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竹园毕业于国立政治大学经济系，是美京乔治城大学经济学博士，历任美国西东大学研究教授、美京乔治华盛顿大学客座研究教授、美国密歇根大学高级研究员、美国国家科学基金顾问、美国教育部博布莱委员会评审委员等职。
他曾于1972年及1975年两度当选全美杰出教育家。1976年获博尔大学卓越研究奖。1982年被选为博尔大学杰出经济系教授。1984年选为印第安纳州杰出学者。1985年至2006年，连续二十一年列入《世界名人录》及《美国名人录》。1972年和1982年两度当选国家建设会议财经组领队。1984年当选为“美中学术联谊会”会长。1990年至1992年任美京《中美协会》会长。1990年出任国是会议委员。1991年起任留美国中国经济协会顾问。1991年至1995年任国家统一委员会研究委员，1996年出任国家发展会议代表。他1982年出版的《中国经济发展》一书曾为全美各著名大学采用为课本达十年之久；1990年出版的《中国大陆政经社会变动》一书被美国图书馆协会评选为1992年杰出学术著作奖。2004年，他出版《当代中西经济思潮论丛》一书，获中山学术文化基金杰出学术著作奖。
竹园先生现任美国印第安纳州立博尔大学经济系终身正职教授，主讲西洋经济思想史、比较经济制度、第三世界政治经济问题等课程，并担任研究部博士班校方代表；1994年至1996年任北美华人社会科学家协会会长；1996年至1998年任全美中国研究协会会长。2001年起任芝加哥海外中山学社董事会主席。
久闻美籍著名经济学家郑竹园先生大名，深知他知识渊博、卓有成就，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都受到广泛的敬重。曾任总理的朱镕基也多次向他咨询政要之策，非常器重他。
认识竹园先生，是在一次国际研讨会上，当我向他请教如何发展中国的企业时，他清晰地指出：“中国的企业必须坚持国际化、市场化和民营化道路，把民营经济做大做强。国有企业有进有退，总体上应通过股份制、国有控股或独资、拍卖、关停并转或破产，控制规模，提高质量。这个过程是需要时间的，正如服中药，需要有一个疗程。中国的经济是大有希望的。相信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国力将逼近美国，这是指日可待的。”
我也从此开始与大洋彼岸的郑先生书信往来，请他指正我发表的一些关于经济观点的文章，他总是悉心地将自己的见解回复给我，也会将他的著作邮寄给我。
青春流寓
1927年4月8日，郑先生出生于广东普宁一个生意人的家庭。郑父喜爱读书，非常聪明，可惜十六岁那年因祖父去世，迫使郑父失学而去做生意。后来郑父事业有成，存了些钱，对子女的教育更加重视。他在乡中办了女校，不仅让子女受教育，也免费吸收乡里不识字的妇女。
童年时代，小竹园跟随姐姐在女校旁听。他的记忆力很好，几乎过目不忘，姐姐念的书他也会念。由于父亲循循善诱，《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等书，他不仅耳熟能详，大部分还可以背诵。七岁时，小竹园随父到汕头，进入正规学校，老师让他直接升读三年级。郑父每年暑假都要亲自督课。上午郑父授课，下午自己温习，晚上郑父验收，因出色而常受犒赏。郑先生读书的兴趣在于学习治国的大道理。为此，除经济学之外，他还苦心熟读《资治通鉴》、《天下郡国利病书》等经世名著。
1943年盛夏，郑先生离开大饥荒中的潮汕，翻山越岭，到战时的省会韶关参加广东省保送中央政治学校的考试。在全省各高中应届毕业第一名选送的六十多人中录取前三名，郑先生被录取。在兵荒马乱中，他历尽千辛万苦，惊险百出，直至深秋时节，才辗转抵达重庆，开始了十分清苦的大学生活。常在昏暗摇曳的桐油灯下读书，笔记簿是极粗糙的草纸；红薯稀饭是学子们每餐争抢的伙食。大学二年级，他参加当时由教育部主办的全国大专学生论文比赛，以“战后如何建设新中国”写出两万字的论文，获得第一名，奠立他以后一生研究中国经济的基础。1944年冬天奇寒，几位广东来的同学集资买了一只小狗，宰杀后炖出一锅令人垂涎的香肉，大吃一顿，毕生难忘，至今思之，犹有余香。身上也可能留有特殊气味，致使郑先生近三十年卜居美国而常遭邻居群狗的敌视。那些洋狗对郑先生的家人都俯首摇尾，惟独对郑先生汪汪狂吠，总视为不可姑息的“阶级敌人”。
