须知此处“观世音”（或作“完立妈妈”、“万历妈妈”、“佛托妈妈”、“赫托里妈妈”等）本为一人，这就是前述万历李太后自称的“九莲菩萨”。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已明言：
“明万历之太后，关东旧称‘万历妈妈’。盖其时明兵正盛，我祖议和，朝臣执不肯行。独太后坚意许可，为感而祀之。”
这与民国六年《沈阳县志·祭礼》所言“世谓清太祖请神像于明，明与后土，识者谓为献地之兆；再请，又与观音、伏魔画像，故宗祀之。一为朱果发祥女，一为完立妈妈”的说法大体一致。但是“请像”说法其实并不确切，只是此事真相本为清室不宣之秘。大体而言，建州女真本为明廷属卫，努尔哈赤亦曾接受过明廷赐封。《清史稿·太祖本纪》言：
“邻部古勒城主阿太为明总兵李成梁所攻，阿太，王杲之子，礼敦之女夫也。景祖挈子若孙往视。有尼堪外兰者，诱阿太开城，明兵入歼之，二祖皆及于难。太祖及弟舒尔哈齐没于兵间，成梁妻奇其貌，阴纵之归……己丑（万历十七年，即1589年）冬十月，明以太祖为建州卫都督佥事。”
据统计他曾七次进京，而李太后在通州建立“景命殿”，就是以观音、关羽为之“保国”、“护国”的。推测可能是太后奉佛，予外藩来朝赐以后土及观音、关羽（伏魔）佛像。董其昌曾言万历四十二年敕封关羽为“伏魔帝君”，也是托言“圣母降梦”的。据《清太祖高皇帝实录》记载，努尔哈赤是在万历四十六年（天命三年，即1616年）四月十三日以“七大恨”告天誓师，征伐明朝的。所以“请神像”的具体时间如与努尔哈赤进京时间契合，则以万历三十六年十二月（已赐“护国”）的可能性最大。
进一步证实关羽崇拜深刻铭入满族习俗中的重要证据，是满族的“堂子”祭仪。早期努尔哈赤讨平满洲各部，都要先破“堂色”（即堂子），“掠祖像、神器”，类于“扫庭犁穴”。同时建立自己的“堂子”。时人记载说：“五里许，立一堂宇，缭以垣墙，为祀天之所”。凡有征伐等大事，都亲率诸贝勒等前往祭祀。天命六年（1621年）在辽阳筑新城（即东京城）为都，就曾设堂子祭天。天命十年（1625年）迁都沈阳，复在沈阳建堂子，以为祭天之所。《养吉斋丛录》云：
“顺治元年，建堂子于长安左门外，玉河桥东。元旦必先致祭于此，其祭为国朝因循用旧制，历代祀典所无。又，康熙年间定，祭堂子汉官不随往，故汉官无知者。询之满洲官，亦不能言其详。”十足满仪，绝无汉风。《满洲祭神祭天典礼》、《清朝文献通考》十足满仪，绝无汉风。《满洲祭神祭天典礼》、《清朝文献通考》及奕赓《佳梦轩丛着》等辑录了大批萨满仪典的祝辞。《满洲祭神祭天典礼》尝载乾隆上谕言：“若我爱新觉罗姓之祭神，则自大内以至王公之家，皆以祝辞为重。”其卷首言：
“坤宁宫所朝祭者，为释伽牟尼佛、观世音菩萨、关圣帝君；所夕祭者为穆哩罕、画像神、蒙古神。”
其中一年数季，一月数日，一日数次祷神，均需呼喊“关圣帝君”。在《坤宁宫月祭仪注》中明确神像供奉：
“供佛之髹金小亭，连座奉安于南首启亭门次，于神幔上悬菩萨像，又次悬关帝神像。均于大炕上东向供奉。”
