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加达默尔虽然强调了语言的实践性，以此驱除结构主义者那种单纯语言模型的乌托邦残余，但仍然明智地维持并扩展自己的一贯主张：语言是我们立身于其中的世界本身的行为，是使我们的存在获得自我理解的东西。他现在所强调的是：语言作为修辞方式，正是人的生活实践智慧，或者是人的富于智慧的生活实践。如此，人的存在的语言性就不再如早期那样一般地指语言的富于智慧的存在——理解特性。
真正的存在的标志就是：富于智慧地生活。
这样一来，“语言性”术语就显得过于宽泛、笼统而无法准确达意了，应当被另一有效术语替换：修辞性——当然这非加达默尔本意，但却符合其思路的演进逻辑。
与“语言性”相比，“修辞性”更突出的是语言活动的社会动机和社会效果：修辞指人为的感染他人、确立或改变自己在社会权力结构中的位置，而有力和有效地运用语言（当然在语言的最广义用法上），这势必更注重语言活动中的扭曲、含混、掩饰、润饰等复杂因素。这既可以解决语言与“生活世界”的复杂联系问题，又可以使一直没有着落的价值评价找到落脚点。
照此推论，“能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应当被改写为“能被富于智慧地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
可惜加达默尔并未进到这一步。
语言的本质就是对话
超语言学不是要对抗或拒斥语言学，而是既正视它、利用它，同时更超越它，伸展到它之外的更广阔领域中去。超语言学要求吸取语言学的成果，但注重从哲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等综合视界去看问题。也就是说，它仍然以语言问题为中心，不过是要把语言置于更广阔的文化视野或更根本的历史根基上。在这方面，后结构主义者如德里达、巴尔特和克里丝蒂娃，符号学家巴赫金、洛特曼，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阿尔都塞、杰姆逊、伊格尔顿，新历史主义者如格林布拉特，文化唯物主义者如道利摩尔等，曾作过各自不同的建树。
语言的本质是什么？除了语言是“隐喻”（卡西尔）、“诗”（海德格尔）等不同说法之外，在巴赫金看来，语言的本质就是“对话”。
如果说生存充满“对话”，就是“对话”，那么，“对话”就是生存的最基本的东西，就是生存，而正是在这种生存与“对话”同一的状态中，语言的“对话”本质显露出来。生存的特性也就是语言的特性——“对话性”。
同加达默尔的“语言性”相比，“对话性”显得具体、实用，突出文学本文内部的异质、多样、冲突等复杂关联，尤其在运用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这一现代主义经典本文时，展示出特别的魅力，在人们面前打开了一个生动和奇妙的对话世界。
巴赫金的“对话”概念乃至他的全部诗学探索，都没有局限于纯语言学方法，而属于“超语言学”。正是在此他与语言学的符号学诗学划清了界限。
例如“对话”，它被认为是“活生生的具体的言语整体”，这就决定了不仅涉及语言学，而且还涉及社会学、历史等，因此，“对话关系是超出语言学领域的关系”，它恰是“采用纯语言学标准所无法揭示出来的”，这就要求运用超语言学方法。
“超语言学研究的是活的语言中超出语言学范围的那些方面”，即社会、历史、存在等。对巴赫金来说，超语言学也就是意识形态语言学，即把语言视为处于意识形态环境作用中的人们的具体话语行为。当然，巴赫金并未因此轻易抛弃语言学，而是穿越它，带着语言学的馈赠而进入超语言学之域。
还有一种超语言学诗学，它把形形色色的超语言学理论汇集为一体，以便发掘文学的“历史性”。这正是“新历史主义”诗学，其代表人物为美国的格林布拉特等。
福柯与众不同的把本文置于话语活动中去考察。话语（discoruse）是比索绪尔的“语言结构”和“言语”更多的东西，它包括说话人、受话人、本文和语境等多种因素。正是通过对上述众多因素的综合强调，作为话语活动的本文得以指向具体的社会历史。更为特殊而重要的是，福柯认为，话语始终是与“权力”结合在一起的。社会性的和政治性的权力总通过话语去运作。
福柯认为，一切事物都可以归结为两样东西：权力和话语（知识）。从而话语总是具体的、历史性的话语实践，植根在社会制度之中并受其制约。这就能够给格林布拉特以一种启示：本文作为话语总是权力运行的场所，是历史现形的所在，即，本文具有历史性。
但历史在福柯这里已打上了后结构主义的深深烙印，这正是新历史主义的历史观的主要来源。
