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宋代《春秋》学
“熙丰变法”钦定王安石“新学”为官学，据说他曾“黜《春秋》之书，不使列于学宫，至戏目为‘断烂朝报’。”围绕《春秋》一经在熙宁变法中的波澜，后世人言言殊，莫衷一是。而王安石以《春秋》为“断烂朝报”的说法，不仅见于苏辙之文，其后周麟之、陆佃以及《宋史·王安石传》都曾经记载此语，遂成定谳。这是关乎“庆历新政”和“熙宁变法”的又一纷争。
孟子曾言“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极大地肯定了此书的经世功能，《史记·孔子世家》则说：
“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
《集解》刘熙注：
“知者，行尧舜之道者也。罪者，在王公之位，见贬绝者。”
这就确立了《春秋》编着的体例和行文中，含有浓烈的善恶褒贬之道德评价，甚至可以作为经世治国之大法。其间还有微妙区别，“体例”决定的是按照什么格式写，写什么。比如孔子立“义例”，每事开头必书周朝年月（正朔），以此为纪年之“经”，而以诸侯各国发生的事件为“纬”。这在分裂时代叙事体历史记载中，也是最能提要钩玄的办法。在理学“尊王”，维护正统，提倡“大一统”的观念中，这种体例本身就有极大的意义。“笔法”则是指叙文的详略和用字的内涵，深信《春秋》寓一字之褒贬，树立了价值体系。由于先秦典籍笔之简牍，文字务求简练准确，所以“削”还包含有删除修改的意思。而“笔则笔，削则削”的叙事，“一字褒贬”的含蓄，“言外之旨”的玄远，尤能激发读者想象发挥的余地。《春秋》三传一直是《春秋》学的中心话题，其中《左氏传》以叙事纪年为主，但是多言鬼神之事，“艳而富，而失之巫”；《谷梁传》强调“着以传着，疑以传疑”的谨严；而《公羊传》意在发挥《春秋》的褒贬，从而找出“微言大义”和“非常异义可怪之论”。从董仲舒《春秋繁露》以来，汉唐诸儒深信《春秋》寓有“微言大义”，而探微索隐之风也一直未断。
在从唐人以注疏为学问的窠臼中解脱出来以后，宋儒开始了以“义理”为主的自主发挥。由于《春秋》学在宋代曾经兴衰变迁，尤能折射出他们在现实处境中进退维谷的挣扎和奋斗。鉴于《三国志》裴注曾谓“（关）羽好《（春秋）左氏传》，讽诵略皆上口。”讨论宋代的“春秋学”，于理学接受关公崇拜的探讨自不无意义。
众所周知，宋儒是儒学发展的一个新阶段，而《春秋》学本来就是宋儒的起手功夫和看家本领。经过五代离乱，外侮内叛，重新建立一统王朝，标立“尊王攘夷”和“明夷夏之大防”，正是后世理学在政治上的主要成就之一。《春秋》本系“经中之史”，而且是记述“礼崩乐坏”、诸侯割据的一段历史，这为后世清理类似情况下的史实及变化脉络提供了一个模板。况且儒家诸多重要经典中，只有《春秋》学的“大一统”和“尊王攘夷”的宗旨，最能用来为宋初的现实服务。即便出于最直接的现实感受，宋初儒家学者也很自然地将研究视点集中在《春秋》上。
一般以为，宋儒创新始于刘敞（公是先生，1019～1068）的《七经小传》，而以世称“三先生”的孙复（泰山先生，992～1057）、石介（徂徕先生，1005～1045）和胡瑗（安定先生，993～1059）为理学先导。据《宋史·艺文志》“春秋类”着录二百四十部，在孙复之前有三十七种，之后有二百零三种。《四库全书·经部·春秋类》犹存宋前八人着述十二种，而宋人着述却有二十七人三十七种。可知“春秋学”大倡于刘敞以后，而以南宋为甚。春秋学家如孙复、孙觉、崔子方、叶梦得、吕本中、胡安国、高闶、吕祖谦、张洽、程公说、吕大圭、家铉毅等，亦代不乏人。
