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是人的存在方式
语言不再是单纯的表达工具，就是人们的生存方式本身！
这正是物质生产的发展所造成的语言奇迹的集中体现。
这种物质性的语言奇迹，比其他任何方式都能真切地使人们尤其是文学界的人们感受到语言的重要性，它的力量无穷。
培根说过：“知识就是力量。”
这也等于是说：语言就是力量！
20世纪“语言”概念是在不断探索中逐渐形成的。
语言是什么？人们普遍赞同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给出的著名定义：“语言是人类独有的、用任意创造出来的符号系统进行交流思想、感情和愿望的非本能的方法。”这个定义强调语言是供人类交流的符号系统。
但事实上，在实际运用中，语言往往具有更丰富的含义，主要有两层。
（1）语言符号。语言直接指人的说、写、听、读行为及其产品，即狭义“语言符号”（linguistic sign）。文学正在这一意义上是“语言”。
（2）非语言符号或拟语言。这是20世纪特有的“语言”概念。狭义语言的特性被类比和扩展地去概括种种“非语言符号”（nonlinguistic sign）。
这样，“非语言符号”就被看作“语言”。
正如法国结构主义大师列维·斯特劳斯所说：整个文化现象正是一种“拟语言”（quasi—language）。不仅文学，而且音乐、电影、电视、绘画、建筑、舞蹈等各种艺术形态都是“语言”，甚至时装、香水、广告、亲属关系、汽车系统等也都是“语言”。
“把婚姻的规则和亲属关系当作一种语言看待。”（列维·斯特劳斯）
“绘画是语言。……画中有语法和辞书。”（小松左京、高阶秀尔）
“电影是一种语言活动。”（巴赞）
“电影是没有语言的言语。”（麦兹）
“艺术必须是语言。”（柯林伍德）
“神话是语言。”（列维·斯特劳斯）
“心理分析学把所有症候都看成是语言。”（克丽丝蒂娃）
正是借助语言概念的这种尽情扩展，语言学或符号学才找到大显身手之地。
王一川认为，在20世纪，语言已不仅仅指狭义语言，而是被扩展指人类的各种符号表达方式。但这并不是说一切都是语言，而只是说一切都宛如语言，都能被看作语言，也正由于此，都能用语言学模型去掌握。
这显然是一种“大语言”或“拟语言”概念。
正是基于这种语言概念，语言学才敢如此堂皇地进军文学（以及整个文化）领域，也才有语言论诗学的兴盛。以结构语言学为代表的现代语言学，给文学研究带来一种“革命”性影响。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书中的思想，成为结构主义文学研究的理论基础。其中最重要的几个命题是：
（1）语言结构和言语。索绪尔把“语言”（language）分为两种成份：语言结构（langue）是一套既定的语言交际规范系统，言语（parole）则是这一系统在个人的具体交际行为中的体现。语言结构是语言交际中无形的而又决定性的力量，正是它赋予言语行为以意义。因此，关键是把握语言结构这一“深层结构”。
（2）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任何符号都包含两个成分：语音形象，即能指；概念内容，即所指。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是任意的，没有必然联系，但又是约定俗成的。这表明，符号与外部现实并无必然联系，它并不直接参照或指向现实世界。正是基于这一点，结构主义把文学当作与现实相独立的符号系统去研究。
（3）关系。语言是一个由各种关系构成的系统，它的任何一项要素的意义都只能在关系中确定。而这种关系中最普遍和最重要的方式是对立（二项对立或多项对立）。重要的是找出关系中的基本要素，并按对立模式加以重新排列，以便获得关系模型——支配符号系统的普遍逻辑程序。这一点是结构语言学对于文学研究的最为独特的贡献，也是它在文学研究中的并不十分丰裕的实绩所在。
（4）历时性和共时性。历时性指语言的历史演变特性，共时性指某一时代内语言的稳定特性。前者显出变化、发展，后者体现稳定、秩序。结构语言学为追求确定的严密的科学，所以宁愿抛弃历时性而只问共时性。因而它的特点就在于从混乱无序的时间流中寻找共时的稳定秩序。