坤宁宫每岁春、夏、秋、冬四季献神，神前祝辞，也要祈求关羽保佑。报祭、大祭的朝祭，祝辞也大体相同。此外清廷还有名为“求福”的特殊宗教活动，也称为“柳祭”。其所供之神为“佛托妈妈”，宫中尊为“佛里佛多额莫西妈妈”，大体相当于汉族所说的子孙娘娘。祭祀前，有司先斫求高九尺、围径三寸的完整柳树，安设于坤宁宫户外廊下的柳枝石上，上悬钱帛、彩纸、彩绸等。皇帝、皇后要向其行礼求福，萨满要按规定的宗教仪式祭祀，祈祷。在这里，关羽竟然又变成了保护生育之神，与佛托妈妈一起，保佑清朝的子孙繁衍、昌盛。其神前的求福祝辞，也要恳切呼唤着关圣帝君等神灵。这种习俗也许与前述宝卷将无生老母与关公视同母子的信仰有关。可以见出关羽在满族年节及日常生活中的形象以及出现频繁程度，显然与当时流行的三国小说戏剧了无干连，而是深植心灵的信仰，本民族的护佑神灵。祝辞最后几句兼顾吃喝养颜，祈求可谓细致入微，就更纯为私祀，无关国本了。除了对于神灵呼唤仍然带有原始风味外，其余文字显然经过熟悉汉文典籍之人润饰，于此可知满族崇信关羽，的确与其萨满教信仰体系攸关，深入到了民族骨髓之中，这与明廷实用主义的敬奉，已经判然有别。值得注意的是，满洲堂子祭频频呼唤的名义是道教封号“关圣帝君”而非“关玛法”，亦非雍正列入国家崇祀之称号，显然是承袭明代而来。而其列入国家仪典之事，后文续论。
民初满人改汉姓时，皇族以“金源氏”之后，故大多改姓了“金”，而满族八大姓氏之一的正红旗满洲哈达瓜尔佳氏，则改姓了“关”。这既是取其音近，又寄寓着仍然崇信关羽忠义的意思。可知关公信仰影响之深，可谓沦髓浃肌，不可磨灭。
（第五节）藏传佛教中的关公信仰
除了汉传佛教系统之外，中国还有另一个重要的佛教系统，这就是藏传佛教，这也是藏、蒙、满等民族共同信奉的宗教。故置于此章独立论说。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已有数篇探究藏传佛教与关公信仰关系的论文发表，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数据，作为继续探索的起点。可惜他们毫无例外都忽视了元代萨迦、明代噶举统治西藏时期的的情况。
十七世噶举派大宝法王噶玛巴乌金·钦列多杰关于“关公与楚布寺的因缘”的一段谈话：
“历史上记载，第五世大宝法王噶玛巴，被明成祖永乐皇帝迎至南京住了三年，由那时起这护法便来到楚布寺，从此就有此修持仪轨，当时可能称此护法为‘噶玛汉神’。西藏格鲁派、宁玛派等几个大师也曾着作修持此护法仪轨，在拉萨更有一个关帝庙……我幼时的文法老师，对三国时期的故事颇有兴趣，时常提起三国的故事，我也很欢喜听老师所说的故事。他对我说：‘从前在楚布寺，也供奉关公，但文革之后便式微，你该要恢复这仪轨。’”
按楚布寺位于堆龙德庆县境内，距拉萨约七十公里是噶玛噶举派的主寺。1256年蒙哥汗赐予二世噶玛巴一顶金缘黑帽而得名“黑帽派”。从此逐渐形成以楚布寺为中心的活佛转世传承系统，而为西藏其他教派沿袭，成为世界独一无二之宗教制度。
明成祖朱棣继位后，确曾召请年仅二十岁的噶玛巴到京会见，并封噶举派教主为大宝法王、萨迦派为大乘法王、格鲁派为大慈法王。至今西藏档案馆还存有三件明代原始文档，都是诏封噶举派法王的。他们与明廷的关系也一直延续到万历年间。蒙古俺答汗归顺明廷后，曾请求派遣藏族喇嘛去蒙古传布佛教，在万历六年（1578年）请宗喀巴弟子根敦主巴的第三世呼毕勒汗锁南嘉错去到青海，赐给他以大批礼物，并封赠以“达赖喇嘛”称号。崇祯九年（1636年）蒙古固始汗发兵结束了第巴藏巴的统治，并以全藏十三万户尊奉格鲁派五世达赖，从此格鲁派（俗称黄教）开始占据藏传佛教的领导地位。
