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于1906年赴南洋，至1909年再回日本转道北上谋刺清摄政王。在这4年的斗争中，汪精卫除在南洋各地发展同盟会组织，筹集革命经费外，还非常重视革命的宣传工作。为了扩大革命宣传，清除康有为、梁启超等保皇派在南洋的影响，争取革命群众，汪精卫于1907年8月20日在新加坡创办《中兴日报》。它的英文名字是“ChongSingPress”或“ChongSinVitPao）”。发行处设在新加坡吉宁街13号，发行人由麦加七达洋行出面，主席为张永桶，监督为陈楚楠，经理为林义顺，主笔是汪精卫、胡汉民、居正、田桐等。发刊词由胡汉民执笔。当时康有为也在新加坡办了《总汇报》，其主办人物是区渠甲、袁寿民、陈介敬诸人。因此在东京时的《民报》和《新民丛报》的论战，再度在新加坡重现。汪精卫在这场论战中再次成为主攻手，而孙中山先生亦以“南洋小学生”的笔名，在《中兴日报》上撰文驳斥康、梁。随着论战的展开，《中兴日报》对南洋华侨影响日益扩大，发行量猛增。为了扩大经营，经孙中山先生同意，组织《中兴日报》股份公司，报纸得以继续发展。
《中兴日报》与康有为一派的斗争后来扩大到仰光。汪精卫、胡汉民等在仰光华侨、同盟会会员李竹痴、陈春源等支持下，把《仰江新报》改组为《光华日报》，并以“演说社”、“觉民书报社”等合法组织形式开展革命宣传活动。当时汪精卫的演说颇受群众欢迎，反映说：“汪君之演说，题目既簇新，而事事颇得肯綮，因此极得听众信仰。谓南洋华侨之觉醒，实出于汪君之力，亦不为诬也。”胡汉民也称道汪精卫的雄辩口才：“余前此未闻精卫演说，在星洲始知其有演说天才，出词气动容貌，听者任其擒纵，余二十年来未见有工演说于精卫者。”张永福对汪精卫在南洋开展革命工作的评价是：“汪君深入霹雳埠，以广长舌解释革命之意旨，乃得该埠要人同意，于是同盟会又得一精神上之新殖民地矣！”对“吾党主义之发扬，不特有重要价值，且由此而唤起华侨的注意，时然于我党的主张，同情于我们的事业，增厚我们的革命力量，确是不少。此次的论战，影响于华侨之思想，可谓之极大”。
二做起批驳康梁的买卖
在同盟会成立前后，中国资产阶级内部存在着两种政治主张。孙中山从革命民主派的立场出发，宣传科学进化论思想，主张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朝封建帝制，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康有为和梁启超则相反，他们从改良主义的立场出发，宣传庸俗进化论思想，反对民主革命，主张在保存清朝封建统治的基础上实行君主立宪，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来发展资本主义，这种主张，实质上是维护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
康、梁在维新变法失败后，仍念念不忘他们的“圣主”，在海外华侨和留学生中组织“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简称“保皇会”，以鼓吹君主立宪制度为宗旨。他们宣称“与革命党死战，乃是第一义。有彼则无我，有我则无彼”。
对此，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力量进行了反击。1906年4月，《民报》第3号发行号外，列举《民报》和康梁控制的《新民丛报》之间存在根本分歧的12个问题，声明自第4号以后，分类辩驳。革命派有组织、有计划地同改良派的大论战激烈地展开了。
