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重庆政府蒋介石惊闻张自忠殉国，立即下令第五战区不惜任何代价夺回张自忠遗骸。继任第59军军长的黄维纲率部再渡襄河，与敌激战两昼夜，付出了二百多人的伤亡，终于在方家集寻得英烈坟墓，开棺将忠骸起出，以上将礼重新装敛，灵榇由陆路由快活铺经荆门、当阳运至宜昌，停灵东山寺。消息传出，宜昌民众不期前来祭悼者逾数万人，全城笼罩在悲壮肃穆的气氛中。敌机在上空盘旋吼叫，却无一人躲避，无一人逃散。1940年5月28日晨，灵柩运至重庆朝天门码头，蒋介石、冯玉祥等政府军政要员皆臂缀黑纱，肃立码头迎灵，并登轮绕棺致哀。蒋介石更是“抚棺大恸”，在场者无不动容，蒋并亲自扶灵执绋，拾级而上，护送灵柩穿越重庆全城。国民政府随即发布国葬令，颁发“荣字第一号”荣哀状。将张自忠牌位入祀忠烈祠，列于首位。28日下午，蒋介石与军政要员和各界群众在储奇门为张自忠举行了盛大隆重的祭奠仪式。气氛庄严，极尽哀荣。蒋介石亲自主祭，同时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通电全军，表彰了张自忠一生的勋绩。随后国民政府在重庆北碚雨台山为张自忠举行下葬仪式。蒋介石题词“勋烈常昭”。冯玉祥题词“荩忱不死”，也与关羽“大义归天”后蜀、魏、吴争相给予礼葬的情形略同。
1943年周恩来还写了悼念专文《追念张荩忱上将》，其中说：
“张上将是一方面的统帅，他的殉国，影响之大，决非他人可比。张上将的抗战，远起喜峰口，十年回溯，令人深佩他的卓识超群。迨主津政，忍辱待时，张上将殆又为人之所不能为。抗战既起，张故上将奋起当先，所向无敌，而临沂一役，更成为台儿庄大捷之序幕；他的英勇坚毅，足为全国军人楷模。而感人最深的，乃是他的殉国一役。每读张上将于渡河前亲致前线将领及冯治安将军的两封遗书，深觉其忠义之志，壮烈之气，直可以为我国抗战军人之魂！”
这里所说的“忠义之志，壮烈之气，军人之魂”，不也正是关公精神的概括写照吗？张将军的女儿张廉云还回忆说，1983年她专程去当阳寻访父亲踪迹：
我们经过玉泉寺，先看珍珠泉。在山坡上见到一方形石柱，上刻：‘汉云长显圣处’，是明万历年间立的。顶蹲石狮，姿态生动。我们来到玉泉寺，一位上了年纪的僧人迎门站着等候。经介绍后，这位僧人双手合十，说‘我和张将军见过多次’。我惊喜万分又感不安，这实在是意外的相遇，却怎么能让明玉方丈迎候我呢！
“在方丈室，明玉方丈对我讲了他和父亲相识的经过。有一件事情他记得非常清楚，为维修被日寇炸毁的关陵庙，他找到父亲，希望军队能支持些木材。父亲立即答应，给关陵拨去木材。我听了此事，非常理解。父亲最崇敬关公、岳飞、文天祥，要维修关陵，他一定会尽力帮助的。”
以张将军身处时代和所受教育，他对于关公勇烈精神是绝对不会陌生的，这件发生在当阳玉泉寺的轶事，也算是百代之后两位英烈的惺惺相惜吧！
（第五节）北京关庙的衰落
如果从1900年“庚子国变”，八国联军攻占北京算起，五十年间中国经历了两次重大的社会转型，其中还遭遇了一次持续十四年的外国武力入侵，受尽屈辱，可谓“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两次转型的宗旨都是融入国际社会，实现“近代化”（今人称为“现代化”），“弃旧图新”，方向大体也一致，而且愿望决心一次比一次更为猛烈。其中最重要的动因之一，便是20世纪20年代中日学者开展的“中国历史分期讨论”。讨论虽然严格限制在学术届范围中进行，但由于自觉运用马克思“社会发展五阶段论”作为指导，其结论却套用了日本将“明治维新”以前的社会状态归结为“封建社会”的说法，其结果直接影响到社会上的激进派精英，将晚清称之为“半封建，半殖民地”阶段，遂争相以“破旧立新”为皈依，决裂传统为亟命。中华民族历经千年逐渐形成的传统道德基准及其价值体系受到严厉的批判、摧毁，也就是意料中事了。