“三先生”中的孙复曾在庆历间任国子监直讲，与欧阳修为知交，也是新政集团人物之一。他着的《春秋尊王发微》开宗明义指出：隐公“元年春王正月”的基本主题，“夫欲治其末者，必先端其本；严其终者，必先正其始。元年书王，所以端本；正月，所以正始也。”先就勾稽出《春秋》尊王的微言大义，“正君臣之分，明大一统之义”的主旨。他以舍弃前人传注、直探经文本义的研究方式与汉儒“三传”同侪，掀起了儒家经典研究史上的范式革命，尤其是更新了《春秋》学，使之“与时消息”，“与时偕行”，同时也更具有现实的意义。
（第二节）“正统之争”
钱锺书曾指出，杜预在《左传正义序》中提出的“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和“惩恶而劝善”之五例，“乃古人作史时心向神往之楷模，殚精竭力，以求或合者也。”这当然包括热心修史的宋人，《春秋》对于他们的意义价值也不言自明。司马光喜《左传》，“自幼至老，嗜之不厌”，而有志于着史。据刘恕《通鉴外纪》介绍，所以有志于《通鉴》，就是想通过对古来断代史博采约记，“专取关国家盛衰，系民生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使前后有伦，精粗不杂”，终成“一家之言”，以便使后世君主能够“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世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有益于治道。可知司马光祖述的正是《春秋》之大旨，及其编年纪事的体例。
唐人曾把修史视为畏途，“古文运动”的开创者韩愈曾抱怨说：“自古为史者，不有人责，则有天灾。”后来他预修《顺宗实录》，亦因此触犯禁忌，招致宦官非议。故欧阳修在《新唐书·列传第五十七》史官传记的论赞中感慨系之：
“唐兴，史官秉笔众矣。然垂三百年，业巨事丛，简策挐繁，其间巨盗再兴，图典焚逸，大中以后，史录不存。虽论着之人随世裒掇，而疏舛残余，本末颠倒。故圣主贤臣，叛人佞子，善恶汩汩，有所未尽，可为永忾者矣。又旧史之文，猥酿不纲，浅则入俚，简则及漏。宁当时儒者有所讳而不得骋耶？或因浅仍俗，不足于文也？亦有待于后取当，而行远耶？何知几以来，工诃古人而拙于用己欤！自韩愈为《顺宗实录》，议者然不息，卒窜定无完篇，乃知为史者亦难言之。游、夏不能措辞于《春秋》，果可信已！”
欧阳修被认为是唐宋古文运动的领军人物，也是敢于担当、勇于任事的人。他在私修《新五代史》，以及后来和宋祁等人奉敕修撰《新唐书》时，也曾有意模仿寓“一字褒贬”的《春秋》笔法，以为：
“圣人之于《春秋》用意深，故能劝戒切，为言信，然后善恶明。夫欲着其罪于后世，在乎不没其实。……惟其不没其实，以着其罪而信乎后世，与其为君而不得掩其恶，以息人之为恶。能知《春秋》此义者，然后知予不伪梁之志也。”
恰恰在他倡导“新史学”的先后，《春秋》学也大兴于宋，盖亦有自。
宋人着史之风颇盛，今存《四库全书·史部》辑存的即有数百种。其特点第一是“全能”，“史部”所分十五类二十四属每个类属都有大量宋人的着述；第二是开创了一些新的类属，比如《史部三》的“纪事本末类”；《史部七》“传记类”之“杂录之属”；《史部八》“史钞类”；《史部十一》“地理类”的“都会郡县之属”和“山水之属”；《史部十二》“官职类”的“官箴之属”；《史部十三》“政事类”的“邦计之属”、“军政之属”和“考工之属”；《史部十四》“目录类”的“经藉之属”和“金石之属”，等等。这些新增的类属扩大了传统史学的范围，留存了很多具有价值的史料和史观，证明着宋代史学的创新精神；第三是“庆历新政”和“元佑旧臣”的很多骨干成员参与并推动了宋代“新史学”运动。除了欧阳修、司马光以外，王禹偁、范仲淹、王质、王素、宋祁、宋庠、曾巩、刘敞、刘攽、范祖禹、刘安世、苏洵、苏辙等词翰之臣，即“以文鸣于当世”者，也都列名于《四库全书》史部的作者之中，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南宋的陆游、辛弃疾、范成大等人；第四是南宋理学的主要成员（以《宋元学案》为标准记载）也差不多参与了史学的工作。