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声明的是，三次登记不仅每次详略不同，而且同此登记对于供奉神像的填写也有详略不同，多数仅以“神像若干尊”笼统概括，且不分主祀配祀，造成了精确统计的困难。其次表列中“署为关帝庙者”首先包含各类关帝庙，包括虽然曾用以别的名称登记过，但也有一次以上以关帝庙名义登记在册者（比如第一次登记号171永寿寺关帝庙）；其次包括以“伏魔庵”、“三义庙”、“老爷庙”、“武圣庵”等名称出现的寺庙，但是没有包含“忠义庙”、“忠佑寺”，原因是供奉神祗情况记载不够确切。此外，还有一些专祀关公的庙宇（如第一次登记号273的弘慈寺、300福峰寺、304崇兴寺等）也没有统计进去。部分原因是庙宇呈现的杂祀状态非常普遍，不仅绝大多数庙观中佛道儒及民间杂神共祀一堂，连关帝庙中也呈现着多神共拜的现象，这都是在长期供奉中陆续增添的而形成的。本统计所以重在名称者，是充分考虑到建庙初衷及民间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北京一些着名寺观，如东岳庙就供奉有关公，但是也有一些供奉关公的着名庙观如雍和宫、厂桥西黄城根白马关帝庙、京师各城门瓮城内关庙（正阳门、东直门除外）等却没有登记在册。至于历代帝王庙、民国关岳庙等已与民国初期大量寺庙改为学校、机关一样，当时已经别用用途，也没有计算在内。网上一项资料表明，这些寺观今日仍存有建筑或部分甚或点滴遗存的仅有十四座（标注★者）。
从统计看来，1928年至1947年的二十年间，北京庙观总体数量上分别减少了25.1%和55.5%，供奉关公的庙观在绝对数量上分别减少了61.6%和69%%，但是其中署名关帝庙的比例则分别为48.06%、67.11%、57.06%，反而出现了上升趋势，且以抗战爆发，民族危亡的1936年比例最高，日本占领以后则略有恢复。这与日伪时期的宗教文化这册以及北京市民的坚持民族操守的情绪是否有关，值得再探。
如果再作深入探讨，则发现关公杂祀主要分布于一些乡里合祀的综合性小型杂庙之中，且多以三圣、五圣、七圣等名目与观音、土地、青苗、龙王、虫王、财神、火神等共祀一堂。在登记时人们以为尽人皆知，故这些庙观所尊神像大都语焉不详，而这些民间庙观又是缩减最明显的。谨据三次登记资料统计附表于下：
清末民初旗地官田纷纷易手，已经带来了京畿乡村社会形态的显着变化。这二十年中随着战争带来的人口大迁徙（包括随国民政府迁离、从军抗战、因劳工或其他原因离乡背井者），乡里社会形态已经遭受极大破坏，这类庙观二十年间仅及当初什之一耳，也是数量减少最为显着者。
二、庙产及规模
庙产是寺观日常生活来源所系，一般分为房产和地亩，前者用于瞻礼，后者用以维持生计。但是民国以后有力的供养人大幅减少，地亩面积变化甚大，已经不可能像雍正年间海淀上庄玉河村关帝庙那样，短短十余年间就由檀越施舍或者自置到地亩四百一十二亩之多。所以房产部分也多用以出租，或者为学校、机关租用或者占用。庙产性质分为私建、募建和公建三种，但是概念上绝非今日所谓私人所有、公共所有和集体所有。大地而言，私建包括个人、庙观所建，募建包含庙观、官方所建，公建包括合村、合街及同业公会所建。本表在规模上只列入了房产，以见出庙观建筑规模。以北京地区而论，十间以下至多一进院落，二十间以下可有两进院落，二十一间以上以至百余间者，则包括三进或者跨院群落。
统计说明，京师关帝庙或者供奉关公的庙观中，私建比例最大，其中甚至有若干“家庙”、“祖遗家庙”；其次是公建、合建者，证实城乡信善分布广泛。从规模上看，则大型庙观存留85.1%，几率明显大于中型（31.7%）和小型庙观（11.3%）。这也与当时社会动荡，乡里解体的状况吻合。此外部分大型庙观还有其下院，即主要庙观之下还管辖着若干小庙，如道教名观白云观就辖有太阳宫和宽街、西便门两座关帝庙，宝公寺、精忠庙和兴隆寺的住持也为同一人，再如万寿关帝庙、崇宁寺、东安门及五道营关庙，万春关帝庙与福峰寺、上堂子关帝庙与崇兴寺的情况也是如此。这种支持也是部分小型庙观得以支持下来的原因之一。
三、始建年代
前人曾言晚明京师城乡关庙已有百座之多，清代则屡现高潮。根据统计，这些庙观的始建年代分布如下：
其中所述唐建寺庙中关公供像当为后世所设，而所谓宋建关庙于史无征，当为自我作古所致。明代建庙共计158座（占总数的25.9%，其中注明“明健康”者，实无其年号），高潮在万历年间，洵非虚言。清代345座（56.5%），高潮在康熙、乾隆及道光、光绪年间。无考者92座（15.1%），似应计入明代或清前期。这种情况与前述崇拜关羽的几次历史高潮也大体吻合。
