宗之神会的攻势下一落千丈。天台宗四祖和北派禅宗六祖共同创立的“关羽显圣护法”的神迹，也因此不彰于世。倒是《全唐诗》载有玄宗时人郎君胄题《关羽祠送高员外还荆州》一诗言：
“将军秉天姿，义勇冠今昔。走马百战场，一剑万人敌。谁为感恩者，意是思归客。流落荆巫间，徘徊故乡隔。离筵对祠宇，洒酒暮天碧。去去无复言，衔悲向陈迹。”
谁为感恩者，意是思归客。
流落荆巫间，徘徊故乡隔。
离筵对祠宇，洒酒暮天碧。
去去无复言，衔悲向陈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