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之对照的是苏轼。他早年成名，却很快卷入“党争”，被罗织“夹带私盐”罪名；中年非言新法，因“乌台诗案”陷身缧绁，编管黄州；晚年名藉“元佑党人碑”，逐放极边之地儋州。可惜后世长期“才名”掩盖了“人品”，他逝后无论苏辙为之志铭（今《宋史·苏轼传》多用其文），还是弟子李廌为之作诔，以“皇天后土，鉴生平忠义之心；名山大川，还千古英灵之气”，海内传诵。都推崇、或者推重而引以自豪者是他的忠义大节。连文天祥鼎鼎大名的《正气歌》及序，也是本于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而来的。这个碑记中苏轼还有一段模拟问答：
“或曰：‘公去国万里，而谪于潮，不能一岁而归。没而有知，其不眷恋于潮也，审矣。’轼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无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独信之深，思之至，焄蒿凄怆，若或见之。譬如凿井得泉，而曰水专在是，岂理也哉？’”
本意是解答对于韩愈葬所与潮州相隔万里，何由享祀的疑问，也是出于一种现实的关切。而正是苏轼回答之“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无所往而不在也”，后世为乾隆承袭，用来指代关公。其《御制关帝庙碑》言：
“宋臣苏轼言：‘神在天下，如水之在地中，无所往而不在。’顾由断港绝潢，达乎河济江淮，不能不以凕澥观其汇；由墟落廛市，赴乎赤畿望紧，不能不以都会统其归。”
至此，这句话已成为关公以一人之身，庙祀天下，何以能够分身显应的标准答案。这也意外地把关羽和苏轼连在一起。
（第五节）激励抗金
有论者以为，宋徽宗所以会在宣和五年封赐关羽，是因为“金军不断南进，北宋江山岌岌可危。宋徽宗认为可以关羽的‘忠勇义气’，激励士气和民心。”其实是想当然之论。
宣和五年是个非常微妙的年份：一方面金兵灭辽，破燕京后席卷而去；宋廷“以金帛换疆土”的政策正在顺利实施，王黼筹得数千万缗，向金买得六座空城，觍然入主燕山府，且任命王安中为燕山府路宜抚使，作《复燕云碑》勒石纪功，并与辽降将郭药师同知燕山府。童贯、王黼、蔡攸辈正在弹冠相庆之际：
“五月，己未，以收复燕、云，赐王黼玉带；庚申，进太傅，总治三省事。郑居中为太保，进宰执官二等。癸亥，童贯落节钺，进封徐豫国公，蔡攸为少师。”
另一方面又正酝酿北宋亡国根由。盖因辽国平州人张觉受到鼓舞，起兵以平、营两州归宋。金兵察觉偷袭，复破平州，并获得宋廷所赐诏旨，以此追索张觉。“朝廷不得已，令安中缢杀之，函其首，并（张）觉二子送于金。燕降将及常胜军士皆泣下。”类同当年孙权函关羽首以赠曹操。这件纠纷成为两年后金兵起衅，南下灭宋主要理由之一。南宋洪迈曾发表感慨说：
“顷修《靖康实录》，窃痛一时之祸，以堂堂大邦，中外之兵数十万，曾不能北向发-矢、获一胡，端坐都城，束手就毙！虎旅云屯，不闻有如蜀、燕、晋之愤哭者。近读《朱新仲诗集》，有《记昔行》-篇，正叙此时事。其中云：‘老种愤死不得战，汝霖疽发何由痊？’乃知忠义之士，世未尝无之，特时运使然耳。”
部分原因是因为蔡京等人“绍述”熙宁新法，急功近利，变乱了好不容易形成雏形的崇尚“忠节”的价值体系。钱锺书尝引宋人《遗史》记靖康时范琼言：
“自家懑只是少个主人，东也是吃饭，西也是吃饭；譬如营里长行健儿，姓张的来管着是张司空，姓李的来管着是李司空。”
说明利益与道德之联系，“享利则推有德，得食则事为君”。这种职业化的无所谓态度，正是造成“靖康耻”的直接原因。高宗登极之后，甚至不敢处罚“靖康之变”中这些陷主从贼，接受伪职之权臣：
“张邦昌既废，范琼不自安。朝议以其握兵，特诏：‘节义所以责士大夫，至于武臣卒伍，理当阔略。惟王宗濋首引卫兵逃遁，以致都城失守，不可不责。此外一切不问，以责后效。’”
连安史乱后的唐廷都不如。这里所说的范琼本为京城巡检，靖康初也曾积极抗金，金兵入汴，又更加积极地服从金人指挥。靖康二年二月曾亲自押送赵佶夫妇同坐一辆破牛车，令皇亲、妃嫔、公主、驸马步行在后，同往金营投降。三宫六院中稍微有点位号的，全被他领着金人掳走。又是最先拥立张邦昌者，并杀害了以吴革为首准备起义的殿直甲士数百人。奇怪的是他居然南渡继续任职，浑若无事。建炎元年任定武军承宣使、御营使司同都统制，又带兵镇乱。赵构对其靖康年间作为恨之入骨，先以温言慰藉，后寻他故捕获处死。后来“隆兴和议”时又出了一位胡昉，声言“朝廷官爵是买吾曹之头颅”。更加强调自主作为，不以国家政权利益为念。
