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金人敬奉
前文披露金代关公《义勇武安王位》像，证实金人入主中原，也接受了关公信仰。这是一个颇有意思的现象：宋、金水火之势，何以共同崇拜关羽？我以为至少有以下几个原由：
第一、金朝同北宋一样，把盐业作为国家财政的基石，自然会延续北宋的关公崇拜。在占领解池后，解盐“钞引则与陕西转运司同鬻，其输粟于陕西军营者，许以公牒易钞引。”其行销区域为“河东南北路、陕西东、及河南南京府、陕、郑、唐、邓、嵩、汝诸州。”正是中原与南宋对峙的前沿各地。宣宗兴定四年（1220年）面临宋、蒙古及西夏兵夹袭，还曾“以河中西岸解盐旧所易粟麦万七千石充关东之用。寻命解盐不得通陕西，以北方有警，河禁方急也。”可见金人犹如宋人，亦对解州池盐倚重之深。因此宋徽宗时暄腾一时的“关公斩蚩尤”的传说，以及由此带来的关羽崇拜，也应当一直延续到金。元杂剧有“关羽斩蚩尤”的剧目，源于祭赛的山西运城地区的锣鼓杂剧至今仍有该剧，据认为本属宋代村落百戏之一。正因如此，关公故里民间传说开始与戏曲、话本相互作用。除前述解州常平村传为关羽母亲投井处金代瘗塔铭碑外，还另有记载“祖塔”修建经过的碑文《汉关大王祖宅塔记》：
“义勇武安王世祖解人，兴于汉灵帝中平元年甲子，辅蜀先主，佐汉立功。伏以大王勇略，天资英谋神授，尽忠义于先主，不避艰难，弃富贵于曹公，岂图爵禄？当时志气，曾分主上之忧；今日威灵，犹赐生民之福。今者本庄社人王兴将一千五十四年前祖塔重修加完葺，伏愿神灵降佑，一境之中，万事清吉，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开为纪略，记大王威德之万一。深负惶恐。大金大定十七年丁酉三月十五日，张开谨言。”
末署“直下封村柳园社王兴立石”。关羽纪念地俱在他乡，其父母殉身成仁的义举，无疑会加强关羽形象的完整性和亲情感，亦为“关王故里”和“关王诞辰”的新传说奠定了基础。
关羽事迹当时影响已远极他乡。元人碑记有同恕关于巩昌府（今甘肃陇西县）《关侯庙记》，记述“相传金大定间，西兵（按指西夏）潜寇，城几不守，乃五月二十有三日，见若武安状者，率兵由此山出，贼骇异退走。随即其地而祀之。”并记述了金人设像崇奉的情况：
“上焉有国，封之为武安王，庙之为义勇，为显烈；下焉郡邑乡井绘而为图，众以时享，绘而为像，字以常尊。至僧廛道聚，亦皆寓以香火。”
这也应当是平水金刻关像行销的市场基础。此外王恽关于河南汲县《义勇武安王祠记》中谈到的“县治即故尉司公廨，内旧有武安王祠。莫究其所始，而可见者金泰和初信武将军完颜师古重加修饬，昭默祷而答灵贶也。”可知金人对新建关庙亦有热情，且不止于山右一隅。今存五个省市范围的方志碑记中，还多少留下了金人修建关庙的记述。
第二、时代及社会环境与汉末相近，而发端于北宋的“正统”之论也已在金占领地区发挥影响，关羽好读《左氏传》就受到特别赞颂。《乾隆解梁关帝志》卷三载金代田德秀《嘉泰重修庙记》文，就已谈到：
“昔汉火灰冷，群龙斗野。曹操以奸雄之心，挟天子以令四方，窥图神器，坐拟西伯，虽名为汉相，实为汉贼。先主以汉之宗室，禀宽厚之姿，负英雄之气，下将解黔首之倒悬，上则惧高、光之不血食也，屈体待士，冀完旧物。公于是时，意谓予曹则助贼为虐，逆也；予刘则辅正合义，顺也。于是委质于先主，如云风之从龙虎，左右御侮，周旋艰险，有死无二。及董督荆州也，降于禁，戮庞德，梁、郏、陆、浑，遥受印号，威声赫然，震迭华夏……于戏！士穷见节义。方曹氏势炽，炎刘力弱，事君不忘其本，见利不失其义，是岂增、布可同日论哉？……叙公之忠节休烈，亦将律天下后世之为人臣者。”
