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在这场论战中的表现，使汪精卫在群众中赢得了不小的声誉。胡汉民后来评论汪精卫在这场斗争中的表现时说：“宗旨严正，而根据历史事实，以证其所主张者，至为翔确。师出以律，不为叫嚣跳踉之语，异于邹容之《革命军》，遂受学界之大欢迎。”这样，汪精卫就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20岁出头的留学生，而成为名噪一时交相称颂的革命者，获得了孙中山的信任。
三谋刺摄政王，慷慨歌燕市
20世纪初，由于西方无政府主义思潮的传人，有些资产阶级革命者崇尚俄国虚无党人的暗杀活动。同盟会成立后，也专门设立了暗杀部，由方君瑛负责，邀请俄国无政府主义者传授暗杀技术，汪精卫也曾参加学习。但那时，革命尚处高潮之际，汪精卫并不迷信暗杀活动。他清醒地认为：革命是不能“刺杀一二宵小而唾手得之”的，这种看法只是“小儿之见”。他只是把暗杀活动作为“最后武器”。但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常常经受不住失败的考验。镇南关、河口、广州之役失败以后，在同盟会会员中滋长了沮丧情绪，一些同盟会会员日渐消沉。而康、梁却幸灾乐祸，乘机讥讽同盟会领袖为“远距离的革命家”，“徒临人於死，己则安享高楼华屋”。当时与孙中山闹矛盾而分裂的一些人也随声附和。1909年，清廷宣布“预备立宪”，以欺骗舆论，维持皇权。在这种形势下，汪精卫既激动又失望。他为了“挽回党人的精神”，“藉炸弹之力，以为激动之方”，“谋一击清廷重臣，以事实表现党人之决心”而走上暗杀道路，决心“与虏酋拼命”。
汪精卫事前并未与孙中山商量，于1909年自新加坡赴香港，准备上北京暗杀端方。胡汉民知道后与孙中山联电劝阻，并叫冯自由在港阻拦，汪精卫只得转赴日本。在日期间，他串联了黄树中、喻培伦、曾醒、方君瑛、黎仲实、陈璧君等组成暗杀团体，在东京本乡区真砂町十五番地密谋。喻培伦本在日本千叶医专学习，懂得化学，他与黄树中负责制造炸弹。由于在日本试验武器不便，于是汪精卫等转至香港，设机关于黄泥涌道，并在屯门邓三伯之农场从事试验。
汪精卫在1909年为准备暗杀活动，先后两次往返日本。孙中山、黄兴、胡汉民先后劝阻，但汪精卫“意志已决，莫能挽回”。11月上旬，汪精卫、黄树中、喻培伦等悄然北上，并致书孙中山及南洋诸同志告别。信中谓：“……盍此时团体，溃裂已甚，维持之法，非口实可弥缝，非手段可挽回，而在吾等努力为事实所进行，则灰心者复归于热，怀疑者复归于信。弟等之为此事，目的在于破敌，而非在于靖内变也。”“革命党之行事，不能以运动为已足，纵有千百之革命党运动于海外，而于内地全无声响，不见有直接激烈之行动，则人几忘中国之有革命党矣。故运动与直接激烈之行动，相循而行，废一不可。”“凡为党死，死得其正。”“决以牺牲，为创惊人之举”，以“此举”揭穿预备立宪的“假面具”，“使国民知不肯受欺者”。
10月，黄树中首途入京建立机关。11月，汪精卫又对胡汉民等表示：“此行无论事之成否，皆必无生还之望。”“弟虽流血于菜市街头，犹张目以望革命军之入都门也。”他并多次以书信方式，向胡汉民说明暗杀目的：
“欲牺牲其身者，其所由之道有二焉：一日恒，二日烈。譬之治饭，盛米以釜，束薪烧之。釜之为用，能任重，能持久，水不能蚀，火不能熔，饱受熬煎，久而不渝，此恒之德也。犹革命党人之担负重任，集劳怨于一躬，百折不挠，以行其志者也。薪之为用，炬火熊熊，顷刻而烬，故体质虽毁，而热力涨发，饭以是熟，此烈之德也。犹革命党人之猛向前进，一往不返，流血溉同种者也。”并血书八字赠胡汉民：“弟今作薪，愿兄为釜。”