四、宗教背景
儒释道都崇奉关公，但是真正属于儒家的祠庙却没有从统计中反映出来。从统计看，佛教庙宇显然占据着绝对的优势（60.8%），道教只占4.4%，民间信仰（包括家庙）则占18.2%：
其中最为着名的正阳门关帝庙属于道观，这倒是与嘉靖立庙，万历以道教封号“关圣帝君”在此敕封天下关庙的情况前后一致。奇怪的是从登记情况看来，它与正阳门前1号观音庙的庙产登记人，都是同一位叫刘之维的人，而与东岳庙、白云观等京师最大的道教派系宫观无虞。
此外，从杂祀神只的情况，也可推测出地域或者民族特色来。如民国二十至二十三年《全辽备考》记述汉族祭典，即介绍说：
“乡村公祭者，则有关帝、财神、苗神、土地、山神、马王、牛王、青龙、五道、火神等祠。”
可知京师关庙杂祀，或其他杂祀庙观中普遍供奉关帝者，多与关外汉军习俗相近或者一致，黑龙江两志记述中所谓“陈汉军”者，当为逊清道光二十年“开边”政策实行，允许关内汉人垦荒初期的移民，故光绪十六年（1890年）俄人伊万诺夫斯基（А，O.Иваиовский）在东北地区作民俗调查时，发现其庙祀多为九神（关帝、黑脸龙王、红面火神、四首或六手马王、牛王、药王、虫王、苗王、财神）同供，而率以关帝为首的情况。但这些习俗在“闯关东”的山东、河北当地民俗中并不普通，其言“最后至者”则应为民国时关内汉族移民，说明这是清末开始出现的民间信仰。且大多散布在京郊乡村，尤其以海淀附近八旗聚居地相对集中，作为乡土信仰的代表，规模也较小。因此随着北京的近代城市转型改造，消失得也最为明显。
回念自晚明关羽崇拜成为国家信仰中心，并逐渐普及到社会各个阶层以后，“杂祀”现象便开始出现，“东林”、“阉党”都曾以敬拜关羽互相标榜，说明对于关羽崇拜体现的中心价值观念的理解出现歧义。这一方面固然是与中国尤其是道教体系的多神崇拜，尤其是实用主义传统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也说明儒学对于关羽崇拜的“超越性”核心价值理念发掘阐述不够。清代正式将关羽崇拜置于国家祭祀的中心位置以后，仍然浮于表面，加之满洲贵族由原始萨满转为喇嘛教，与中土道教及民间信仰混合，造成关羽崇拜虽在平面范围内进一步扩散，但仍然没有解决关羽神所以成为中华多民族信仰中心的价值-道德规范问题。所以越是混合多种信仰的“杂祀”，越是无所不能，应答十方的“灵应”，在某种意义上就越发削弱了关羽神作为历史人物的道德榜样，护卫国家民族的勇武刚烈不屈之精神象征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关羽神从来没有，也不可能做到像两河流域发源之“一元神教”如犹太、耶稣、伊斯兰等宗教那样，以其普适的价值-道德核心，展示持续出长久凝聚力的一个重要因素，关羽崇拜于20世纪西方列强的技术、文化双重冲击下逐渐衰落，也有其难以避免的历史-文化原因。
进入21世纪时，北京着手把海淀古镇夷为平地，建设“中关村高科技园核心区”，已为一片商务大厦替代。但就在紧靠全球规模最大的一家法国连锁店“家乐福（Carrefour）”的东南角，居然复建了一所关帝庙，在人来车往的繁华街道旁，寂寞孤独地矗立一隅。据介绍：
“中关村西区建设工地上保存完好的关帝庙，曾经是海淀古镇的一个重要景观。它始建于明朝，重修于清朝。古时的海淀，习惯在主要路口建设庙宇，这座关帝庙就是当年许多庙中的一座。从元朝到清朝，皇帝途经关帝庙来往于皇城与皇家园林之间，人们把这条御车辗过的石板路叫斜街。如今，斜街与关帝庙在中关村西区的建设中都保留了下来。”
但我揣想复建主持者当初的真实意图，也许更把关帝庙作为“财神”，来为今后中关村财富的持续增长留下一座膜拜之庙。可惜没隔两年，这座仅存庙宇也转租给一家公司作为茶座了。可知只晓得“利益最大化”的今日商家，已对传统价值体系隔膜的程度，实在令人摇首叹息。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中国历史-文化中关羽崇拜的研究发掘，绝非停留于复祀兴庙，感慨回味，而应当更加致力于道德-价值体系的整合及其现代性阐释，以便为中华民族的凝聚和复兴，寻求一个既具有深厚传统，普遍认同，又能够不断开掘，振发进取向上精神的人格象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