特别提及关羽“平昔好《春秋左氏传》”，以褒扬其“好学通古，深识远见，又有大过人者”，还应与理学北渐有关。宋、金一度南北睽隔，学术间不相交流。金朝原尚北宋“王学”，有“国初经术，祖金陵（王安石）之余波”的说法。但金末理学已随宋金使者开始传播到北方，与北方原有的二程洛学传人结合起来，发生影响。晚金甚至贵族也开始习学《春秋》，金人刘祁《归潜志》卷三曰：
“术虎遂士元，先名玹，字温伯。女直纳邻猛安也。虽贵家，刻苦为诗，如寒士。喜与士大夫游。初受学于辛敬之，习《左氏春秋》，后与侯季书交，筑室商水大野中。恶衣粝食，以吟咏为事，诗益工。时余在淮阳，屡相从讲学。迨北兵入河南，被命提兵戌亳州，已而亳乱，见杀。”
可以看作习《春秋》而尚“忠节休烈”的明证。
第三、金人虽然日益汉化，但北地汉人在社会大动乱之际犹思光复汉室，因而赋予关羽以特殊意义。据载，金兵占领河东时，曾下令：
“今随处既归本朝，宜同风俗。亦仰削去头发，短巾，左衽。敢有违犯，即是犹怀旧国，当正典刑。不得错失，付逐处。”
这令后人联想到六百年后女真人以“留发不留头”引起的江南大反抗。河东士民曾反抗割让，进行过坚决的抗金斗争。《关帝志》卷四艺文下辑有金国张珣《义勇行》诗曰：
“忆昔天下初三分，猛将并驱谁轶群。桓桓胆气万人敌，卧龙独许髯将军。威吞曹瞒欲迁许，中兴当日推元勋。惜我壮缪功不就，竟令豺兕还纷纷。血食千年庙貌古，岁时歌舞今犹勤。君不见天都、灵武巢未覆，抚髀常思汉寿君。”
此诗作者及着诗年代俱不可考。仅“竟令豺兕还纷纷”、“天都、灵武巢未覆”二语，可供推测其时当晚金内政外患纷乱之际，约与田德秀文相当。但本诗以“抚髀常思汉寿君”为结句，语虽不通，但其中之“汉”自具有特别的符号意义。
按“汉人”之称，虽源于“五胡乱华”，却大盛于辽、金、元之际，与“契丹”、“女真”、“党项”或“蒙古”、“色目”等形成对举，尤其见于辽金元之典章制度，因而唤醒中原人之民族意识，证据之一如辛弃疾词《鹧鸪天·有客慨然谈功名，因追念少年时事，戏作》“燕兵夜娖银胡碌，汉箭朝飞金仆姑”，正以“燕兵”与“汉箭”对仗。尤其是北地旧族竞相以“汉”为宗，遂有“汉寿君”这样并不规范的称呼。流播日久，以至“汉”与“寿亭侯”分离，甚至有造出此类印绶以冒充古董者。这个问题首先出现在南宋，《云麓漫笔》卷之五及《容斋四笔》卷八的有关记叙，就是此类问题开始模糊的明证。这些轶事，从另一面证实了辽、宋、金、元时期民族冲突中，关羽崇拜亦是汉民族意识觉醒的产物。此题涉及颇多，下文专论。
我曾依据各地方志记载，对于宋金之际关庙的修建情况制作了一幅地图，图标中坐像为传唐人所建，立像为南北宋所建，头像为金人所建，以供读者观其大概。
（第二节）蒙人尊拜
从很多迹象看，宋代以后关庙都呈现出道家主祀，或者儒道合流，共同敬奉的现象。但《元史》中的一条孤兀特立的记载，颇令史家棘手，所以鲜有治元史或蒙古史的方家探及：
“世祖至元七年（1270年），以帝师八思巴之言，于大明殿御座上置白伞盖一，顶用素段，泥金书梵字于其上，谓‘镇伏邪魔获安国刹’。自后每岁二月十五日，于大明殿启建白伞盖佛事，用诸色仪仗社直，迎引伞盖，周游皇城内外，云‘与众生祓除不祥，导迎福祉。’岁正月十五日，宣政院同中书省奏，请先期中书奉旨移文枢密院，八卫拨伞鼓手一百二十人，殿后军甲马五百人，抬舁监坛汉关羽神轿军及杂用五百人……首尾排列三十余里。都城士女，闾阎聚观……岁以为常，谓之‘游皇城’。或有因事而辍，寻复举行。夏六月中，上京亦如之。”
自八思巴介入蒙古皇室事务，元初宫廷法会供奉，仪典又表现出浓烈的佛教色彩。但何以会抬舁“汉关羽”为“监坛”，成为这样盛大游行的中心呢？陈寅恪认为八思巴为蒙古历史撰写的《彰所知论》于蒙古族历史及文化影响至巨：
