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正是，阮祥林有一句话，曹兀龙就有一句话对答。曹兀龙对答不上的，朱仕第就代答。庞大卫不了解情况，也不大关心，实际就成了阮祥林一个人对曹、朱两个，他反成了少数。所以，几乎没费什么事，计划的内容就都通过了。朱仕第虽不是常委，却已经起到了常委的作用。
会一结束，曹兀龙立即让朱仕第给杨子厚挂了电话，说常委会定了三名常委，问他同意不同意？杨子厚远在千里外的工地上，四五个月才回来一次，哪里知道县上的情况，再听说“常委会已经定了”，他还能有什么意见，朱仕第给他挂电话，总不好意思说我不同意你，只得说没意见。
至此，七名常委已有四名通过，过半数了，曹兀龙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下。为了堵刘钟的嘴，他带了朱仕第去医院征求意见。阮祥林已先一步到医院了，双方一见，都有点尴尬。阮祥林起身告辞，曹兀龙怕他在场不好说话，也不甚留，让他去了。
刘钟问情况：“咋报得这么急？”曹兀龙说：“熊书记、丁常委催得急，没办法。”刘钟说：“苏常委、赵常委决定调了吗？还没下文呀？”
曹兀龙说：“苏常委是熊书记照顾两地分居，熊书记早就有这个意思，这次岳局长出了车祸，才下了决心。赵常委是调去加强地区拖拉机厂的，那里有点乱，领导的意思是调个能力强责任心强的同志加强一下。咱们报的三个，孙铁，是地区丁常委亲口跟我讲的；朱主任，”他指一下坐在一旁的朱仕第，“也该报了。能力，经验，各方面都没问题，该报了。姬建华你也了解，也该报了。姬建华下面还有些反映，我挡住了，干部么，该用的时候就要用，谁还没人反映。”
接着，朱仕第缓缓地说了常委已经有四名通过的话。刘钟明白大势已去，孙铁是上面点名，挡不住；姬建华他早就想报；朱仕第论能力当个常委绰绰有余，听出是曹兀龙力主报的，又当着朱仕第的面，还能怎么样？只得哑着嗓子说：“既然多数常委已经通过了，那就这么报吧。”
曹兀龙要的就是这句话，心里长舒一口气，显得格外平和，坐着问了一阵病情，才起身告辞。刘钟没起来，只在床上招了招手。他感到很累，既多病，又多事，搞得他身心疲惫，刚想闭眼休息一阵，郭玉海和文戈来了。
他们问了刘钟的病情，郭玉海说：“刘书记，我参加常委会了，我觉着这次常委会很不正常。”刘钟看看他，说：“怎么个不正常？”郭玉海看一眼文戈，说：“只有三个人，开什么常委会！连半数都不到。”刘钟看看二人，说：“你是不是把常委会的情况告诉小文了？”郭玉海说“嗯”。
刘钟脸上严肃了：“小郭，这点我要批评你。小文，你也听着。你两个都有机会参加常委会，会上的情况不对你们保密，但是，你们必须明白，常委会上研究的事，在没有公开之前，不应该传给没有参加会的人。你两个也不例外。小郭参加会了，小文没参加，就不应该告诉小文；小文参加会了，小郭没参加，就不应该告诉小郭。这就是纪律。你们以后要注意，不能在这些问题上犯错误。”
郭玉海和文戈心里一灰。他们本来是想找刘书记讨主意，倒受了一次教育。刘钟其实是很喜欢他俩的，但职责所在，又不得不板着面孔训他们。见他俩神情有点沮丧，又安慰道：“今天的事已经过去了，就再不提了。我不是要把你们怎么样，你们都年轻，对党的纪律的严肃性认识不足，应该提醒一下；再者，你们毕竟也没有告诉别人，虽然性质上也是泄密，但没有造成不良的后果，以后注意也就是了。”
郭玉海、文戈呆听一阵教导，脑子里乱乱的走了。
15、要留忠名在人间
郭玉海、文戈一走，刘钟突然觉得病房里一阵空虚。规定的吃药时间早过了，他却不吃。他心里苦苦的。常委会的不正常他当然感到了，但他却不能和他们说，不能和他们一样自由的议论。他已经是五十多岁的人了，从出生的那天起，就受着“听话”的教育，他从小就是个“听话”的孩子。他是有三十多年党龄的老党员了。当县级领导也十多个年头了。从他当干部的第一天起，就受着“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的教导，他一直都是“服从”的模范。几十年来，他就在工作——服从——服从——工作中度过，仍难免一再被怀疑、审查、批判。从解放初的“肃反”开始，到后来的“三反”、“五反”、“反右”，“反右倾”，再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每次都要把干部队伍像篦头发似的篦那么一遍。