汪精卫积极地参加了这场论战。他以《民报》、《中兴日报》、《光明日报》为阵地，以孙中山提出的“攻心为先、以至理服人”的方针为指导，撰文批判保皇派。在《民报》第1—12号上，批驳康梁的长篇政论文中，以汪精卫的为最多。
汪精卫在《民报》第1号上的《民族的国民》一文中说道：满洲政府宣传立宪论，是“使吾民族诚心归化之一妙用”，因此，千万不能“堕其术中也”，并且认为，许多人所以接受立宪沦是由于政治上的幼稚，而使人们上当的祸首，则是康有为、梁启超，他们“妖言惑众”，蒙骗群众。
1906年年初，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先后发表《开明专制论》和《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两篇长文，并把两文合成《中国存亡之问题》的小册子，展开全面反驳。认为中国国民程度太低，没有自治的能力，还不具备共和国民的资格。因此，一切只能有“秩序”地进行，如果发生革命就会破坏秩序，导致内乱，招致列强瓜分，中国就将灭亡，“亿劫不可复”。
梁启超认为：中国国民由于长期受专制政体的统治，既没有自治的习惯，又不关心公益，只知各营其私。这样的公民，连立刻实行“立宪”的资格都没有，更谈不上做“共和国民”。因此，“今日中国万不能行共和立宪制”。
那么梁启超为“救中国”开了些什么“灵丹妙药”呢？
他认为，在国民程度十分低下的条件下，不但共和立宪不行，就是君主立宪也得等一二十年。目前只能行开明专制，以后才能“立宪”。着手的方法，就是请愿，要求立宪，这是“唯一正当之武器”。而向政府请愿时所提出的条件，必须符合清统治者的意愿，不然“则是宣战而非要求”。
梁启超还以咄咄逼人的挑战姿态，要求革命派对他的观点立即答辩，不然“则请取消前说可也”。这当然迫使《民报》和汪精卫不得不马上回击。
汪精卫在《民报》上连续发表《驳（新民丛报）最近之非革命论》、《再驳（新民丛报>之政治革命论》、《驳革命可以招瓜分说》、《驳革命可以生内乱说》等战斗文章，全面地对梁启超进行反击。
为了还击梁启超的责难，汪精卫在论战中不得不针锋相对地回答他所提出的问题。
首先，中国的国民是否还不具备共和国民的资格？汪精卫坚定地回答：“我国民必能有民权立宪之能力。”
汪精卫以西方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说为武器，大声宣称：“自由、平等、博爱三者，人类之普通性也。”他认为，共和立宪制度正是根植于国民固有的这种酷爱自由、平等、博爱的天性之中。例如，国家对人民有权利、有义务；人民对国家也有权利和义务。国权的运用，并不是专在政府这唯一的机关，而在于人民于公法上、私法上都有独立的人格；而这些正同国民固有的天性相一致。所以，我国国民既有此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而民权立宪是贯彻这一精神的制度。因此这种民主制度的精神必定适合于我国国民，“而决无虞其格格不入也”。只要积极诱发国民的这种天性，又善于向美、法等国学习，国民一定会具有这种能力。
汪精卫还指出，要诱发国民这种固有的天性，使民族主义、国民主义迅速普及于国民心里，主要的方法是教育与革命。他认为政治思想教育无论在革命之前、革命之时、革命之后，都是每日不可缺少的。而革命对诱发国民的固有天性是起决定作用的。汪精卫说：在革命时代，“去专制之苦，尝自由之乐，夷阶级之制，立平等之域。国民主义、民族主义，昔存于理想，今现于实际。心理之感孚，速于置邮而传命也”。