11月上旬，汪精卫与黄树中、喻培伦等人组织秘密机关于北京琉璃厂火神庙夹道（太平桥），并在东北园租赁一屋，作为活动据点。为了避人耳目，开设“守真照相馆”作为掩护。然后，汪精卫叫喻培伦、黄树中重返东京，把炸药装在棉背心的夹套内，穿在贴身带回北京。
最初，汪精卫计划炸死庆亲王奕勖，因戒备森严，不易下手，未成。他又准备改刺从欧洲考察海陆军事归国的贝勒载洵、载涛。汪精卫亲自出马，身藏炸弹，赴车站见机行事。但当载洵等下车后，有许多戴红顶花翎的官吏同行，难分真假，不便下手，废然而归。最后决定谋炸摄政王载沣。载沣是宣统皇帝溥仪的父亲，因溥仪年幼，摄政王实际主持一切政务。摄政王府坐落在地安门外后海鸦儿胡同附近。汪精卫与喻培伦、黄树中原打算在鼓楼大街埋炸药，以后又改在烟袋斜街，皆因故作罢。最后确定在摄政王上朝必经之地的银锭桥。为了加大炸弹威力，汪精卫又在骡马市大街鸿太永铁铺铸造一个可盛四五十磅炸药的“铁西瓜”（炸弹壳），制成大型炸弹。
3月31日深夜，汪精卫与喻培伦、黄树中在什刹海附近的银锭桥下埋设炸药，掘土时，因犬吠声四起，不能继续工作。次日夜，喻培伦、黄树中两人在原地将炸弹埋好，但因铺设的引炸电线太短，不够用，只好明日再来。第三天晚上，黄树中、喻培伦正在桥下接电线，就被桥上人发觉，喻、黄匆匆返回。经连夜集议，推喻培伦去东京重购炸药，黎仲实、陈璧君往南京、广州、南洋筹款，再谋进行。
清政府得报后，以“铁西瓜”为线索追查。4月16日，北京警厅逮捕了黄树中、汪精卫、罗世勋。在审讯中，汪精卫写了长达数千言的供词。他抨击了清政府预备立宪的骗局，指出：“所言立宪，其宗旨在于巩固君权”，幻想预备立宪而“内治外交诸问题”，是“醉其名而不务其实”，“其罪实通于天”，清政府的这个骗局是挽救不了其失败命运的。“此真燕雀巢于屋梁，而不知大厦之将倾也”。同时，他理直气壮地宣告：“中国之情势，非于根本上为解决，必无振起之望”，“非摧去强权，无由收除旧布新之效果也”。“故革命诸人，以为欲达民主之目的，舍与政府死战之外，实无他法”。并呼吁：“及今图之，其犹未晚，斯则后死者之责也。”
汪精卫被捕之初，自料必死，吟诗言志，在狱中成《被逮口占》四首：
衔石成痴绝，沧波万里愁；
孤飞终不倦，羞逐海鸥浮。
姹紫嫣红色，从知渲染难；
他时好花发，认取血痕斑。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
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
青燐光不灭，夜夜照燕台。
这几首悲壮动人的诗句，读来铿锵有声，脍炙人口，曾经被传诵一时，激励了不少有为青年投身于资产阶级革命。
载沣本拟处死汪精卫和黄树中，当时同盟会领导人千方百计营救，通过当时在肃亲王善耆家任教师的同盟会会员程家柽的关系，做了善耆的工作。程家柽对善耆说：“国家如枉杀汪、黄，则此后党祸日夕相寻，非朝廷之福。”善耆也因为清政府正在标榜立宪，为收买人心，以从轻处治为有利，便劝说载沣将汪精卫、黄树中交法部永远监禁。清廷对汪精卫实行软化政策，让他住在一间裱糊一新的房里，“终日披卷吟咏，颇觉安逸”。民政部尚书善耆找汪精卫多次密谈，并“赠以图史百余帙”。在密谈中，善耆不仅假惺惺地向汪精卫表示倾慕之意，甚至表示对《民报》所阐述的主张也认为不够彻底。他睥睨一切、广征博引、“礼贤下士”的风度，欺骗与慑服了汪精卫这个血气方刚的革命青年。贝子溥伦也曾至狱中探望于他，又改善了他在狱中的物质条件，配置单间住房。这种攻心战术使汪精卫对善耆由衷地感恩戴德。他后来回忆这段生活时，情不自禁地说：“救我命的是肃亲王，肃亲王为使我抛弃革命的决心，用尽了种种方法。”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狂热与消沉情绪的反复交替出现是其软弱性的表现，当革命顺利时，可以欣喜若狂；当革命受挫折时，既可以孤注一掷，铤而走险，又可以消极颓唐而落伍。汪精卫入狱前因革命受挫折而走上暗杀道路，事败后终身监禁，在他身上原有的激情一下子冷了下来，变得消极低沉，对自己参加的革命活动自责自悔。诚如他在狱中所写的《述怀》、《有感》二诗中所说：