于是神州大陆上关公信仰也开始急剧衰落。这种衰落在历史上究竟呈现出怎样一个过程，今人似乎都心知肚明，毋庸分证。但是站在百年以后，中华民族有望全面复兴的另一个崭新起点，略作回顾，也未始无益。
近年随着北京旧城的消失，怀念老北京的漫兴文字也明显增多，其中谈及关帝庙的也有数篇。一篇题为《众寺之首关帝庙》的文章说：“据民国二十五年的《北平庙宇通检》统计，八百四十座庙中，关帝庙有三十三座，位居第一。清《乾隆京城全图》中，记载有关帝庙一百一十六座，仍居众庙之首。”又有《老北京为何最多关帝庙》介绍说，“仅老北京城里，专供关公和兼供关公的庙宇就有一百一十六座。”“铁老鹳庙：在宣武门外铁老鹳胡同（今铁鸟胡同），清光绪二十八年二月十八日建。其殿顶置放用来驱赶鸟雀的铁雀二，可以随风摆动，故称铁老鹳庙。”另一篇《关帝信仰与老北京的关帝庙》则说，“供奉道教伏魔大帝也就是佛教伽蓝的关帝庙竟有二百六十七座之多。也就是说，老北京的寺庙中有百分之十六都是供奉关圣帝君的。”此多得于耳食，揣摩之言，当不得真。还有人据统计资料郑重其事帝总结说：
“北京的寺庙数量众多，在全国堪称首屈一指。清朝乾隆时期绘制的京城地图上，共标出内外城寺庙1027处。其中观音庵87处，如果加上供奉观音的白衣庵21处，共108处，居众庙之首。其次是关帝庙88处，真武庙42处，还有天仙庵29处，伏魔庵26处，龙王庙12处，等等。”
作为政治文化中心，北京庙宇数量多，是很正常的。只是作者显然不知道“伏魔庵”也是以供奉关帝（伏魔大帝）为主的庵堂。以其提供的数据两相比较，不但关帝庙比观音庵多出一处，伏魔庵也比白衣庵多了五处，共计一百一十四处，且不说关帝庙还有别名“老爷庙”、“武圣庙”、“三义庙”等名目了。以此观之，显然至迟从乾隆间开始，京师关帝庙便稳“居众庙之首”了。此外京师关帝庙还因数量太多而屡有别称，如西城太平桥的“鸭子庙”、南城自新路的“万寿西宫”、前门外珠市口的“高庙”、安定门的“红庙”、东直门的“白庙”、东安门城根的“金顶庙”等。有人说“‘红庙’可能与关公的红脸膛有关，白庙可能与‘白马关帝庙’的简称有关”，则纯属揣测之言了。
其实想要厘清这些问题，倒也并非毫无端倪，恰好北京市档案馆出版了《北京寺庙历史资料》，裒辑有民国十七年、二十五年及三十六年三次登记在册的北平特别市寺庙资料，聊可弥补此项缺憾。需要指出的是，这三个年代都充满着动荡，分别对应北伐军进逼京畿，冯玉祥驱走张作霖（1928年）；日军占据冀东，北平爆发“一二·九”运动（1936年）；抗战光复之后国共和谈分裂（1947年）之时，每次登记都未能尽善。故这三次登记不仅有着连续性，也具有互补性。笔者不惮劳烦，综合整理出来，附于文后，也算是黄仁宇对于中国历史叙事缺乏“数字化管理”遗憾的一点补偿。这里先谈一点统计所得：
一、关帝庙数量
首先是关帝庙数量的变化，包括占有的比例增减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