与此相反的是，建炎二年（1128年）正月金兵蹂躏关陕时，民众已在关羽祠庙中集结反抗了：
“真秘阁谢贶提点京西北路兼南路刑狱公事，专切总领招捉贼盗。先是，有撰《劝勇文》者，揭于关羽庙中，论敌兵有五事易杀：‘连年战辛苦，易杀；马倒便不起，易杀；深入重地力孤，易杀；多带金银，易杀；作虚声吓人，易杀。各宜齐心协力，共保今岁无虞。’贶得而上之，诏兵部镂版散示诸路。”
可知当时关羽庙宇已分布在汴京以外。《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二年正月：
“金人既已渡河，陷同州，系桥为归路，西陷华、陕、岐、雍、陇、秦，陕右大扰，鄜延路经略司出兵攻同州，收复诸县，焚大庆关。檄召河南、河北豪杰共起义兵，并力击贼，远近响应。旬日间，以供状自达姓名：孟迪、种潜、张勉、张渐、白保、李进、李彦仙等，兵各以万数。又胜捷军卒张宗自称观察使，亦起兵于南山下。”
肯定了他在抗金中护国安民的功用。而河东一带组织了“忠义社”等民间武装，长期坚持抗金。此后宋军开始集结兵力，进行认真抵抗，终于遏制了金兵攻城拔寨，所向无敌的态势。史料表明，建炎二年高宗确曾颁诏，加封关羽为六字之“壮缪义勇武安王”，诰词云：“肆摧奸宄之锋，大救黎元之溺。”此次封祀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把关羽作为抵抗外侮、力战不屈的现实榜样予以褒扬，对于南宋三国故事转变为“讲史演义”有推波助澜之功。
岳飞抗金也曾以关羽、张飞的兴复汉室，戮力王事作为榜样。据岳飞之孙岳珂编辑的《金陀续编·百氏昭忠录》辑录之孙逌《纪鄂王事》言：
“（岳）飞常与人言：使飞得与诸将齿，不在偏校之外，而进退禀命于朝，何功名不立？一死焉足靳哉！要使后世书策中知有岳飞之名，与关、张辈功烈相仿佛耳！……飞武人，意气如此，岂易得哉？亦古人‘豹死留皮’之意也。”
可知关羽在抗金将士心目中的地位。查《宋史·岳飞传》，建炎年间岳飞从属东京留后宗泽、王彦和杜充为部将，不能肆其志。推测岳飞以关、张功业自励，或当建炎二年闰六月岳飞部收复淮宁府、颍昌府（今许昌）、郑州、洛阳等地，七月破宗弼于郾城、颖昌，以麻扎刀、提刀和大斧“手拽厮劈”，大战“拐子马”，胜后并遣部将梁兴渡黄河之际。又洪迈《夷坚三志》己卷七“自立生祠（士人）”条言：
“明椿都统立生祠于玉泉关王庙侧：昔日英雄关大王，明公右手立祠堂。大家飞上梧桐树，自有傍人说短长。”
也是以关羽为榜样，自励自勉，不怕旁人以其自视过高，议论讥笑的意思。案《续资治通鉴·宋纪一百三十五·绍兴三十一年（金大定元年）》：
“时山东豪杰开赵、明椿、刘异、李机、李仔、郑云等，各以义旗聚众。”
则明椿亦山东抗金豪杰。以关庙为“劝勇”之场所，也证明流行于市井之间的“说三分”故事，已把“义勇武安王”关羽作为激励鼓舞抗敌士气之象征。南宋还不断有发现“关羽印绶”的记载，借此激励士气。洪迈说：
“荆门玉泉关将军庙中有‘寿亭侯印’一钮，其上大环径四寸，下连四环，皆系于印上。相传云：绍兴中，洞庭渔者得之，入于潭府，以为关云长封汉寿亭侯，此其故物也，故以归之庙中。南雄守黄兑见临川兴圣院僧惠通印图形，为作记。而复州宝相院又以建炎二年因伐木，于三门大树下土中深四尺余，得此印，其环并背俱有文云：‘汉建安二十年，寿亭侯印。’今留于左藏库。”
“关羽遗迹”居然能在长江以南潭州、复州、邵州、嘉兴等地重现，证实此时伪造“关羽印绶”也成为一种“时髦现象”。其中复州宝相院发掘印绶恰于建炎二年，与前述之关庙劝勇和赵构褒封同时，无疑延伸了关羽武勇护国的神迹传说，故后来转为南宋官民之保护神。南涛《绍兴重修（当阳）庙记》言：
“王之行事，载于史册，若皎日之明，如高山之耸，历千余岁不与时而兴废。王之祠成，自宋政和乙未岁（1115年），迄今越五十年，殿宇破漏在将，诸老宿请于管军范公，愿再为完葺。范公欣然，首出己俸，鸠材募工，不阅旬而工告成。神既能安，人多受福。仆忝乡关，聊书厥实。”
就特别强调了关羽“御侮”和“善战”的特点，尤其是忠义大节，正气凛然，使得敌方亦敬礼有加。这正处在南宋、金“绍兴和议”以后的战略僵持阶段，也是儒士百姓特别渴望南渡君臣拥有的品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