吏员清廉与否，实关国家安危。清入关伊始，就以明朝亡国为借鉴，从严从速整顿吏治，不断打击贪官污吏，吏风已见好转。圣祖承其后，以整肃吏风为要务，不仅施之于法，尤重“宽仁”，伴之教化、培育，倡导儒家修身之主旨，政治清明，荡涤明末腐败之风，再现清平政治。至康熙中期，已历50年，基本实现正本清源，拨明末之乱而踏上正途，从民风、士风，到吏风，为之巨变，特别是吏风之变，带动了社会风气的好转，给社会注入了勃勃的生机和活力，促进了社会的安定和有序地发展。清官、廉吏纷纷涌现出来，他们以清廉的作风和认真谋事的精神，又反过来影响了社会，继续向好的方面转化。圣祖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南巡至山东济南，参观趵突泉时，提笔写下了“源清流洁”四个大字，这是说趵突泉的源头是清纯而无污秽，流出来的水也是洁净的。用“源清流洁”四个字来概括圣祖时期的吏治，亦无不当。
不过，在圣祖后期，以其为政“尚宽”，吏治变得松弛，已出现败坏之象，诸如贪污、贿赂、欺隐、造假等恶劣风气，又重新抬头，且有滋漫之势。圣祖虽有察觉，仍以一生主“宽仁”，不嗜杀而自慰。综观历代的经验教训，吏治稍纵即坏，坏而不治，便会引发社会矛盾日趋尖锐，所说“官逼民反”，皆由吏治败坏而来！圣祖后期吏治松弛，若任其败坏，势必毁掉圣祖六十年励精图治的成就，将使社会发展的势头陷人停顿，以至完全中止。在帝王新旧交替之际，不能不是一个关键时刻，对新即位的世宗无疑是个考验。
世宗不愧是圣祖临终前选定的理想的继承人，得到圣祖四十余年的培养，在成年以后，又得到圣祖的言传身教，对圣祖为政的思想了然于心。他即位后，就按圣祖生前为政的思路，继承其治国的基本方略；同时，因时制宜，根据现实出现的新问题，做出新的决策，甚至也大胆改变不合时宜的做法，以实现圣祖的遗志。
雍正元年（1723）正月，正是传统春节的第一天，世宗做的第一件事（节日问安、行礼除外），就是发下他亲笔写的“上谕”11道，分别对各省总督、巡抚以下，至各州县官“训谕”，总计不下万言！仅此一事，已见刚即位还不到两个月的世宗就表现出勤勉为政的精神。他在位十三年，始终如一，未曾稍懈。圣祖临终前，留下遗命说：“皇四子胤稹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姑且不论世宗是否处处都像他父亲那样，但其为政勤勉而不懒惰，却是分毫不差的！在封建社会，作为帝王能始终勤于治国，节制逸乐，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保证之一。世宗精明强干，目光远大，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并为之奋斗不懈，推进圣祖开创的盛世继续保持着活力，从这个意义上说，世宗即位是当之无愧的。
世宗给各级官吏分别发下“训谕”11道，不可与平常的官样文章同日而语。他不仅表达了他的为政思想和治国原则，让所有官吏都知道；更重要的是，告诫和指导他们如何忠于职守，保持清廉，不得坏法。
他在给总督的“训谕”中写道：“总督地控两省，权兼文武，必使将吏协和，军民绥辑，乃为称职。”特别是“澄清吏治，必本大公之心，虚怀察访”，如确实为人清廉而有名节，又才能练达的，要任以要职，举此一人“可以风百”。现在，以善逢迎的指为有能力，以沽名钓誉者为贤人，甚至暗通贿赂，私下接受委托，使这些不法、品行不端的人得到推荐，“而朴实无华，敦尚实治者，反抑而不伸”，受到压制，这哪里是正道呢？他指出，有些官员刚当官时，尚能保持清廉，而官当大了，则马上改变以往的操行，古人称为“巧宦”，这类人的内心还须问吗？他希望总督各官要“察吏安民，练兵核饷”，多做实事，不务虚名，秉公而不持偏，否则“国法森严”，是难以宽免的！