汪精卫也看到，出专制而实行民权，中间要有一个过渡阶段。革命的目的在于获得民权，但革命过程中，必重兵权，二者常相抵触。他认为要解决这对矛盾，最好的办法就是在革命中颁布约法，“先定兵权与民权之关系”，并依据约法，由人民组织地方议会，以监督军政府是否遵守约法。与此同时，地方议会可以陶冶培养国民掌握国家权力的能力，而约法的制定与实行，可以为以后宪法的制定创造条件。一旦实现了，则“民权立宪政体，有磐石之安，无飘摇之虑矣”。
在论战中，汪精卫反复申述了孙中山革命的目的本在实现民族主义和国民主义的主张。他认为革命军兴起之日，必在于国民主义、民族主义昌明之时，而此主义果既昌明，“则约法乃应于国民心理之必要而不能不发生”。有了这个约法，反过来又成了“革命之纪律”，可以把革命团体和国民的关系确定下来，起到有力的约束和保证作用，使革命可以达到既定的目的，使共和立宪制度的实现得到保障。
其次，能不能按照梁启超的设想，以请愿来争取实现改革？汪精卫回答是不能的。
汪精卫列举大量事实，说明清政府反动腐朽透顶，处处与国民为敌，已不可能指望它进行任何有效的改革。他淋漓尽致地驳斥道：“所谓皇帝，以世袭得之，不辨菽麦，不失九五之尊也。所谓大臣，以蝇营狗苟得之。非廉耻丧尽，安得有今日？然则政府诸人，可谓一国之中至不才、至无耻者，何足与言能力？”他斩钉截铁地断定：“今日之政府，岂惟已绝无可望，直国民之仇仇而已。故吾惟绝对的期国民之策进其能力，若政府则所欲颠覆之目的物耳。”因此这个清朝专制政府，“只能与国民为敌，不能与国民为助”。我们绝不能幻想这个政府能够改革，只有寄希望于国民自身，才能实现“民权立宪”的政治主张。
汪精卫进一步论证说：“民族主义之目的达，则国民主义之目的亦必达，否则终无能达。”据此，他竭力主张以革命手段“颠覆二百六十年来之贵族政治”，以实现民族主义；“颠覆六千年来之君权专制政治”，以实现民主主义。
汪精卫辛辣地嘲讽梁启超的开明专制论等改良主义。他说，把改良希望寄托在政府身上，无异于与虎谋皮。事实上，无论由君主专制政体变为民权立宪政体，或变为君权立宪政体，都不可能期待君主自行改革，只能是民权伸张的结果，民权锐进。君权消灭者，则成民主立宪；民权锐进，君权让步，于是相安者，则成君主立宪。就以实现君主立宪而论，也是国民革命的结果。世界各国，从未有过国民不革命而政府自己主动立宪的。“政府怵于国民之革命而让步焉，君权民权，相与调剂，乃为君主立宪”。因此，梁启超指望政府开明专制，而反对国民举行国民革命，“则其结果只能成野蛮专制政体，若望君主立宪，直特牴羊生乳之类耳”。
汪精卫认为政体的重大改革，只能依靠掌握实力的国民。如果国民只是按梁启超所说，像儿子求老子那样苦苦哀求清政府发善心，那等于鸡对黄鼠狼拜年，不仅什么也得不到，反而会丧失一切，这种改良主义的“要求”，只是“絷豕于牢，乃对于操刀者摇尾乞怜”。清朝政府之所以能专擅，主要是依靠它的权力束缚人民。人民若不能摆脱这种束缚，那么他们的意见政府是绝对不会听的，所以“不汲汲养成民力，而惟望其要求，各国政治革命之成例恐无此儿戏也”。国民要政府顺应他的要求“必有实力”，“制之之术，舍革命军固无他也”。实力是要求的基础和后盾，没有这种革命力量，一切都是纸上谈兵；而国民有了这种制服反动政府的实力，自然可以倾覆清朝反动政权，实现民权立宪的新制度，何必还用梁启超这位社会庸医的“要求”药方？应该说，汪精卫的这些论说是相当精辟有力的。
再次，革命是否会导致内乱和瓜分？汪精卫认为是不会的。他说：革命的目的是为了建设，破坏只是它的手段。它所破坏的只是不适宜于社会的东西，而建设的正是社会所必需的。革命所要破坏的是“民族钤制之势力也，专制之淫威也，社会经济组织之不完全也，凡是皆不适宜于社会者也”；革命所要建立的“民族的国家也，民主立宪政体也，国家民生主义也，凡是皆不适宜于社会者也”。“破坏其所不适宜者，而建设其所适宜者，本乎建设之目的，以行破坏之手段，其现象乌得有恶乎？”