其一，历史并不是旧历史主义那种“过去的事件”，而始终是“被叙述的”关于过去事件的故事，过去并不能以真实的面目现形而仅仅存在于“表征”形式中；
其二，不存在单一的，具有统一分期的历史实体，而只存在非连续的和矛盾的历史；
其三，历史研究不再是纯客观的和独立的，因为我们无法超越自己的历史境遇，过去只是从与我们的特定历史关怀相一致的所有已写就本文中建构起来的东西；
其四，由于文学并无那种稳定不变的历史“背景”，这种所谓“背景”始终只是以作为互本文的其他本文去重写的东西即本文，从而文学本文并非崇高的超验性的人类精神的表达，而只是存在于其他本文中的本文。
文学是互本文性的本文，历史也是如此。这种历史观同福柯特有的知识考古学及相应的话语与权力、文化档案、认识阶段等结合起来，就为新历史主义的“本文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本文性”命题提供了理论依据。
难以言说的“微表情”之妙
语言不仅仅是表现传播的工具，更是社会关系的体现。叶颖颖《隐藏的传者——人际传播中的微表情符号分析》一文指出，人际传播实际上是一种“社会符号的链接”。（叶颖颖《隐藏的传者——人际传播中的微表情符号分析》，《青年记者》，2010年2月中）
人生存的基本事实是彼此关联着的人，人无法逃避与他人发生关系，我与你相遇，我和你彼此关联，即使我们的交往是一场相互斗争，即使在彼此的关联中，我已不完全是我，你也不完全是你，但只有在生动的关联中，才能直接认识人所特有的本性。（马丁·布伯《对人的问题的展望》，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62页）
人是社会的人，人际传播是社会信息的传播，是社会所有成员都参与的传播。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在完全的真空状态中成长起来的，从婴儿出生的时候起，他就被各式各样的人物和事件包围，而这些是会塑造他对世界的认知的。（乐国安《社会心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叶颖颖的文章认为，在人际交往活动中，人们相互之间传递和交换着知识、意见、情感、愿望、观念等信息，从而产生了人与人之间互相认知、互相吸引、互相作用的社会关系网络。所以，人生命之始本能的传播便是人际传播。这一观点，实际上也揭示了新闻产生之初的传播方式也是以人际传播为主的。
人际传播是通过某种人际关系运转起来的传播方式，信息反馈量大，信息传播符号也多种多样，它由不同的符号组成，囊括万物想要传达的信息和内容，犹如将整个社会的大影像链接起来。特别是除了语言、文字、图像、音响，人际传播还可以使用大量的非语言符号，如表情、姿势、语气、语调等。许多信息都是通过非语言符号获得的，传受双方从感官到理智都受到多方面的信息刺激。
有文章告诉我们，正因为人际传播有着这样的特点，在人际传播过程中，应当采取相对应的方式和技巧，及时了解信息发出后在对方那里引起的反应，而且注意根据这种反馈信息来审视自己的传播行为、测试传播效果，以便及时调整自己的传播行为。这其中特别要注意的就是对其符号的应用，因为传播本质上体现为信息的流通，而信息凭借符号才能流通。
这一观点，对新闻认知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尤其是在新闻采访中，如何把握人的行为与表情细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这也是保证新闻“细微”的、真实的有效途径。
传播信息的符号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语言符号，另一类是非语言符号。“微表情”作为非语言符号的一种，在传播学看来，就是一种奇妙的有别于语言、文字、图像的非语言表达方式。文章进一步对奇妙的非语言传播——微表情效应进行了分析。
有文章告诉我们，曾就职于美国加州大学医学院的心理学教授埃克曼花费毕生精力，通过对大量面部表情的分析与理论研究，得出了极其重要的结论，即微表情是一种人类在试图隐藏某种情感时无意识做出的、短暂的面部表情。当面部在做某个表情时，这些持续时间极短的表情会突然一闪而过，而且有时表达相反的情绪。他们对应着世界通用的基本情感：厌恶、愤怒、恐惧、悲伤、快乐、惊讶和轻蔑；等等。比如，撇嘴就是一个经典的泄露内心的表情，这表示他对自己说的话没有信心；下意识地摸自己的手是一种自我安慰的手势，在自己并不完全相信自己说的话时尽量打消自己的疑虑；对方眉毛向上，脸部拉紧便是恐惧的表现；说谎的人自己的手指指向一边，而他的眼睛却看向另一边……这告诉我们，人的面部同样可以传输信息，正如媒介一样，是信息传输器。微表情就像是一种弦外之音，通过细微的变化，反映在人的表情上，提供给我们线索，通过情绪的非言语交流，解释自己的唤起状态，在传播过程中给予必要的信息。在新闻采访中，把握采访对象“微表情”，也是我们认知新闻对象的必要方式。