平生慕慷慨，养气殊未学。
哀乐过剧烈，精气潜摧剥。
忧来如病亦绵绵，一读黄书一泫然；
瓜蔓已都无可摘，豆萁何苦更相煎。
笳中霜月凄无色，画里江城黯自怜；
莫向燕台回首望，荆榛零落带寒烟。
这种凄凉寂寞的心情与“从容作楚囚”的激情相比，判若两人。他把自身曾努力进行过的推翻封建清王朝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说成与清政府“豆萁相煎”，自责自己谋刺清摄政王的行为是一时的感情冲动，是没有修养的表现，思想境界大变。难怪当时就有人认为：“兆铭在狱时，固已投降民政部大臣善耆矣。”这种心灵上的阴影，正是汪精卫后来无法保持晚节的内在原因。
但汪精卫当时还关心着铁窗外的风云，期待着革命浪潮的到来。
四初显“两栖本性”
汪精卫在1910年4月16日被捕，5月1日正式被判刑入狱，翌年11月6日被释放，身陷囹圄一年又半。
在这历史的一瞬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浪潮一日千里地向前倾泻着。狱外风雷滚滚的革命风潮，激荡着饱受铁窗之苦的汪精卫。
1911年4月27日，黄兴、赵声等领导了广州起义，结果失败。汪精卫在狱中闻讯，悲感交集，赋诗以寄感72烈士：
欲将诗思乱间愁，却若茫茫感不收！
九死形骸惭放浪，十年师友负绸缪。
残灯难续寒更夜，归雁空随欲断眸。
最是月明瞬笛起，伶俜吟影淡于秋。
珠江难觅一双鱼，永夜愁人惨不舒。
南浦离怀虽易遣，枫林噩梦漫全虚。
鹃魂若化知何处，马革能酬愧不如。
凄绝昨霄灯影里，故人颜色渐模糊。同时，汪精卫误闻好友胡汉民也在广州蒙难，作诗哭之曰：
马革平生志，君今幸已酬。却怜二人血，不作一时流。
忽忽余生怅，茫茫后死忧。难禁十年事，潮上寸心头。
这些充满情感的诗词，既表达了汪精卫对革命志士的悼念和崇敬的心情，又表明了汪精卫“马革平生志，却怜二人血，不作一时流”的革命心声。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革命党举义成功”的消息，立即传遍了中国大地，震撼了大江南北。到11月下旬，全国24个省中已有14个省响应起义，宣布脱离清政府独立，清朝反动统治顿时陷入土崩瓦解的局面。清朝政府为了镇压革命，重新起用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利用他手中掌握的军政权力，对南方革命党人施行一打一拉的伎俩，妄图篡夺革命果实。当时在革命派内部，由于害怕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包括孙中山、黄兴在内的同盟会上层领导人主张实行“举袁以实现共和”的方针，即只要袁世凯赞成共和，迫使清帝退位，就选他当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黄兴在11月9日就以战时总司令名义致书袁世凯，要他“出面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直捣黄龙”。如果这样，那么“各省当亦无有不拱手听命者”。11月16日，孙中山在海外致电民国军政府说：“闻黎在推袁（按黎元洪推袁世凯为总统）合宜亦善。总之，随宜推定，但求早固国基。”而当时在同盟会基层和同情辛亥革命的人中问，通过报刊发表主张袁世凯当总统的言论也不少。有的要袁世凯“代表四万万众，为第一期之大政长”；有的说“袁助民党中外欢迎”，“项城宜于汉族总统”。袁世凯看到这种形势，就实施他“一石双鸟”的策略，一方面利用革命党胁迫清朝政府；另一方面以清政府为筹码，与革命党人讨价还价，从中渔利，窃取权力。