大学毕业后，郑先生被派到广东合作金库当银行员，1949年流亡香港，此后开始研究新中国经济，着书立说。1959年赴美深造，从此便焚膏继晷、兀兀穷究，过着研究、教学与著述的寂寞生活。
现在的郑教授住在印第安纳州。据他的好友描述，他的住宅占半英亩，花园里种着中国来的牡丹及昙花、翠竹，十分美丽。虽然居住面积很大，但几乎所有室内空间都被中外各种图书占领了。听说他当年由香港到美国时因随身携带四大木箱研究资料，无法乘坐飞机，只好改乘轮船经19天海上航程，才由香港抵达旧金山。近45年来，他仍然不断买书，不但家中四壁满置书架，连餐厅也被书刊占据。过去郑府常邀中国学生及访问学者便餐，如今已无待客之地……
直抒己见
早就听说，上世纪八十年代，正当我国从计划经济逐步向市场经济转轨变型的时候，党和国家领导人曾向竹园先生咨询对策，他明确地阐述自己观点：中国经济必须坚决走国际化、市场化和民营化的道路。实践已经证明并继续证明了竹园先生论点的正确。
竹园先生曾向我国领导人及各有关方面建议：第一，人民币目前不宜大幅升值，否则，除了影响外贸出口，还让赌人民币升值的大量外国投机热钱坐享其利；第二，在台湾问题上，在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下，对外舆论只说和，不说打，除非到了非说不可的时候；第三，逐步建立大中华经济圈与华元区，与美元区和欧元区相抗衡，人民币将与美元和欧元并驾齐驱，成为国际硬通货；第四，未来的中国，经过二三十年乃至更长时间的努力，逐渐建成国际制造中心、科研中心和物流中心，再经过艰苦奋斗，力争综合国力超过日本，逼近或赶上美国。
郑先生自1950年起，研究中国大陆经济55年，已出版中、英、日文专著四十种，论文近千篇，约计1400万字。英文论文刊登于哈佛大学《商业评论》季刊、哥伦比亚大学《世界商业经济》季刊、《纽约时报》、《大英百科全书》、《当代历史》及伦敦《中国季刊》等权威刊物。
他曾著文刊于《纽约时报》，预言中国将不会为亚洲金融风暴所击倒，博得各方称许；他曾著文称中国宁可力抗国际压力，降低外汇储备，促使进出口平衡，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稳定；他曾著文分析中国经济的潜力与瓶颈，肯定中国总体国力迅速提升，具有广阔的国际市场、充沛的人力资源、较完整的基础设施和稳定的社会秩序四大优势，同时也指出长期缺电、水源不足和原油缺乏等发展瓶颈；他曾著文指出“雁形理论”已经过时，预言十年内中国、印度有可能超过日本成为亚洲经济的火车头；他曾著文指出美国经济霸权正在走下坡，其贸易及财政赤字均高居不下，威胁经济，美元渐成弱势货币，股市低迷，金融帝国基础动摇，企业纷纷外移，科技领先地位下降，吸引精英优势逐渐消失。他近期出版的《当代中西经济思潮论丛》，主旨在探讨西方经济理论是否适用于中国。书中还提出作者对“大中华经济圈”、“均富社会”、“明日中国”的构想，为中国未来发展指出一条合理可行之路，是一部体大思精、极有分量的著作。
竹园先生现任美国印第安纳州州立博尔大学经济系终身正职教授，主讲西洋经济思想史、比较经济制度、第三世界政治经济问题等课程，并担任研究部博士班校方代表。
心系华夏
作为一个爱国者，郑先生念念不忘祖国统一大业，他著文分析了两岸关系发展的三个阶段和互相依存的互补关系，指出回归“国统纲领”是建立两岸和平互动架构的便捷途径，展望了两岸经济关系的现势及前景，探索了两岸和平共荣的康庄大道。他在杭州参加第九届海峡两岸关系学术研讨会时还即席赋诗：
七月西湖荷花开，清流俊彦翩然来。
为解两岸千重结，纷陈珠玉出心裁。
“三通”大流难逆转，“一中”何庸费疑猜。
国族盛衰系一念，莫铸巨错后人哀。
该诗表达了全体与会者的心志，引得掌声雷动。
“大中华经济圈”与“大中华共同市场”的构想是郑先生最先提出的。他认为，大陆、台湾、香港，具有人力、技术、外汇资源及高储蓄率、高成长率的发展优势，且同文同语同根同种，如能真诚合作，相依互补，建立共同市场，到21世纪中叶，这一拥有16亿人的广大市场，将成为欧、美、日本以外的第四极，具有崛起争雄的实力与潜能。
