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越国接受了汉朝的册封,其地位得到了中央政府的承认,从而使双方的贸易正常化,互利互补。中原地区因此获得了南越诸如荔枝一类的特产,南越国也获得了发展农业生产所必需的物资,如铁农具以及马、猪、羊等牲畜,有利于南越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这种局面从历史上看是合理的也是必需的,它带来了中央和地方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共赢。
但是,政治格局从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赵佗深知这一点,刘邦更知道这一点,双方在“封”和“受封”的情形下也各怀心思。刘邦在封赵佗为南越王之前,已于公元前202年封吴芮为长沙王,将岭南三郡(属赵佗实际控制之地)遥封给长沙王,其后又以南海之地虚封给南武侯织,有意给赵佗树敌。赵佗对汉朝也是充满了猜疑,不断加强边境的防范。当然,整个汉初,中央和诸侯国之间也都互相心存疑忌。
但不管怎么说,在刘邦时期,汉越双方基本保持了和平友好的关系。直至吕后五年(前183),这个格局才被人为打破了。
吕后违背了刘邦对南越的承诺,听取了某些官员请求禁止与南越铁器贸易的主张,实行了所谓的“别异蛮夷”的政策,认为南越属蛮夷化外之地,因此可以与它断绝来往。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边境贸易,她禁止商人向南越供应铁器、牛、马等物资,而这些物资对南越来说是十分必需的。在汉越关系中,南越对中央的需求是经济上的需求;而中央对南越的需求是天下一统的政治上的需求。相比较而言,南越的经济发展更仰赖于中原。因此,赵佗对吕后的做法十分不满,但他知道,真正的外交上的“和”才是上策,如若反汉,情理不合也不能取胜。于是他先后派遣内史藩、中尉高、御史平等前往长安,请求吕后理解并改变她的经济封锁的政策。但吕后却蛮不讲理,扣留了上述三位南越国的高级官员,还派人诛杀赵佗在中原的宗族,捣毁赵佗在真定老家的祖坟。
吕后这种不明智之举大大激怒了赵佗。他公开谴责吕后听信谗言,对南越国实行“别异蛮夷”的政策,同时指责南越国的邻国长沙王挑拨离间,并且公开反叛汉王朝,于公元前183年自立为帝,号为“南越武帝”,和吕后分庭抗礼。此后赵佗多次北上攻打长沙国,在其南境大肆掠劫,取得了“败数县而去”的胜利。与此同时,赵佗还用兵力威胁周边,又用财物贿赂一些小国,使闽越、西瓯、骆等国或部族臣服,并且消灭了位于今越南北部的安阳国。
吕后知道赵佗公开反叛后也勃然大怒。公元前181年,她下令削去赵佗南越王的封号,派遣博阳侯陈濞等率领军队,企图翻越南岭,攻打南越国。当时正值南方暑天,炎热多雨,北方汉兵不适应南方的水土和天气,于是军中病疫流行,很多人患病死亡,汉军因此丧失战斗力,无法越过五岭进入南越境内,汉越双方军队据险对峙了一年多。直到吕后病死,汉朝军队撤离长沙国,双方才开始罢战。
客观上说,吕后的兵伐岭南毫不成功,反而大大提高了南越国的威望,许多邻国对赵佗也另眼相看。赵佗使南越的势力范围大大拓展,赵佗的王国统治也更加稳固,这一时期是赵佗真正的称帝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