实际上在元代特殊的社会文化状况下，犹能完成胡传《春秋》注释以及《文献通考》等，并坚持修完宋、辽、金各史，也正得益于宋末史学的深厚积淀。故陈寅恪屡曰：“宋贤史学，今古罕匹。”“中国史学，莫盛于宋。”也应当包含着对这些努力的肯定。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股“修史热”中，重修《三国志》曾被一再提及。如王安石曾建议欧阳修、苏轼重修《三国志》，苏轼又转荐刘恕之子刘道元以自代，但终于没有进行，倒是与苏门有关的唐庚撰写了《三国杂事》。另苏轼亦有重纂《后汉书》的打算，这正是与三国时代重合的一段由治而乱的历史时期。南宋至元遂有多种三国新志出现，《四库全书》收辑有萧常《萧氏续后汉书》，郝经《郝氏续后汉书》等。可知三国一段历史，在宋人心中已经成为挥斥不去的问题。
古人把史学分为“经史之学”和“文史之学”。解经释典，提要钩玄，标立价值，可谓“经史之学”；而记叙前史，总结教训，树立榜样，则是“文史之学”。荀悦在《汉纪》卷一《高祖纪》中说：
“夫立典有五志焉：一曰达道义；二曰章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着功勋；五曰表贤能。”
就是传统史学共同追求的目标。这也后世史官巨大的勇气和历史责任感。褒贬分明之“《春秋》大义”遂为一代人物事件之道德评价，或说价值系统的基准。
唐宋两代祭飨配祀的安排及其变化，已经开启了后世关于正统问题的争论。海外学人饶宗颐先生曾历时五载，足履三洲，“淹贯乙部，旁通别集，为独立之探究”，着有《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一书，对历代之争论爬剔梳理，其成就为学界所共识，不烦饶舌。但很少有人注意，钱锺书同时稍早之《管锥编》也从不同角度论列到这个问题，言简意赅，可为梳理这一公案作纲，可以参看。
最初习凿齿论及三国正统，即主张用“春秋大一统”为统续之标准，以曹魏并未“抚有天下”为理由，提出把“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之晋军平吴、“三分归晋”，作为“越魏继汉”的开始。这是祖述司马迁《史记》以汉“越秦代周”的前例，本来无可厚非。他的观点影响到唐代史学家、《史通》的作者刘知几（661～721年）。《史通》成书于中宗景龙四年（710年），也许曾对开元十九年（731年）和建中三年（782年）唐代的武成王配祀中，保留着“三国并立”的格局发生直接影响。自韩愈《原道》仿照禅宗“传灯”之法，树立儒家“道统”以后，“正统”之说又超越了春秋时代的“宗子”概念，以及《论语·子路》中的“正名”理路，被赋予了“仁德”内涵。这就使宋代关于“正统史观”的争论更加激烈，但最终还是以理学的历史观念，重新厘定了统续的标准。
宋儒面临头痛难题，便是如何以正统身份清理看待五代史实，以为本朝立国确立合法依据。他们手头可资参考的，只有隋唐以前的南北朝史，而三国时代正是这一段混乱历史的开头，无可回避。欧阳修虽以古文健将着称，但初衷却以史官自任。在仁宗时撰《五代史记》（后称《新五代史》或“欧史”），曾撰写《或问》，以为朱梁掌有国家权力，修《梁史》不得以其为伪。但梁君乃贼乱之君，又不能视为天下正统。为了弥合两端，系统阐明这一观点，他以后又接连着有《原正统论》、《明正统论》等专论七篇（后删为《正统论序》、《正统论上》和《正统论下》），试图厘定“正统”的概念。具体到三国史，欧阳修在《原正统论》里先自设疑，云：“魏得汉而天下三分，论者曰正统，其可疑二也。”接着在《明正统论》中表明了他的选择：“魏与吴、蜀为三国，陈寿不以魏统二方面并为三志，今乃黜二国，进魏而统之。”不料这却捅开了一个马蜂窝。中国史学的“正统”之争由此大兴。饶宗颐《中国史学上的正统论》曾引《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六“王安石论苏轼为邪憸之人臣，欲附丽欧阳修。修作《正统论》，章望之非之，乃作论罢章望之，其论都无理”，而言“此王安石对正统之意见，盖附和章氏而反对东坡者”一节，不妨参看。南宋朱熹激烈反对欧阳修、司马光的看法，顺带把孙权也骂为“汉贼”：