稍有点脾气的，都被篦出来了。刘钟虽然没被篦出来，但每搞一次运动，他的灵魂差不多都要出一次窍。而这样的运动是一次一次又一次，无止境地在搞。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他还是没逃脱被打倒的命运。数年时间，一位忠诚的革命者却是戴着标志“反动”的白袖标过来的。直到铁首仁来到水泉县，他才得以解放。看看他那过早到来的满头白发和永远严肃的面孔，就知道他的一生多么不容易。而几十年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当干部，不能犯错误！而“不犯错误”的关键，就是无论何时何地在何种情况下，都不违背上级的意志。
他是凭着自己绝对的忠诚才有今天的。这是个高尚的品质。这品质在群众中有很好的声誉。但人们在赞叹他品质高尚的同时，总会附加一句：“哎，刘书记……”那无法用语言表达的省略号，是遗憾和叹惋。他的高尚是真的，然而却显得那么僵硬和个人。他像财迷保护金子一样保护着他的高尚，那是他一生全部和仅有的财产。然而有时候，这高尚却有点像挡箭牌。因为那后面可以卸掉许多责任。一个人，当他的肩上套上县委书记或副书记的绳套时，他就不仅仅是他个人了。他就对他治下的老百姓有了一种责任。可以相信，如果是战争年代，刘钟绝对是那种为了事业和同志毫不犹豫牺牲自己的人。然而在和平时期，他却看不到自己的目标和责任。他以为自己的全部责任就是服从，而不是为老百姓。这种终极目的的忘却使得他的高尚变了味，用历史的眼光看过去，他对水泉县二十万人民来说，是有罪的，但却不能全怪他自己。
今晚，他用高尚的行为和高尚的言词深深地伤害了两个还不很成熟但却可以肯定是一片赤诚之心的年轻人。如果他能听到郭玉海和文戈那灰心丧气的话，也许能做点什么，但他却只躺在病床上自责。这种自责的精神无疑是可贵的，但却于事无补。
强烈的自责和深深的忧虑严重地损害了他的健康，他几乎一夜未眠。第二天早上，当护士看见他时，吃惊地问：“刘书记，你……昨夜又犯病了？”他勉强应道：“没有啥。就是没有休息好。”他向护士要了几片安眠药，希望吊针的时候能够睡一会儿。
然而，他没有睡成，听到消息的苏芸和赵天葵连夜赶回来了，带着上了长路的疲惫和灰尘进了病房。然而，见到刘钟，两人都暗暗吃了一惊，准备说的话，一下都咽了回去。他们眼圈儿都有些红，向护士询问刘钟的病情。
刘钟猜到了他们的来意，说：“你们知道了？”苏芸说：“熊书记找我谈了，说要照顾我们两地分居。”刘钟问：“单位定了吗？”苏芸说：“还没有。熊书记说，先征求我的意见，如果我同意，他就安排。”刘钟说：“那你什么意见？”苏芸说：“就为这，我才赶回来和刘书记商量。”
刘钟又问赵天葵。赵天葵就没有苏芸那么幸运了。他是丁义川谈的话。曹兀龙没有在丁义川跟前少汇报他。再加上求胜心切的孙铁，他在丁义川眼里，离十恶不赦也差不远了。能够平调到地区拖拉机厂，就已经是宽大处理，很有照顾的性质，哪里还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两人的情绪都很不好。特别是赵天葵，革命了大半辈子，却叫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没头没脑地训了一顿，还要把他从干熟了的岗位上调开，哪里有好心情。苏芸虽然被用了照顾的名义，但她总觉得是被人算计了。她不是不想夫妻团聚，她更想在她愿意的时候由她自己提出这个要求。两人连夜赶回来，家都没有顾得回，就到医院来了，目的就是想和刘钟商量出一个应对的办法。
苏芸说着说着忘了刘书记的病：“刘书记，这显然是陷阱。我们不能就这么任人宰割。曹兀龙、孙铁都到地区去活动过，他们已经对我们下手了，我们不能死等着挨宰。”
赵天葵也说：“这次谈话，我有个深切地体会，就是地区的领导听一面之词听得太多了。他们已经先入为主，再说什么都听不进去了。我们过去只知道埋头干工作，根本没往地区跑。现在看来不行了，我们也得向上反映。”