藏族学者才让《藏传佛教中的关公信仰》和西藏民族学院陈崇凯《藏传佛教地区的关帝崇拜与关帝庙考述》两篇论文都介绍说，藏文史籍《如意宝树史》里记载说，由五世达赖亲笔所写的《尊赞神祀供文》中已经明确叙述了西藏民间普遍信奉的赞神来历：
“来自汉地，且随文成公主成番域守护神，于松赞干布前做许诺之，鲁赞大威力者，愿往积崖山之住地。”
五世达赖还重塑了赤尊赞的形象，使他成为红脸金甲、威风凛凛的将军，从形体上与关帝更为接近。故其后土观活佛也认为关帝与尊赞应出自同一心识。护法护财，祈雨平安，也正是关公神在中原乡里地区的职司功能。拉萨奔巴日（汉语宝瓶山）为赤尊赞道场。每年藏历年正月初三，拉萨的男男女女都到山顶插旗、挂幡，祈请这位护法神保佑风调雨顺，六畜兴旺、家宅平安。藏历五月十五，称为“南瞻部洲烟祭日”，居民们则爬山头煨桑祭神。才让还介绍说，在布达拉宫中最多的是有二十只手臂的赤尊赞及他神仙妻子的画像。赤尊赞是西藏发生内乱时被佛祖派来的西藏人的保护神，因此达赖喇嘛把关公看做仁慈的赤尊赞的化身，并非偶然。后来西藏民间传说中，赤尊赞就是文成公主最早由长安带来的觉卧佛像之守护神，开始将赤尊赞附会成汉地的关圣帝君，遂与元代传入的战神关帝混为一体。
又清人《卫藏通志》卷六《寺庙》言：
“拉萨东，二日，山南萨木秧地方，有俗称桑鸢的喇嘛寺，相传至今一千四十三年……内供关圣帝君像。传云：唐以前，其方多鬼怪为害，人民不安。帝君显圣除之，人始蕃息。土民奉祀，称尊号‘格塞结波’。”
“俗称桑鸢的喇嘛寺”即桑耶寺，位于山南扎囊县境内，始建于公元762年（唐代宗宝应元年），建成于779年（大历十四年），是藏传佛教史上第一座佛法僧三宝俱全的寺庙。
才让文章又指出：关公与藏传佛教的护法神尚论多杰东都（意为“降魔金刚”）也是同一心识。从“尚论”二字来看，松赞干布因迎娶文成公主，后世称汉人为舅，“尚”者即舅之义，而“论”之意即“大臣”，这与关公做过汉王的大臣一致；而“东都”意为“伏魔”，也与关公封号“三界伏魔大帝”相符。另据陈崇凯说，藏传佛教中还有一个与关公形象近似的赤面煞神叫“赞卡尔”，也可简称为“赞”。其神像常被以血或红色染之，这也成为关帝神像易于被藏族接纳的另一因素。
现存藏传佛教明确供奉关公的仪轨，见于第三世章嘉活佛若必多吉的《文集》中《关老爷之祈供法》。《祈供法》先扼要地讲述了煨桑祭祀仪轨，提到了煨桑用物、煨桑者应有的心态、所使用的咒语和手印等，其后便是对关老爷称之为“札喇钦”的祈祷用语，译文如下：
“统领中国大地的大战神，自己曾应诺要守护佛法，/出于‘色’种称为云长帝，大神眷属等临此地而安住。/血肉饮食似大海汇集，及无漏甘露加持请享用。/请做瑜伽圣法修炼之助伴，息灭所有违缘而助顺缘无余成，/使佛法广弘国境平安，瑜伽师徒及献资施主等，/无论住家、外出、做事皆平安，愿做心意似法成就之助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