“学者皆知曹氏为汉贼，而不知孙权之为汉贼也。若孙权有意兴复汉室，自当与先主协力并谋，同正曹氏之罪。如何先主才整顿得起时，便与坏倒！如袭取关羽之类是也。权自知与操同是窃据汉土之人。若先主事成，必灭曹氏。”
其所以着《通鉴纲要》，目的就是纠正司马光的“帝魏观”。这也引起南宋史家轰然应和。作为历史人物，关公所以为理学史观目注心仪，正是为此。一旦确立了蜀刘为汉室正统之续，则有关关羽的所有正史记叙和稗官传说，全部都可以用来演义后世理学观念“伦常日用”之忠孝节义仁智武勇。实际上，理学史观的确立，正是为宋元以后三国戏曲小说的改编和经典化，创立了最重要的先决条件。
从现有方志资料看来，两宋时期关庙已经迅速扩散。笔者在各地方志搜罗的五十一座庙宇，实已涉及今日之十八省区。其中托言唐建者，或为毗沙门天王堂改建，或为“自我作古”者。值得注意的，是北宋中期关羽祠庙以西北边境与西夏对峙前线为多，而后金兵西、东、中三线三次入侵，战事亦曾反复胶结，故南宋初年关庙亦以山东及长江下游，以及河南、荆楚、江西一带为盛，应当记载着宋军将士信仰的历史真实。
以上条分缕析，或可体会到宋儒在构建价值体系方面，作出了世代相承的不懈努力，终于构建了一套以儒学为中心的价值观，并在元明清正式变为国家体系。而关公信仰也正是缘着这样的努力，演进为全民崇拜的“护国佑民”神只的。下文再论。
（第三节）理学史观
金兵南下之后，东京朝野上下议论沸起，围绕王学与《春秋》的争论，再次成为焦点。执政之臣抵御之计未安，却忙于平息物议。故有谚云：
“靖康金退之后，吴敏、孙敏等秉政。有‘十不管’之谣云：‘不管太原，却管太学；不管防秋，却管《春秋》；不管炮石，却管安石；不管肃王，却管舒王；不管燕山，却管聂山；不管子界，却管举人免解；不管河东，却管陈东；不管二太子，却管立太子。’腐儒之误国，又岂下于妖人贼子乎？”
随后就是汴京倾覆，两驾北狩。待得康王泥马渡江，一度又屡遭金人追杀，惊魂甫定之后，主《春秋》“尊王攘夷”之论日益高涨。出于现实关切而追根溯源，废除《春秋》的王氏新学也招致了更加严厉的批评。《宋史·陈公辅传》言其上疏曰：
“议者尚谓安石政事虽不善，学术尚可取。臣谓安石学术之不善，尤甚于政事。政事害人才，学术害人心，《三经》、《字说》诋诬圣人，破碎大道，非一端也。《春秋》正名分，定褒贬，俾乱臣贼子惧，安石使学者不治《春秋》；《史》、《汉》载成败安危、存亡理乱，为圣君贤相、忠臣义士之龟鉴，安石使学者不读《史》、《汉》。”
据说宋徽宗根本就没有读过《春秋》。徽钦二帝及皇室成员被俘北上以后，李心传《要录》综核各书，曾有这样的记叙：
“（建炎二年八月）金人迁二帝，自上京至其国御寨，遂移居韩州……金遣晋康郡王孝骞等九百四人至韩州同处，仍给田十五顷，令种莳以自养。驸马都尉蔡鞗尝劝上皇读《春秋》，上皇大善之，曰：‘恨见此书之晚！’”
这真是具有讽刺意义。鉴于“王学”摈弃《春秋》，故赵佶包括其皇子教育中当然阙失此经，可以想见赵构也从来没有接触过《春秋》。南渡仓促立国，纲常礼制百废待举。欲在战火之中重构社会伦常秩序，也需要明晰的理论的武器，以应对特别的、紧迫的现实。《史记》记载当年上大夫壶遂之问“孔子何为而作《春秋》”时，司马迁有一段回答就特别应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