“《彰所知论》者，帝师为忽必烈太子真金所造。其书依仿《立世阿毗昙》之体，捃摭吐蕃旧译佛藏而成。于佛教之义固无所发明，然与蒙古民族以历史之新观念及方法，影响至深且久……蒙古民族其文化精神之所受于八思巴者，或转而在此不在彼，殆亦当日所不及知者欤！”
又在详细比较了《元朝秘史》、《拉施特集史》、《魏书·高车传》、《北周书·异域传》及《元史·太祖纪》的“感生神话”变迁过程以后，得出了一个结论：
“可知《蒙古源流》于《秘史》所追加之史层上，更增建天竺、土蕃二重新建筑，采取并行独立之材料，列为直贯一系之事迹。换言之，即揉合数民族之神话，以为一民族之历史。故时代以愈推而愈久，事迹亦因愈演而愈繁。”
陈氏复举《彰所知论》卷上《情世界品》中土蕃王、蒙古皇帝的世系与《蒙古源流》比勘，发现《蒙古源流》记载之帝系与《元史》本纪说法的异同。其中《蒙古源流》仿照土蕃王族与佛教结缘之托祖的写法是：
“始成吉思，从北方多因国，如铁轮王。”
这样的记述，分明是将成吉思汗托言为天竺战神北方毗沙门天王。前文已论及毗沙门天王战神功能已在宋代转为关羽，金人仍之。而元时毗沙门已演变为汉传佛教中的“北方多闻天王”。而据史载成吉思汗亦类关羽，非常重视孝亲、重义、守信。尤其在“重义”方面，还有“仁义”、“礼义”、“通义”、“情义”、“侠义”等多个侧面，《蒙古秘史》都有故事世代相传。“并把‘忠诚信义’作为处理内部各方面关系的根本指导原则。”故八思巴为忽必烈行“镇伏邪魔获安国刹”时所舁神像，或者混杂有对于成吉思汗的崇拜在内。这恐怕也是元代皇室在全中国厉行关羽崇拜的因由之一，不过不为汉传佛教、道教和汉族信众所知罢了。
这种佛教仪典后世或仍踵继，不过名目略有变化。《元史》本纪卷二十九言：
“（泰定元年二月）甲子，作佛事，命僧八百人及倡优百戏，导帝师游京城。”
请注意“倡优百戏”之说，说明仪典已经世俗化演艺化，犹如民间祭赛。后来迭经演变，盛大的“游皇城”的宫廷佛事法会成为京师民间“赛关王”，由密宗虔敬繁复的佛事法会演变为汉人酬神娱人的传统“祭赛”、“游神赛会”庆典。元末人着《析津志辑佚·岁时》言：
“（五月端午）南北城人于是日‘赛关王会’，有案，极侈丽。貂鼠局曾以白银鼠染作五色毛，缝砌成关王画一轴，盘一金龙。若鼓乐、行院，相角华丽，一出于散乐所制，宜其精也。”
“关王画”也许正是豪华版的唐卡。案“貂鼠局”为元代特有御前供奉之机构，则“赛关王会”活动虽然减退了藏传佛教及宫廷色彩，豪华场景仍然得到宫廷支持。最大的变化是“赛关王”的日期，已经由二月十五改为五月端午，更接近后世传言关公诞日的五月十三。此中因由，不可不辨。其实在忽必烈以“汉关羽”为监坛，举办盛大法事以前二十多年，被他倚为师佐的郝经已撰有一篇《重建武安王庙记》，其中谈到：
“王讳羽，字云长，解梁人。起义于涿郡，争战于徐、兖，奔走于冀、豫，立功于江、淮，而殁于荆、楚。其英灵义烈遍天下，故所在庙祀，福善祸恶，神威赫然，人咸畏而敬之，而燕、赵、荆、楚为尤笃。郡国州县、乡邑闾井皆有庙，夏五月十三日，秋九月十有三日，则大为祈赛，整仗盛仪，旌甲旗鼓，长刀赤骥，俨如王生。千载之下，仰慕而犹若是，况汉季之遗民乎？”
系年己酉，即蒙古海迷失后元年（南宋淳佑九年，公元1249年）。全文立意沿袭了沁县关庙元丰宋碑和金人张珣《义勇行》的说法，尊刘反曹，兼及孙吴，并道明了当时崇关的普遍习俗，需要一提的是，后世每五月十三、九月十三作为关公春秋祈赛之日，也最先见于此碑。一些学者以其有“顺天府”字样，断为大都修建关庙，其实不然，该庙实建于今日之保定，而力主建庙之万户张公，正是由金入元，蒙古初期势力远在诸汉人世侯之上的张柔。