拉康不仅探讨无意识的语法，而且注意从人的个体生存状态即“主体”角度思索语言的意义。这就引伸出“镜像”、“三角结构”及审美概念。人是一个不断发展、成长的过程，在这过程中，语言的作用何在呢？拉康相信，“前语言”阶段同“语言”阶段一样具有重要作用。
前语言阶段，指初生婴儿在六至十八个月时尚不具备任何语言能力的状态，又称“镜像”阶段。
最初，婴儿对自我与外部世界、主体与客体还没有辨别能力，一切都混沌一片。这相当于“前俄狄浦斯情结”期，婴儿尚与母体处于共生关联域中，依存于母体，而与父亲缺乏联系。他既没有“我”的意识，也没有“客体”概念。
逐渐地，当婴儿对着镜子观察自己时，他第一次从镜像中发现了自己。也许是在母亲怀抱里无意中一瞥镜子，身体仍不够协调的婴儿突然间“看到”了自己反射在镜子中的形象。他可能会欢笑着扑向镜子，渴望着与镜像同一，仿佛一个自我的世界从此确立了。这种婴儿与镜像同一的过程叫做“一次同化”。一次同化本质上是一种自恋，即自我爱恋，正如神话中美少年纳西索斯为自己的水中倩影而陶醉一样。但是，另一方面，这里发现的自我仅仅是一种误认。它实际上是一种异己的镜中幻像。因而一次同化就是自我异化。
这种自我同化与自我异化的幻觉，拉康就称为“想像界”。
想像，这里含幻想、欲望、错觉等含义。想像态的自我，也就是镜像自我，或自我镜像：处于肌肉无能、依靠保育阶段的婴儿，自我欣赏镜中之像，这一事实似乎恰恰表明象征性母体内的“我”被突然促成为一种原始形式，这种形式尚未在与他人认同的辩证关系中客观化，语言也尚未为它从广义上确立人的功能。转这种“前语言”的镜像自我，可能在语言阶段被毁坏。然而，它却不致被完全消灭，而会作为一种不断循环的个体原型，给予人的一生以不可磨灭的影响。镜像阶段，宛如人生戏剧的“想像态”开场，但开场即是一种规范，一种后来必定重复、必须遵循的规范。
“前语言”阶段的意义如此，那么，语言阶段的作用何在呢？
拉康在主体“三角结构”的框架中深入考察了这个问题。
“三角结构”由“想像界”（the Imaginary）、“象征界”（the Symbolic）和“现实界”（the Real）构成。这大致对应于弗洛依德的自我、超我和本我三分。
“想像界”是在镜像阶段开始形成的自我的自恋性意象。它是自我的“前语言”的、幻想或想像的世界。它是在主体的个体历史（包括家史、童年经历和家教等）基础上形成的，因而是文化（语言系统）的产物，但又具强烈的个体理想色彩。这时的自我尚是脆弱的、未成形的，要求语言结构来赋予秩序，于是进入“象征界”。
“象征界”即语言秩序的世界，代表主体的符号性规范。它既存在于主体之先，因为主体还未出生就已处于象征性秩序的支配之下，同时又存在于主体的想像界之后，为想像、幻想或审美提供必需的语言规范。象征界与抽象化的父亲相连。抽象化的父亲即父之名（the name of father），在个体一生中、在整个文化中起着重大作用。父之名既可由生父担任，更常常由生父的代理人如继父、叔伯、上司、国王、巫师或教师等充任。它代表神秘的象征性（符号性）权力，既是个体成长之规范，又可能成为个体成长之阻碍。不过，不是象征界而是现实界，才是个体之成为主体的最终支配性力量。
现实界，这类似于弗洛依德的“本我”，是处在知的彼岸，在意识范围内几乎无法觉察的东西。它位于想像与象征界之外，是主体无法自控却反而控制主体之“权力”，但又确实“在场”，永远在那里发号施令，颐指气使。而想像界与象征界不过是它的预动而已。可以说，现实界正是“他者”的来源，它以“他者”的形式控制主体。现实界的特殊作用在于，不断产生“欲望的客体”，施放“他者”迷雾，使个体处在寻求满足又难以满足的状态，从而形成“焦虑”。
审美显然总是与想像的或幻想的东西相连的，因而在这“三角结构”中，审美首先属于想像界，即同自恋性镜像联系在一起。但在拉康那里，审美更主要地属于象征界，与语言规范紧紧相连。因为，人们的审美观念、审美趣味等更主要的是文化即象征秩序的产物，离开象征秩序根本无从谈论审美。