汪精卫等还列举事实分析道：中国历史上的革命，对颠覆政府所用的力小而短时，倒是其后争夺帝位的时间长，所用力量大。所以过去革命后所出现的内乱，是由于帝制自为的目的造成的。今后中国革命的目的不是帝制自为，而是建立民主共和，革命家之间不致自相争夺，内乱自然不会发生。
汪精卫指出：《新民丛报》的所谓“革命必生内乱”的说教，是以“贪生恶死”的腐朽世界观支配的。梁启超说：“我列朝之鼎革，其屠戮之数今虽无确实之统计，而一役动逾数百千万……是故杀人流血之祸不可以不怵，而革命则不能免此。”汪精卫驳道：“噫！沮革命者，乃以杀人流血相怵耶？”“为国而死，不爱其生，此国民之天职也。胡乃以流血杀人相怵？”“更进一步以言：革命不免于杀人流血固矣，然不革命则杀人流血之祸可以免乎？革命之时，杀人流血于双方之争斗见之。若夫不革命之杀人流血，则一方鼓刀而屠，一方觳觫而就死耳。为国而死，是吝惜之；为野蛮民族政府所蹂躏而死，则忍受之：何死之不择也。”他慷慨激昂地宣告：“使吾侪以报国之故，杀身流血，而后人继起，得藉乎以光复宗国，则含笑以入九泉，当亦无作。”应该说，这些观点是非常鼓舞革命斗志的。
汪精卫在批驳《新民丛报》的“革命会招瓜分”的观点时指出：中国不能独立才是招致列强瓜分的原因，中国不能独立的原因是清政府的腐败。因此，“满洲政府一日不去，中国一日不能自立，瓜分原因一日不息”。只有革命才可以推翻清政府，“正因革命然后可杜瓜分之祸”。
梁启超在向资产阶级民主派进攻时，摭拾“西哲”的唾余吓人，捧出德国人波伦哈克的“国家客体论”与资产阶级革命派相抗衡。对此，汪精卫以轻蔑的笔调指出，梁启超所“深恃笃信”，奉为“脑海之主宰”的波伦哈克，不过是“国家客体论”的一个小小的流派。它渊源于“欧洲中世家长国之思想”，把国家和人民当作君主的私有物。这种理论的谬误有二：一是“认君主为国家”；一是“以人民为统治之客体”。其实君主不过是构成国家“最高总揽机关”的一员，决不能与国家等同起来。汪精卫还坚持资产阶级的民权学说，断然否认“国民”（无论是全体还是个人）是统治对象。他认为“国民”有独立的人格，既不是任人宰割的奴隶，也不是为人所有的“物”。“国民”是国家的“构成分子”，而“国民全体”则是国家的“最高总揽机关”，亦即“权利义务之主体”。
波伦哈克断言共和国人民之上如果没有独立的“国权”（实是君权），就无法调和人民之间的利益竞争，必然不堪纷扰而复归于专制。汪精卫指出：能够调和人民利益冲突的是国家的“总揽机关”，并非君主个人（尽管他是其中一分子）。在民主共和国，虽然没有君主，但国会就是代表“国民全体”而成为国家的“总揽机关”，怎么能够说“无君主则人民利益不能调和呢”？可见，汪精卫的驳论是顺理成章的。以君主为统治权主体的谬论一破，所谓“革命决非能得共和而反以得专制”的谎言也就不攻自破了。
汪精卫在这场论战中，由于自身的阶级局限，也暴露了不少严重的弱点。例如他在论战中是抱着狭隘的种族主义思想和复仇情绪。他还表示革命后，清政府和列强所签订的条约、债务、义务，都可以根据国际法承担下来，革命“以维持世界和平为义务，黜专制、申民权是各国通则，列强怎么会干涉呢？”从而对帝国主义充满幻想。他还笼统地否定暴力，对改良派表示：“自然的暴力无益于国家，固亦吾人所深虑者也。”他认为当时的“急务”，是“就自然的暴力而加以改良使之进化”“为秩序之革命”。但我们决不能苛求于前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