樱花之恋
郑教授关心世局，每次晤叙，大多谈天下大事，极少涉及私人生活。但一次聚会中，有青年朋友询问他与夫人相识相恋经过，他竟也十分愉快地谈起来。
42年前暮春，当竹园先生还在美京乔治城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候，正值华府樱花盛开，远在麻州著名女子学院史密斯攻读英国文学硕士学位的梁华小姐，与友人联袂来美京赏花，经朋友介绍，在绚烂樱花树下相晤，竟一见钟情。后经年余的通讯和往来，终于在他完成博士学位的那年夏天在美京结婚。郑教授同窗好友刘遐龄教授曾在《华府邮报》上发表《樱花隐导樱花恋》一诗记述此事。
艳艳樱花四月开，樱花远渡丽人来。
乔城博士惊瑰玉，史校名姝惜茂才。
默默多情甜笑诺，痴痴万里苦追陪。
樱花隐导樱花恋，永谢樱花作证媒。
此诗在海外文坛传诵，引为学界佳话。
婚后郑教授受密歇根大学之聘，迁居安儿堡，郑夫人则继续攻读语言学硕士并修完博士课程，通过考试，成为博士候选人。但终因儿女相继出生，未能完成博士学位。郑夫人后来在大学图书馆任资深编目专家。郑夫人在从事专业之余，对园艺烹饪皆有研究。郑教授说他能长期维持健康，皆得力于夫人注意饮食，坚持运动。前年40周年银婚纪念时，亲友子女团聚祝贺，郑教授席中成《贤妇吟》一首：
家有贤妇前世修，相夫教子争上游。
知书识礼通世务，亦刚亦强亦温柔。
身如菩提心明镜，粗衣淡饭无他求。
琴者相伴乐终生，相依相护到白头。
此诗一出，引起全场掌声，女儿更感动得热泪盈盈，一幅和乐家庭的美景。
老骥伏枥
最近，竹园先生来信称：“我年将八旬，幸体力、脑力均未退化，故仍全职执教，间也应各方需求，撰写中英文论著。曹子建有言：‘文章乃不朽之大业，经世之盛事’，故仍乐此不疲。现每日阅六七份报纸，包括举世闻名之《纽约时报》等。”“家中装有三座电视台，分别收看大陆中央电视台、台湾中天频道及美国电视，故见闻尚称灵通。”近期他将用英文撰写《中国崛起对世界的影响》一书，信中还说他“每日阅读写作教学仍在12小时以上，每日也坚持游泳半小时，故精神饱满，希望能再工作10年”。他说，尽管千辛万苦，但衣带渐宽终不悔。
原来，他这精神的背后有一个大计划：即要著书探讨一百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落后的原因。预定要写三卷书，分三个阶段探讨：分别是从鸦片战争到1911年，1911年到1949年，1949年到现在。他说，他过去的著作只是这一中心研究的奠基石。终极目标是要融合现代经济发展理论与比较经济制度理论，进而剖析一百多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我的大计划，将探求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积弱不振的根源，检讨辛亥革命以后中国未能工业化及现代化的原因，并对大陆经济变动与国民党迁台后的经济建设做一客观比较，从而探讨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
郑先生因著作等身，又经常阅读书报，对世局演变了如指掌，论断正确，不但经常应邀出席各种学术会议、发表论文，也成为中外媒体访问的对象。美国著名的周刊，如《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USNewsandWorldReport）及《商业周刊》（Businessweek）都多次以巨大篇幅刊登他的访问记。英美媒体，包括美国家喻户晓的电视节目CBS60minutes（六十分钟），也曾在电视上访问他。英国的BBC、美国的VoiceofAmerica（美国之音），也经常对他进行电话访问。他自己调侃自己说，不但要“笔耕”，也还要“舌耕”，忙碌终日，不知老之已至。
先生见识，山高水长；先生之风，高山流水。
山高水长话先生，高山流水识竹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