按郝经（1223～1275）陵川（今属山西晋城市）人。他曾在张柔家塾任教，又曾为忽必烈藩邸顾命重臣，《元史·郝经传》言：
“宪宗二年（1252年），世祖以皇弟开邸金莲川，召经，谘以经国安民之道，条上数十事，大悦，遂留王府。”
尤以大局观念和儒家治术深受信任。他力谏忽必烈的两文，一是蒙哥攻蜀久不下时，上书忽必烈大胆批评蒙古用兵惟恃蛮力，而应辅之以“术”，即儒家经世济国之道，史称《东师议》；二是蒙哥死后建议忽必烈停止侵宋，立即北上争夺汗位，力言“修好于宋，归定大事”，“息兵安民，振旅而归”，史称《班师议》。使忽必烈顺利夺得汗位。后来以国家草创，制度新规，方略未定，力陈经国大计，是谓《便宜新政》。在他南下出使之前，忽必烈还特意谕旨：“朕初即位，庶事草创。卿当远行，凡可辅朕者，亟以闻。”不料后来为贾似道羁留扣押十五年，忽必烈《伐宋诏》即以此为由兴兵，还朝两月后积病而逝。由于他羁宋期间坚持为忽必烈尽忠守节，被誉为“东南苏武”。他与文天祥虽然各为其主，但都尽忠守节。这样的错综荟萃一时，恰好显示出理学彰扬“节气”的南北影响，也是理学“纪纲”说趋于成熟，并转向实践的表现。
郝经服膺理学，自有家学渊源。他曾叙“高曾以上亦及（程）先生之门，以为家学。传六世至经，奉承余緖，弗敢失坠。”也是朱熹《通鉴纲目》“尊刘贬曹”主张的拥护者，认为“《通鉴》始更蜀曰汉，仍以魏纪事，而昭烈为僭伪，故（陈）寿书必改。”在羁留真州期间，他还撰写了《续后汉书》九十卷，完成了欧阳修、王安石、苏轼曾经议而未行的重修《三国志》工作，犹“用朱子《纲目》义例，以昭烈为正统，魏、吴为僭伪。”在卷十六《关羽列传》中，文字较陈寿增加一倍有余，不但特意增加了“羽仪状雄伟，岳岳尚义，俨若神人”的描述，并在传后“议赞”中寄寓极为浓重的感情：
“羽、飞从昭烈啑血起义，夙定君臣之分，期复汉室，百折兴王。阚如两虎啸风从龙，夹之以飞，雄猛震一世，号称‘万人敌’。羽报效于操，致书而去。飞瞋目横矛，而与操决。矫矫义烈，上通于天，汉于是乎不亡。及羽禽于禁，飞败张合（合），犄角荆梁，蟠亘万里，示天下形势，贼不足平也。羽威震许、洛，权操堕胆，枭潜鼠伏，阴谋掩袭。壮哉乎！为汉家一死，无憾也。羽以死事昭烈，昭烈与飞以死报羽，君臣三人，始终不渝，共死一义，古所未有也。”
对三国诸雄的赞叹轻蔑，爱憎分明。理学对于此段历史之道德评判，于此一览无余，已成为后世演义《三国志》的纲目经纬。这虽然是他晚年之作，较之早年的《武安王碑》文意一贯，文笔简约，而文气却更为充沛。《四库全书》提要介绍郝氏《后汉书》时特别赞誉到郝经提倡忠义节烈的人、文一致。
《元史》向以粗疏着称。其实关羽崇拜不但纳入元廷国家祭祀体系，且在元代普及之广，已开明清全国崇拜的先河。《析津志》记载说：
“武安王庙：南北二城约有廿余处，有碑者四。一在故城彰义门内黑楼子街，有碑。自我元奉世祖皇帝诏，每月支与马匹草料，月计若干。至今有怯薛宠敬之甚。国朝常到二月望，作游皇城，建佛会，须令王监坛。一在北城羊市角，有碑二，记其灵着。一在太医院前，揭曼硕有记。一在南城阳春门东官窑厂南，有田教授所撰碑。一在开远坊，侍制赵灯撰。”
由此可以看出关羽崇拜的中心，实已转移到以大都为中心的北方地区。现存元代碑文中，已屡有翰林学士为之撰文者。除前述郝经、王恽、同恕、偈奚斯等名臣以外，泰定解州《修庙记》的作者王纬也自称“翰林”。
蔚州（今河北蔚县）《大元加封显灵英济义勇武安王碑铭》则记载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