这样，审美的东西总具有语言结构，可以由语言学途径去探索。当然，对拉康而言，现实界通过“他者”才是审美之真正支配者。“他者”不断提供欲望的客体，如优美、崇高和悲剧等。所以，审美不过是现实界这“他者的话语”。美学的任务就应当是从语言途径去探索审美与无意识欲望、现实界或他者的关系。但是，关键在于理解“他者”的含义。“他者”的含义取决于“现实界”的含义，这又是拉康本人所无法圆满给出而只能予以神秘化的。
对此，杰姆逊的看法颇有意味：现实界“就是历史本身”。现实界不属于语言概念，而就是代表“绝对拒斥象征化”历史本身。如果这一看法成立，那么“他者”就不应再具有神秘性，而就是历史本身的复杂性、矛盾性和对立特征在主体结构中的话语折射形态。审美作为“他者的话语”，也就正是历史演进的象征性形式。由此可见，拉康的研究也许本身是不具有历史意味的，但只要我们从历史视界去予以重新审视，却可以从中窥见那暂时被遮蔽的历史。
作为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Martin Heidgger）不曾打算建立专门的文学理论或美学，而是悉心思考存在的意义问题。
存在语言学，简单讲，就是关于人的存在方式的语言论思索。它意味着把人的生存状况同语言联系起来考虑，揭示存在的语言性。
这一视界是对传统西方哲学和语言学的双重超越。
一方面，传统西方哲学为着人的“本质”而遗忘人的“存在”，忽略了存在的意义问题。海德格尔则致力于对存在意义的探究，强调这种意义不是在理性中而只是在语言中呈现，从而超越了传统哲学。
另一方面，传统西方语言学历来把语言当作表达思想的“工具”，它的一整套语法规则也是依此而制定的，根本不关心语言对人存在的意义。海德格尔主张把语言从传统语言学囚牢中解放出来，开放其对存在的巨大作用，从而也超越了传统语言学。这种双重超越的产物，便是以存在的语言性为中心的存在语言学。
存在的语言性问题，说得集中点，就是存在的意义如何在语言中显现，或如何沿语言的方向显现的问题。但按海德格尔的见解，并不是任何语言都可以使存在获得澄明。为此，他求助于文学，具体讲，求助于诗。他相信，只是在诗的语言中，存在的意义才敞亮，才使存在成其为属人的存在。这时存在的语言性其实也就是存在的诗性。这样，存在语言学就同诗（文学）建立了内在的、息息相通的联系。
语言是存在的寓所
从文学研究角度看，由于存在语言学把诗作为存在的意义的呈现场所，这就为诗的阅读和批评亮出了一条新的途径。
语言如何成为呈现存在意义的场所呢？
海德格尔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信》中指出，当人思索存在时，存在就进入语言。语言是存在的寓所。人栖居于语言这寓所中。用语词思索和创作的人们是这个寓所的守护者。（海德格尔《关于人道主义的信》，1947年，据《存在主义哲学》，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87页）
海德格尔的四句话揭示了四层要义。
首句：“当人思索存在时，存在就进入语言。”人存在着，才能被称为“存在”。高山、大河、小鸟存在着，但不能称为“存在”，因为它们无法反身自问自己的存在。“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这里会像人一样表情达意的花、鸟、山，并不是它们本身，而不过是人的“移情”而已。这种“情”是人在世界中存在（即“在世”）的必然体验。海德格尔把这种存在体验称为“烦”。
生老病死、饮食男女、喜怒哀乐，这些正构成人的在世之“烦”。恰如李白所云：“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人体验到在世之“烦”，就要追问：存在就是“烦”么？
那么，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当人如此思索存在时，“存在就进入语言”。存在并不是自动进入语言，或自动处于语言之中，而是随人对存在的意义的思索一道。这时，语言又对存在有何作用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