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佗建立南越国后，利用特殊的地理优势加强战备，使岭南免受中原混战之苦。同时他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在经济上加强农业建设，把农业经济作为立国之本。在政治上他积极推行“和辑百越”的民族政策，促进民族融合。
作为中原人的赵佗是在越人世居的地区立国的，他和南越国的上层统治者都是汉人，能否处理好汉越民族之间的关系，是南越政权要从政治上解决的首要问题。当时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越人相互攻杀，形成恶习，加上秦军的占领必然会侵犯到本地越人的切身利益，所以容易引起本地越人对汉人的仇视。赵佗吸取了前面所讲的屠睢被杀的教训，也吸取了在龙川时上书秦始皇请求妇女南下和本地越人和睦共处的经验，大力推行“和辑百越”的民族政策，以取得越人对政权的支持和拥护。今天总结起来，其政策主要有六点。
一是让越人参与管理政权。《史记》《汉书》就记载，当地越人的首领吕嘉，在民众中很有威望，他在南越朝廷中任丞相，并连相三王。赵佗这样做的目的是使越人体会到南越政权的存亡与越人自己的利益是一致的，因此不至于反叛。
二是鼓励汉越通婚。一个民族与另一个民族联姻，从来就是和睦民族关系、消除民族间成见的重要措施。赵氏王室从自身做起，带头与越人实行通婚。《史记》明确记载，第三代的明王赵婴齐就娶越女为妻，生子建德。1983年发现的第二代南越王赵眜墓，在东侧室出土了一枚“右夫人玺”金印和一枚“赵蓝”象牙印。“右夫人”是诸妃之首，“赵蓝”印则表明，南越王赵眜的这位宠妃有可能是越女，因此从夫姓。此外史书还记载，丞相吕嘉的宗族中“男尽尚王女，女尽嫁王子宗室”，甚至还与苍梧王赵光联姻。南越国统治者密切了与吕嘉及其宗室的关系，意义非同一般，这就等于和睦了岭南的大多数越人，南越国中汉越两族人民之间的通婚就会更加普遍。南越国立国九十余年，除了最后几年内部斗争之外，都是快速发展的，国内民族和睦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三是尊重越人习俗。居住在岭南的越人由于自然环境、地域气候和民族习性等原因，形成了与中原汉人不同的风俗习惯，如断发、文身、跣足、左衽、习居“干栏”、凿齿拔牙、椎髻，喜食蛇蛤海产，尊贵铜鼓，崇拜蛇蛙，迷信鸡卜等等。这些风俗包含着越族人的民族心理和民族感情，如果歧视这些风俗习惯，就会伤害越人，加深民族隔阂。从史料记载看，赵佗是一位极善于处理民族问题的统治者。他清醒地认识到民族习俗的重要性，因而带头尊重、依从越人的风俗习惯。他公开宣称自己是“蛮夷大长”，还脱掉汉人官服和鞋帽，穿戴越人服饰。文献记载，汉朝使臣陆贾首次出使南越时，赵佗就“魋髻箕踞”，以一副越人长老模样接见陆贾。
四是改变越人好相攻击的恶习。赵佗虽然遵从越人习俗，但并不盲从，对他们的一些恶习则加以阻止或引导。例如越人好相攻击的习俗，是岭南越族社会发展比较落后的表现，是原始社会末期部落战争和血亲复仇的遗风。这种习俗不利于南越国的安定，也不利于岭南的开发，是对社会生产力的一种破坏，因此赵佗要加以阻止。史书没有明确记载赵佗是如何阻止这种习俗的，但后来越人的这种恶习逐渐消失。汉高祖刘邦曾颁布诏书说，赵佗在南方长期治理南越国，“甚有文理，中县人以故不耗减，粤人相攻击之俗益止，俱赖其力”。说明赵佗的工作是很有成效的。
五是因地制宜让越人自治。南越国统治的范围非常大，强盛时期其疆域包括今天的两广与越南中北部。为了有效地治理国家，赵佗采取了一些灵活措施，主要的一点是让边远地区自治。如在越南交趾，当地越人部落势力强盛，赵佗只派官吏去“典主”，即主持当地的政事，而对其社会组织并不强行改变。赵佗还在交趾地区分封了一个西于王，让他自治一块地方。
六是妥善处理邻邦关系。赵佗在与邻邦交往的过程中，软硬两手兼备。为了与邻邦和睦相处，赵佗向周边少数民族的国君和越人首领赠送礼品。《史记》中提到赵佗曾以财物赂遗西瓯骆，就是其睦邻政策的一例。而吕后当政时实行“别异蛮夷”的政策，对南越国实行经济封锁，此时的赵佗便公开称帝，展示出外交上的强硬姿态。
在经济上，赵佗仿效汉王朝，推行重农政策。为了推动岭南地区农业的迅速发展，赵佗政权大力推广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积极从内地引进“金、铁、田器、马、牛、羊”。这对改变岭南地区原始落后的耕作方式，提高生产效率，发展农业经济等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考古发掘为这方面提供了充分的证据。岭南地区的先秦考古几乎没发现过铁器，但在广州、韶关、平乐、贵县等地的南越国时期墓葬中却发现了不少铁制生产工具和其他用具，特别是在象岗南越王墓中发现了大批各式各样的铁制工具、农具和其他用具。而且这些工具从器形特征看，大多数与内地所见的类型相同，估计不是本地制作，而是从内地输入的。广西贵县罗泊湾一号汉墓曾出土一块自名《东阳田器志》的木牍，上面列有给死者随葬的各种农具的名称和数量。东阳是中原古地名，说明木牍中所列的农具必定来自中原地区。
南越多水，对水的治理甚为重要。2000年，在广州市惠福路的光明广场大楼建设工程中，清理发掘了一处大型木构水闸遗迹，为南越国时期城市排汲水工程的遗存。当年这里是珠江的北岸。水闸南北向，南北（残）长三十五米。闸口的南北处均用木桩、厚板构筑成八字形敞开，闸口宽五米，最底一层带子口的闸板尚存。这座大型木闸在建材的选择、松软地基的处理、技术线路的处理、泄流的处理、闸室稳定的处理以及总体布置上都与现代的建闸标准和要求相符，反映出当时的水利工程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这是目前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木构水闸遗址，已被列入中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预备名单。
秦末赵佗曾上书秦始皇，要求派遣无夫家的中原女子到岭南，为驻守在岭南的秦军将士“缝补衣服”，实际是远嫁到岭南。这些秦军将士、中原女子，还有一些被秦王朝迁徙到岭南的囚徒、商贾和有罪官吏，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对岭南地区的生产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传说赵佗在任龙川令时，就很重视开荒种地，还亲自带领当地军民开辟荒地，并采取“垦辟定规则”的措施。在他的影响下，他的部下吴坝在解甲归田时，在今清远一带招收逃荒的人开垦荒地，使当地肥沃的土地都种上庄稼。赵佗在龙川还组织人力修池凿井，灌溉田园。
由于南越赵氏政权采取了一系列有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措施，使得岭南地区的农业、手工业在生产规模、耕作技术以及耕作面积上都有了空前的发展。这为岭南的政治安定、社会经济和文化繁荣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赵佗这些有效的民族政策除了得到汉高祖刘邦的首肯之外，也得到了汉文帝的间接肯定。如后面我们将要提到的，汉文帝即位后，面对赵佗称帝，写了一封义正词严、情真意切的信，在信的结尾写道：“服岭以南，王自治之。”“自治”一词，如作自行管理解，最早源于此处。从某种意义上说，赵佗所在的南越国时期，开启了中国区域自治、民族自治的先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