美国传播学家艾伯特·梅拉比安通过实验把人的感情表达效果量化成了一个公式：信息传递的100％=7％的语言+38％的语音+55％的态势。（（乐国安《社会心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由此可以看出，在人际传播中，语言符号的表达其实只占传播者所表达意思的少数部分，另一大半是由非语言符号完成的。我们经常会无意识地忽略非语言符号在传播中的作用，正如“微表情”一样，它太自然了，以至于被人觉察不到。但是由于非语言符号在人际传播中具有伴随性和协同性，是相互关联、互为依托、协同一致的，又能够成为信息的线索。比如当你愤怒至极时，尽管你竭力克制，但沁出的汗珠、迅速的眨眼、轻微的哆嗦、沙哑的声音等非语言符号却把你的真实感受暴露无遗。一个人的傲慢，也许从他的言谈话语中看不出来，但他的举止神态能把这种情绪表露无遗。在新闻采访中，记者必须善于“察言观色”，其理论依据就在于这里。
文章进一步揭示了“微表情”对人际传播的意义。虽然现在看来，国内国外都没有将微表情研究作为一个单独的系统来研究，而更多的是把它作为社会学和心理学的一个分支，更注重实践的分析。但事实上，微表情研究为传播领域尤其是人际传播研究提供了更多翔实的案例和新的角度，帮助其解决更多社会问题，像犯罪、打假等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如同纳米技术的广泛运用和普及，微表情的捕捉也被作为一种察言观色的交往工具被人掌握与使用。其中的研究结论还列举出一些典型的微表情判断总结。例如，撒谎者不像惯常理解的那样会回避对方的眼神，反而更需要眼神交流来判断你是否相信他说的话；真正的吃惊表情转瞬即逝，惊奇、害怕的表情在脸上超过一秒，就是假装的；说话时单肩耸动或抿住下唇，表示对所说的话极不自信，是说谎的表现；明知故问的时候眉毛微微上扬；微笑的时候眨眼睛说明真的想到令人幸福的事，假笑时眼角是没有皱纹的……（《撒谎者的十二个典型特征》，《环球时报》，2009年9月30日）因此，我们可以得出，有传播，就有微表情，有传播，就能识别更多隐藏的信息，而微表情作为隐藏的传者身份，有着极其重要的社会价值。
当然，微表情用于帮助执法和情报机构以便更好地辨别可疑行为和欺骗行为时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它能带给我们什么帮助，对我们的生活具有什么意义呢？我们知道，因为社会关系的复杂和多变，人的情感也很难把握。人们为了很多实际利益的考虑，或难以理清的微妙的心理动因，使得人在交往中虽然一般情况下谈的内容是真实的，但也不同程度地存在假像，真相与假像混合存在于人际传播中，马丁·布伯就这些提出了一对范畴，即交往中的“本相”与“装相”。装相是人们在交往中自我披露的部分，含有程度不同的本相，但也含有假像。（Martin Buber.The Knowledge of Man.Selected Easays，Hhumanities Press International，1965年版，第65页）
任何人际传播中都潜藏着本相与装相的矛盾，这是一个痛苦的事实。人际传播的最大特点是语言与非语言传播全部在场，可以并置，尤其是非语言传播行为对传播影响极大。传播发生时，非语言传播具有双重可能性，它既可能向交往者提供渴望得到的反馈讯息，也可能表达交往者不希望甚至不愿意得到的反馈。（李良荣《传播学原理》，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7页）
每一个人都希望与别人建立良好关系，达到最好的沟通效果。所以，了解微表情，恰当地认识它，对人际传播的效果能够起到很大的帮助。
在人际传播中，我们经常从面对面的传播获知更多生活的常识、信息和事物，通过在日常生活与人谈话时的一言一行、一颦一笑，与别人交换意见、观念和传达思想，维持和谐的人际关系，创建更加美好的生活和社会环境。因此，如何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通过对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所共享或共同理解的过程，使人际传播能够更加和谐畅通，是我们要不断努力探索的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