刘钟听了，半晌说：“我还是那句老话，我们应该相信组织，应该相信上级领导。毛主席早就说过，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不管他们怎么反映，那都是一面之词。不足为信。我就不相信地区的领导那么没水平，他们怎么说就怎么信？他总还有个调查呢。不调查，不听听我们的意见，他们说也白说。”
赵天葵和苏芸一对眼，心上的苦渗到了脸上。苏芸说：“刘书记，我们不能太天真，领导的水平我们应该相信，但是，一面之词听得多了，我们这边又没有驳词，总会听进去一些。事实也证明，地区的领导确实已经听信他们的话了。”赵天葵也说：“不是一般的听信，是听信得厉害了。”
刘钟在枕上轻轻摇头：“没有根据的话不要乱说。都是县委领导，到地区开会，反映情况，也都是正常现象，不能乱怀疑。我们有时候也去地区汇报工作，别人要是怀疑我们反映了谁，告了谁的状，我们心里也不痛快。所以没有根据的话不要乱猜。毛主席说了，‘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我们不要搞，谁都不要搞。毛主席的话是针对所有的干部说的，所有的人都要遵守。这一点我们还是要相信的。”
苏芸和赵天葵同时说：“人家已经不遵守了，我们……，怎么……”他们急得说不出话来了。刘钟却仍说：“人家不遵守是你们两个说的，事实是不是那样，那还要经过调查。即使他们真的那样做了，那说明他们没有按毛主席的话做。是他们的不对。我们不能因为有人不光明正大，我们也就不光明正大。那不对。那不对的！”
苏芸急得站起在地上转了一圈。赵天葵使劲拍了一下铁床的栏杆。忍了忍，苏芸说：“刘书记，哪你说我们怎么办？”安眠药似乎开始起作用了，刘钟感到四周一片黑暗压过来，眼前一阵阵发黑，他以强大的意志力克服着困倦，说：“怎么办？毛主席早就说过，‘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还能怎么办？”
苏芸几乎绝望，说：“我们就这么让人给算计了？”刘钟说：“你们不是已经把情况给熊书记和丁常委谈了么，就听地区领导的安排吧。上级领导我们总要相信吧。”
苏芸喘了一声，感到一团无名怒火在胸中燃烧，却说不出话来。赵天葵也是。刘钟是他们几十年的同志和战友了，他的话句句都是正确的，却仿佛处处都在为难自己。那些使他们听来非常别扭的理论，像是圈套，将自己套住动弹不得。但细想，却都非常正确，那些话，他们自己就时时挂在嘴上，用来教育别人。一个巨大的困惑像雾一样罩住了他们，使他们开口不得。苏芸想发火，想尖叫，想把心中的不平喊出来，可看看刘钟白得像纸一样的面孔，再看看他手上像蛛网缠住他的吊针，看看他由于病痛和忍受安眠药变得扭曲的面孔，忍住了，咬一下嘴唇，不再说话。赵天葵也是。
刘钟的心脏也在强烈的疼痛，他并不是一个很糊涂的人，明白这些天发生的事会带来什么结果，但他坚守的原则和纪律使他不能和他们说心中想说的话。他其实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却只能独自忍受痛苦，也独自享受圣徒殉教的神圣感。
他们的谈话在一种让人颤栗的带有永诀意味的悲壮气氛中结束。刘钟始终没说一句不可以在任何地方公开讲的话。那么原则，那么正确，那么让人痛恨，又那么让人遗憾和怜悯。
苏芸和赵天葵都觉得无话可说了，站起来用告别的眼光巡视了一下县级医院常有的那种不洁的白墙，看了看那有些可疑图案的白色棉被。无人照看的药瓶倒挂着，毫无感情的一滴一滴往那枯柴似的胳膊里输送鬼才知道能起什么作用的液体。他们的眼圈再次发红了。苏芸嗓子发颤地问：“家里人一直没来吗？”刘钟摇了摇头：“不用。”
他家在农村，县城里就他一个人。女儿一年前卫生学校毕业，有人建议他留在县医院以就近照顾他，他却以领导干部子女不能特殊为由让她回家乡进了公社卫生院。
苏芸说：“要不要给办公室说说，派个人来？”刘钟坚决地摇头：“不用。这里有护士。”苏芸不再坚持，她知道，在这些问题上，他的克己是出了名的。
告辞后，他们慢慢向外走，在门口回了一次头，见刘钟一个人孤零零地躺着，显得那么孤单，那么无助，心下不忍，喊护士来看着。两人出了门，想舒一口气，却发现天和地都是黄的，街上的人木偶似的毫无来由地走来走去，满世界都是下等医院的闷人气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