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知章嘉已将关公看做是汉地的大战神。从用“札喇”来称呼关公，不难看出关公在藏族宗教文化中的地位。第二句源于关公从佛教大师受戒而成为佛教护法神的传说。第三句中作者将“云长”二字用藏文对应直译为“真仁”，“真”意为“云”，“仁”意为“长”，后面“加波”二字在藏文中一般称王、国王、皇帝等，这里当是“关圣帝君”之“帝君”的翻译。说关公出于“色氏”，不知所据何典。按色氏是古代藏族四大姓氏之一。第三、第四句实际上是指名迎请关帝及其属下神灵光临祭祀处，也表明了祭祀的对象，这在藏文祭祀文献中一般称为“请神”，字面意思可直译为“唤神”，要指名点姓喊叫，以免发生混淆。接下来两句是请关公等享用祭祀者所奉献的丰盛祭品。最后几句是向关公“托付事业”，包括祈求帮助修炼圣法、提供顺缘、佛法广弘、国泰民安、瑜伽师徒施主平安等。
章嘉活佛传记还自述乾隆元年（1736年）他从西藏返回北京，途经四川一座名叫襄陵的大山，住宿当晚就梦见被一位红脸大汉请到山顶，献上食品并说：“此地以下的汉地都属于我管辖，给我布施食物者在西藏也有不少，特别是后藏的老年高僧一再供给我饮食。从今天起，我要做你的保护者，明日你在途中将遇小难，吾可排除。”次日途中果然受到猴子的侵扰，但无大碍。章嘉第二次赴藏途经当地，在山下献酒祭祀红脸大汉时，出现一只老虎，一直将章嘉一行送到山后。后来章嘉住在北京，再次祭祀过红脸大汉。章嘉第一世札巴悦色生于青海互助红崖子张家，后改称“章嘉”。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封为“灌顶普惠广慈大国师”，蒙古各旗奉法“均尔一人之力，黄教之事，由藏东向，均归尔一人掌管”。自此成为格鲁派在内蒙古地区的最高教主。故能与达赖（主前藏）、班禅（主后藏）和哲布尊丹（主外蒙古）四大活佛并称为“黄教四圣”。
支持三世章嘉写作《关老爷祈供文》的济隆活佛，也与藏传佛教中关帝崇拜有关。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八世济隆意希洛桑丹贝衮波出任摄政，驻藏大臣参赞海兰察等捐款在拉萨城郊磨盘山南麓为其修建寺庙作为佛邸，乾隆帝赐名“卫藏永安寺”（藏语意为“功德林”），成为历世济隆活佛驻锡地，因而济隆又称为“功德林活佛”。此寺恰恰依傍着福康安、和琳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刚刚复建的关帝庙山下，不为偶然。藏族学者苏发祥说，根据藏文史料记载，福康安修建拉萨关帝庙拨银七千两，就是全权委托八世济隆经办，责令卓尼第巴·格桑南杰及李善堂业等负责施工的。故至今磨盘山关帝庙，仍然归功德林养护管辖。三世章嘉和七世济隆既然都是乾隆朝最为倚重的藏传佛教首领，他们对于关公神的推重，并将关公神引入藏传佛教供奉的重要神灵，也反映着乾隆本人对于关公的推重。
