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79年，吕后病死。丞相陈平、周勃等铲平吕党，实现了汉高祖刘邦“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诛之”的遗愿。同年，陈平、周勃等迎立刘邦侧室之子代王刘恒为帝，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汉文帝。
文帝即位后，重整朝纲，与民休息，同时准备继承刘邦时期对南越国的优抚政策，纠正吕后时期推行的“别异蛮夷”的错误政策，把处理南越关系作为一件大事亲自处理。
此时雄踞南方的赵佗似乎也看到了汉朝政治方针的变化，并预计到即将要发生的事，所以他通过驻扎在五岭之一的越城岭上与南越国对峙的汉朝将领周灶主动联系汉文帝。赵佗的信今天我们已无法看到，但通过相关的史料，大概可以知道，他是主动向汉朝示好并提出了相关的政治要求和礼遇的：一是请求罢免驻守长沙国监视南越国的两位将军，二是归还赵佗认为属于南越国而实际控制在长沙王手上的领地，三是寻找赵佗在老家真定的兄弟及亲人。可以看出，赵佗是一个非常积极地争取外交主动的优秀的政治家。
汉文帝接到信后，随即派人修治了在真定的赵佗先人坟墓，交派专人看管，逢年过节让人祭拜。同时依赵佗所请，寻找赵佗的亲属，给予高官厚禄，还罢免了汉朝驻守长沙国的博阳侯陈濞将军。他以此作为外交先导，重新取用太中大夫陆贾，命其二次出使南越国。
陆贾的这一次出使比上一次要顺利得多。一方面是因为有上一次的交往基础以及赵佗对他惺惺相惜的态度，更重要的是，他带来了一封汉文帝的书信。这封信堪称古今政治公文的典范，今天读来仍可以使我们想见两千年前的大汉皇帝“无天子之威，有常人之情”，立论公正，格调高远，以德服人的王者风范。
文帝一改汉高祖盛气凌人的态度，他开头称“皇帝谨问南越王，甚苦心劳意”，以平和友好的姿态取代君临属国的气势向赵佗致以问候。接着说：“我是高皇帝侧室之子，奉命守北藩于代（都城在今山西太原），道路遥远，愚钝闭塞，未尝与你交往。”这句话既坦承自己并非高祖的嫡子，又表明与吕后无血缘，有助于减轻赵佗对高后制裁的反感，且表明其藩国远离京城，没有卷入朝廷对南越国事务的纷争。又说：“高皇帝去世，惠帝即位，高后临朝听政，不幸有病，使国家的治理有违常规。”文帝将处理汉越关系不当的责任推到高后身上，继而又以高后有病为之解脱，其思虑之严密周全由此可见一斑。
在追述高后的亲信被清除，自己又被众臣推立为帝之后，文帝便理所当然地转入双方修复关系的主题：“听说你曾致信隆虑侯周灶，请求查访你的兄弟并且要求罢免在长沙国攻打南越的两位将军。我已根据你的请求，解除了将军博阳侯陈濞的职务；你在真定的亲兄弟，也已派人查访，并且还专门修治了你先人的坟墓。”文帝满足了赵佗的部分要求，既是让步，也是迫使赵佗称王（即不要称帝）的一个条件。
文帝对赵佗侵犯长沙国的边境，作了分析和劝说：“但是不久前你还在边境发兵，侵扰造成的灾害实在不小，使长沙国深受其苦，南郡更加厉害。汉军因此参战，对南越国也相当不利。双方士兵伤亡很大，从而使大量妇女守寡，子女丧父，父母孤独。你得到的只是一点点，而双方失去的却是巨大的，这实在是我不忍看到的事。”
关于南越国与长沙国的土地纠纷，文帝写道：“我曾就你的要求询问朝臣，大家都说你所要求的地盘是高皇帝划定的，属于长沙国的领地，我因此不能擅自改变。”同时，“朝廷上下都认为，夺取南越王你的领地不足以为大，夺得南越王你的财产也不足以为富”。在这里，汉文帝提出了南越国的北部疆界问题和极富创造性的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政治构想——“服岭以南，王自治之”。五岭以南的地方，你赵佗自己治理好就行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南越国开启了中国边疆区域自治之先河。
最后文帝指出了赵佗称帝和中央抗衡的关键问题：“你称号为帝，使一个国家两帝并立，而你称帝并没有报告朝廷取得公众的认可，你我之间由此将会引发争执（实则是战争），争而不让，仁者不为。我希望彼此抛弃前嫌，从今以后，永远像以前那样互通使节。”这一番话讲得很委婉，指出了赵佗称帝的不合理、不合法以及称帝的直接后果就是双方的战争，而汉朝是不希望走到这一步的，战则俱伤，和则两利，所以希望赵佗放弃称帝，汉朝也将不追究，互通使节，永远和好，千万不再祸害国家和岭南地区。