袁世凯竭力施展诡谲手段，利用汪精卫促成南北和谈。11月6日，清政府迫于武昌起义后的形势，为收买人心，宣布解除党禁，释放了汪精卫。刚被释放的汪精卫，声名炬赫一时，在同盟会中的声望和影响是极大的。袁世凯看中了这一点。同时，辛亥革命后，南方各省先后响应，同盟会成为公开活动的政党，而北方各省仍处于清政府的反动统治下，革命党还处于地下斗争状况，不便公开活动，而汪精卫是同盟会的成员之一，同盟会的一些领导人要实现“举袁以实现共和”的方针，汪精卫是理想的北方代言人。所以，有些主张是经过汪精卫去付诸行动的。如12月9日黄兴给汪精卫的电报说：“项城雄才大略。不负全国重望，能顾全大局，与民军为一致之行动，迅速推倒清政府，令全国大势早定，外人早日承认，此全国人人所仰望。中华民国大总统一位，断推举项城无疑。”所以汪精卫一出狱，就卷进了南北和议的历史漩涡中。
11月13日，袁世凯在东华门外锡拉胡同会见了汪精卫。袁世凯向汪精卫表示早就同情革命。汪精卫信以为真，当即表示“中国非共和不可，共和非公促成不可，且非公担任不可”。重申了当时同盟会一些领导人的共同愿望。
1911年11月15日，在袁世凯授意下，汪精卫与当时的君主立宪派杨度（是汪精卫在日本法大速成班的同学和好友）共同发起组织了“国事共济会”，它的本部设在天津。11月18日，天津《民兴报》发表了《国事共济会宣言书》和“简章”7条。这个宣言虽出白杨度手笔，但汪精卫完令赞同。在宣言中，汪精卫与杨度俨然以两党的代表自居，提出召开同民会议，就国体问题进行公决，促成和议，以期早日停战。宣言的第一部分，从立宪观点出发，概述了两党在国体问题上的根本分歧，指出两党的共同目的，“皆不过成立立宪国家，以救危亡之祸而已”。对当前和战问题，宣言说如果双方“恃实力以决胜败，无论孰胜孰败，皆必民生涂炭，财力穷困，以保一君主为目的，而使全国流血，君主立宪党所不忍出也。以去一君主为目的，而使全国流血，民主立宪党所不忍出也。然而两党之政见，应何去何从，非两党所能自决也，必也起诉之于国民公意。要求两方之停战，发起国民会议，以国民之意公决之。无论所决如何，君主民主两党，皆有服从之义务，否则即为国民公敌。”
该会还在简章中规定：“本会会员平日主张君主立宪者，担任请愿于北京政府赞成本会办法；平日主张民主立宪者担任请愿武昌军政府，赞成本会办法。”共济会的办事机构，规定本部设于事4人，两党各举2人；各省及藩属地方设支部。
这份宣言和简章，十分清楚地表明国事共济会的活动是要制造有利于袁世凯对革命派施加压力的舆论，促进有利于袁世凯的议和，国事共济会实际上也是袁世凯刺探民党动向的一个工具。因为其时北方各省的政权虽在袁世凯势力的把持下，而在地方上的革命势力正和南方的革命党人相互呼应。汪精卫是同盟会的重要成员，不久前还是谋刺摄政王的视死如归的革命志士，因此由他出面呼吁和议，不但可以用来缓和北方各省革命党人的反袁斗争，造成和议氛围，而且可以起到分化南方革命党人的作用，使之倾向妥协，促成和议。同时，袁世凯还可以通过汪精卫了解南方革命党人的活动和想法，以筹对策。如当时黄兴有电致袁内阁，内有“君能赞成共和，必可举为总统”之意。此电系由汪精卫转杨度代达袁世凯的。因此，汪精卫此时已成为南北和议中的重要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