此外三世章嘉的传人三世土观活佛还言及六世班禅罗桑益西（1663～1737）幼年所写《王子义成证道记》中，亦言曾得一红脸者之帮助，并允诺要做他的保护神。身处乾隆崇尚关公的高峰时期，三世土观撰述的《安定三界的大皇帝关云长的传说及其祈供法·激励事业雨露之龙声》也顺势将关公信仰正式植入藏传佛教供奉。其中心意旨是颂扬关公，祈祷吉祥，教导人们恭敬“三宝”。从祭祀文中可以看出，在藏传佛教里，关公是万能的，其职责无所不包。跟其他的截传佛教护法神一样，关帝最主要的职责是消灭或制伏各种邪恶势力，即报害佛法、传播疾病、引起争斗等灾难的各种魔鬼。从“托付事业”的内容及祭祀者的心态看，祭祀者（即上师）与护法神的关系是微妙而复杂的，上师并非是一味的膜拜者。上师在请神等时与自己的本尊相应，是以本尊的面貌出现的，故上师有能力招请护法神，让护法神做自己的助伴，为其特殊的目的服务；护法神受上师的招请，享用祭品，受人钱财，自然要替人消灾了。另外，“托付的事业”并非单纯是为了上师本人，而提到了国泰民安及众生的幸福，这也体现了悲天悯人的大乘精神和土观本人做为一名受到清王朝重用的高僧的职责。
藏族学者冯智还进一步介绍说：
“清军驻藏由于分布点较多，凡清军驻地（兵营）又多建有关帝庙，形成了在西藏的关帝庙群文化。据统计到上世纪60年代初，关帝庙在西藏尚存有十来座之多。当年清军除在拉萨建有札什城和磨盘山关帝庙之外，还在定日、工布江达、昌都等地建造了几座汉式风格的关公庙。见于史籍的还有：一是拉萨城东南方向的关帝庙。据《卫藏通志》载：‘拉撒（拉萨）东南噶勒丹寺相近，其楼阁经堂佛像，与大小昭相似，内供关圣帝君像，传云唐以前其方多鬼怪为害，人民不安，帝君显圣除之，人始蕃息，土民奉祀，称尊号曰革塞结波。’二是后藏札什伦布寺旁的关帝庙。为康熙年间平定西藏后所建，史称‘西藏自入版图以后，即其地建帝君庙，历昭灵应。’乾隆时驻藏大臣和琳曾做翻修，至今正殿门上仍悬挂着1794年和琳所书‘慈悲灵佑’的匾额。三是山南泽当关帝庙。位于泽当镇西，东南靠贡布尔日山，北临雅鲁藏布江岸。为18世纪留居当地的汉民所建，当地俗称‘汉神殿’或‘格萨拉康’。四是藏北嘉黎关帝庙，康熙年间常驻嘉黎（此地为通拉萨之路）之清朝绿营兵丁所建，被当地人称为‘加拉公寺’（汉神庙），‘文革’被毁。”
此外川康滇边境沿传统兵道和商道还散布着很多关庙，形成另一条关公信仰的祭祀带。
（第六节）其他民族崇奉
从现存元代碑刻来看，元朝为关帝庙建庙立碑者不仅有蒙、汉官员，而且还包含女真、维吾尔族官员。如巩昌府关庙的世代供养人就是陇西汪氏家族。其先为阴山（今内蒙大青山）汪古部族，为金朝属部，隶西京路，故元人称出于“山西将种”；其中一支徙居巩州盐川（今甘肃陇西），先人世为其长，因取汉姓汪氏。金元之际家族首领为汪世显（1195～1243），字仲明，以军功擢千夫长。巩州为金边防要地，置元帅府统军戍守。正大二年（1225年）因平元帅田瑞谋反功，先后授领同知平凉府事、领陇州防御使。六年，改兼巩昌府（巩州升）治中，转同知，兼参议帅府机务，佐知府兼总帅，金亡前授便宜总帅，为秦、陇地区最大军事组织首领。入元后论功授为巩昌便宜都总帅，赐虎符，军民财赋皆听其裁决。统领二十余府州，辖土包括今之甘、宁全省和陕西、四川之半，面积之广为各地汉人世侯所不及。世显死，忽必烈追封陇西公（1262年）；元英宗加封陇右王（1320年）。汪氏五代人与元朝相始终，“为官者一百八十余人，其中王者三，公者十”，号为“三王十国公”。文渊阁四库本同恕《榘庵集》卷三《关侯庙记》谓：
“皇元戊午（蒙哥汗九年，宋嘉熙元年，1258年），汪忠烈公神交千载，概遗构，毁撤首，营正殿，于后授兵告伐，应捷如响。贞肃公敬成先志，有严像设，躬荐苹藻。文贞公又绘东西序。”