文帝让陆贾给赵佗送上禇衣五十件、中禇衣三十件和下禇衣二十件，还祝愿赵佗“听乐娱忧”，嘱咐他同邻国搞好关系，其实也就是希望赵佗继续执行“和辑百越”的民族政策。也就是说，汉朝不仅希望赵佗称臣，还希望他把南方治理好。
赵佗对汉朝使者陆贾的第二次来访有何反应？《史记》《汉书》都这样简洁地写道：“陆贾至，南越王恐。”赵佗的“恐”从何来？无非是汉文帝绵里藏针，直击要害：赵佗公然称帝，于外交、于政治、于军事都将使他处于劣势。而赵佗又是如何化解这场外表平和、内里却波涛万丈的外交和政治危机的呢？
赵佗的选择十分明智。首先，他对陆贾表示愿意奉诏，永为汉的藩臣，同时对国内发布告宣称，两雄不俱立，两贤不并世，当今皇帝是贤明的天子，我也就因此去掉帝制及撤除黄屋左纛等称帝的装饰。
在这里，我们无论如何不能不提到赵佗的上文帝书。清代著名学者屈大均认为，岭南文章以赵佗为始。现将赵佗的回信全文照录如下：
蛮夷大长老夫臣佗昧死再拜上书皇帝陛下：老夫故粤吏也，高皇帝幸赐臣佗玺，以为南粤王，使为外臣，时内贡职。孝惠皇帝即位，义不忍绝，所以赐老夫者厚甚。高后自临用事，近细士，信谗臣，别异蛮夷，出令曰：“毋予蛮夷外粤金铁田器；马牛羊即予，予牡，毋与牝。”老夫处辟，马牛羊齿已长，自以祭祀不修，有死罪，使内史藩、中尉高、御史平凡三辈上书谢过，皆不反。又风闻老夫父母坟墓已坏削，兄弟宗族已诛论。吏相与议曰：“今内不得振于汉，外亡以自高异。”故更号为帝，自帝其国，非敢有害于天下也。高皇后闻之大怒，削去南粤之籍，使使不通。老夫窃疑长沙王谗臣，故敢发兵以伐其边。且南方卑湿，蛮夷中西有西瓯，其众半羸，南面称王；东有闽粤，其众数千人，亦称王；西北有长沙，其半蛮夷，亦称王。老夫故敢妄窃帝号，聊以自娱。老夫身定百邑之地，东西南北数千万里，带甲百万有余，然北面而臣事汉，何也？不敢背先人之故。老夫处粤四十九年，于今抱孙焉。然夙兴夜寐，寝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视靡曼之色，耳不听钟鼓之音者，以不得事汉也。今陛下幸哀怜，复故号，通使汉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号不敢为帝矣！谨北面因使者献白璧一双，翠鸟千，犀角十，紫贝五百，桂蠧一器，生翠四十双，孔雀二双。昧死再拜，以闻皇帝陛下。
如果这封信是赵佗亲笔所写，则赵佗绝不只是一介武夫，而是深具文韬武略的智勇双全之人。
赵佗在回信中展示了他老练的政治家的本色，从外交上看丝毫不比汉文帝逊色。信中以“蛮夷大长”自称，又多次卖弄“老夫”字样。按《礼记》，七十岁以上方可称老夫。赵佗此时大概有七十岁了，且“抱孙焉”，而汉文帝此时不过是一个毛头小伙子。赵佗以自己的年老应对汉文帝的年轻，使自己在人伦道义上占有了优势；自称“蛮夷大长”又使自己的行为模式可以和中原的道德要求有所区分。而吕后利用经济制裁的策略对待南越国，挖了赵佗祖坟，无形中是把南越国作为与汉朝对峙平等的帝国，他赵佗变成不得已才自立为帝的。
至于汉文帝提到的攻打长沙国一事，对赵佗而言，其目的一是掠夺财富，二是转嫁南越国与中央帝国的矛盾。意谓：我怀疑长沙王在朝廷面前说我的坏话，挑拨我和朝廷之间的关系，我才攻打它，绝不是针对中央朝廷的。
对于称帝问题，赵佗则用更加巧妙、轻松甚至滑稽的笔调为自己辩解：南越国周边像西瓯、夜郎这一类的小国都称王，我一把年纪了，不屑与他们为伍，所以才私自用了帝号，聊以自娱自乐。当今天子您，真犯不着如此介意。一件如此重大的事件经赵佗的轻描淡写，便显得微不足道。
赵佗在为自己开脱的同时，还进行了巧妙的外交示威并借机表达对汉朝的忠心：我南越国城邑众多，地域广大，兵甲百万，但一直忠心北面事汉。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就是中原华夏之人，我不能违背我的先人啊！
一场重大的政治冲突在汉文帝和赵佗两个杰出的政治家的谈笑间轻易化解。这情景真是令后人神往，也不能不佩服两千年前政治中心和边缘的决策者的明智抉择。
汉越再一次修好，中原大地开始迎来了历史上有名的“文景之治”时期，边陲的南越国也开始了长足稳定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