据《元史》本传，这里提到的“忠烈公”为汪德臣，即世显次子。中统三年（1262年）谥忠烈，追封陇西公。“贞肃公”即其侄汪惟正，喜从文士论议古今治乱，尤喜谈兵，卒谥贞肃。另揭傒斯奉诏撰写《敕赐汉昭烈帝庙碑》言：
“前辽阳行省平章政事，今中政院使哈喇特穆尔相，以私钱若干，而殿堂门庑，像设器物之属无不备。元统元年（1334年）九月十日，为请于上降香币，以落其成。明年三月六日，又言之奎章阁侍书学士实喇卜使奏，命臣傒斯纪其事于石，而上皆从之。”
以年代职衔合观，偈奚斯所述之“哈喇特穆尔”应即《续资治通鉴》卷二百七《元纪二十五》“元统元年”条之“达尔玛”；“实喇卜”应为《元史》列传十一《哈剌亦哈赤北鲁传》述其六世孙“沙剌班”，均为畏兀儿人。这也说明大元混一天下，也将关公信仰传播到其他少数民族中。
当年忽必烈是先灭大理，后入南宋的。因此随军入云南的军队也把关公信仰很早带入云南。天启《滇志》记载：
“大理府关王庙，在府治西南，元时建。”
此为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兴建关庙之始。明军进入云南仍之。嘉靖《寻甸府志》言：
寻甸府关王庙：在府西北一里许凤梧。所官每岁祭旗纛于此……祀旗纛、关王、关索，扬威振武，以靖地方……关索庙：去府治六十里。大门三间，正庙三间，穿堂一间，寝室三间。具庙记。
其中引人注目的是关索独立建庙，也与元明时流行的关羽之三子“花关索征南”有关。万历二十五年《贵州通志》：
“普定卫关索庙：卫南四十里。昔关索领兵征南至此，有神应，乡人遂立祠于山巅。（元口口海夏言诗：云领千重海翠涌，将军祠庙爵嵯峨。金戈铁马何年事？王玺朱口此地过。西望险如秦道路，南征只为汉山河。艰难远适悲游子，感激临风发浩歌。）又关索行祠：城南关外。”
乾隆元年《云南通志》：
“澄江府关帝庙：在府城南……关索庙：一在府城西北；一在江川县城北一在州城北。关岭，又名龙骧将军庙；一在新兴州城东南。”
又雍正五年《宾川州志》言：
“杂异：神威退贼：明正德间，宾川州北力角三营遇贼，村人皆避，惟卜御、连环二人持棒与贼斗，人谓其必死。顷之，贼奔退。后村人追得一贼，问之。贼曰：‘彼时见关圣，绿袍赤马，挥刀下来，是以逃也。’”
也是“显形助阵”，与内地传说无异。按滇黔一线关索祠庙及地名极多，但花关索其人于史无征。我有专文考探其始末渊源，文长不赘。
关公信仰风俗在西北民族中也有展现。民国《大通县志》：
“大通县元朔山：去县城东南三十五里，人称北武当。石磴盘梯，川流萦带。山顶有太元宫，即关帝庙，故土人又呼老爷山。此外古庙不可胜计，盛夏花浓，名野芍药，每逢天贶，士民游集，称大会焉。”
大通今为回族土族自治县，有汉、回、土、藏、蒙古等二十五个民族。这个活动虽然富于道教色彩，但也有喊“佛号”的仪礼。
此外，新疆察布查尔县的锡伯族是当年奉命由东北整体迁徙至此的，向视关公为最崇敬英雄。清代每个牛录都建有关帝庙。纳达齐牛录关帝庙已有一百五十多年历史，始于浑巴什尔河战役与张格尔叛匪激战，关羽从天而降，迅速扭转了战局。锡伯营官兵一千五百人铸钟一口置于靖远寺内，钟扣铸有关羽头形，钟身刻有“忠义神武仁勇灵佑诸神帝君”铭文，以示边防将士对于国家的忠诚和对于关羽的敬仰。每逢农历五月十三日各牛录军民还要在关帝庙内举行“磨刀节”等各类庆祝活动，名曰替关公磨刀，以激发民族忠义、勇武、团结的风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