他给巡抚一级官员的“训谕”，强调：“吏治不清，民何由安！”痛斥巡抚营私舞弊，索纳贿赂，分肥人己，加征加派，“不恤小民之脂膏，但饱溪壑于无厌”。如此“积弊，尤为国法所不容者。”他给管理学校教育的督学官员的“训谕”，表达了对“兴贤育才”的渴望；给提督、总兵等武官，分别提出了具体要求；给各省市政使的训谕，以其“任既重，责亦大”，要求尤为严厉，而实际上存在贪占、贿赂等腐败更多，世宗逐一指出，并洞察“弊源”，不烦“反覆谆且言之”，期待他们“悔且改也”，否则“三尺莫逭”！世宗训谕各省按察司，执掌大小狱讼，“民命所关”，必得“肃清纲纪，无致废弛”；他一针见血点明问题根源：“总之，病官、病民，悉缘贪黩”，即由贪污而来。如“因循不改”，“必置于重法”。他在给副将、参将、游击等将官的训谕中，明确指出存在的问题，就是“营伍废弛，为害最大。”究其原因，仍为“将弁之贪利而废法”；一是冒虚粮而兵无实数，一是克扣月粮而兵有怨心。因此，上亏国家的粮饷，下盘剥士卒之脂膏，办理军务，不能廉正服众，谁肯用命！他警告他们：如“恣意逞威虐民生事，为害于地方，王法森严，决难轻贷！”
世宗向各省知府发出训谕，以其官处下层，“与民最亲”，着重说明，这一级官员为“吏民之本”，老百姓所以能安居乐业，没有“叹息愁恨之心”，关键是政治平和，诉讼合理。他鼓励知府官员以先代“循吏自勉”，如“徇私纳贿，不能率属爱民，贻害地方”，他不会宽恕的！
知州、知县官是国家基层官员，尤其值得重视，如世宗所训谕：“朕惟国家首重吏治”，州县官“乃亲民之官，吏治之始基也。”他是说，州县官是吏治的基础，虽说品级卑下，职任实属重大。他打了个比方：一个省的吏治，如同盖一座房子，督抚大员作为栋梁，司道官员就是墙壁，州县官就是“基址”。民为邦本。固邦本，就取决于吏治，而吏治之本则在州县。如州县的品行不端，就如同基址不立，那么，房子就不牢固。这又取决于州县官能否做到清廉自持，实心尽职。其中钱粮，关系尤重，一丝一毫一粒，都是百姓的脂膏，“增一分则民受一分之累；减一分，则民沾一分之泽。”他指出，近年乱加“火耗”，粮银亏空，百姓怎能承受住？他严令禁止，如被发现，“必从重治罪”。
世宗一次就发出11道训谕，针对各级官员，既讲明道理，又指出存在的问题，以及改进的方法，公布奖惩原则，娓娓道来。除此11道，他又给内阁大学士、八旗官员分别发出明谕，这在历代帝王中实不多见。这11道训谕已清晰地展示出他为政的思想，他把理论的阐释与实际问题紧密地结合起来，看得出来，世宗观察问题极富深刻性，他提出为官“名实相符”的思想，颇有创新之意，成为他澄清吏治、培育新的吏风的指导方针。这一方针，贯彻于他发下的11道训谕之中。
世宗提出的“名实说”，是他熟读“史册”，从中总结出来的。他给督抚的训谕，首次阐述了这一思想。他认为，凡为政，总不过是“兴利除弊”，必“以实心，行实政，实至而名亦归之。”所谓“名者，实之华也”。用今天的语言表达，名与实，亦即内在与外表，换言之，就是实践的效果与应得的评价。“名”不过是“实”的华美外表。只有做实事，“而后名归焉”，即得到美名，受到称赞。他具体阐述，如“洁己爱民，奉公尽职”，这就是“实”；治事优异，“民歌舆诵”，这就是“名”，即“实至而名归之”的意思，如根本牢固，才能展现出华茂的盛状。他抨击官场对“名实”的歪曲，说道：现今当官的人，“钓誉以为名，肥家以为实，而名日：名实兼收。”在吏治松弛，腐败日行的情况下，士大夫都标榜“名实兼收”，他们所说“名”者，“官爵也”；所谓“实”者，“赀财也”；“以献赂为实，虚誉为名”，动不动就说“名实兼收”。又有的“以弋取虚誉为名，而以封殖多藏为实。”更有“矫饰虚声，潜纳贿赂，陋俗相沿，谓之名实兼收。”凡此种种，官场中盛行的这种“名实兼收”论，实则是以权谋私的遮羞布，在它的掩饰下，谋官，谋钱，谋利，全在于谋一己之利，就是不肯为国家、为百姓做一件实事，不愿为他们谋利益。由此可见，圣祖晚年的吏治已出现败坏的迹象，先由思想变坏开始，道德水准下降，随之行为趋于低下。值得庆幸的是，世宗已敏锐地发现了这个事关国家安危问题的严重性，及时地予以揭露，是很深刻的。如他所说：“朕惟国家首重吏治”，一即位就从整顿吏治人手，拨乱反正，澄清思想，批驳谬论，及时地阻止贪风的滋长蔓延。
在整顿吏治的过程中，世宗把握“宽严相济”的原则。在这方面，他却有自己的认识，自成一家之言。雍正七年（1729）五月，他根据数年为政的经验，终于向大学士和九卿官员明确地阐述了自己的理论。他说：“自古为政者，皆言宽严相济。所谓‘相济’者，非方欲宽而杂之以严，方欲严而杂之宽也。惟观乎其时，审乎其事，当宽则宽，当严则严而已。如十人当赏，则俱赏之，断无以赏者太多，而舍一二人不赏之理；十人当罚，则俱罚之，断无以罚者太多，而宽一二人不罚之理。即如户部也，综核钱谷，惟在公平。直省征解钱粮，其不足者，固当查核，若余于额数之外者，岂遂不当查核乎？即如刑部也，按律定罪，务期明允。直省审谳重案，其间失出者，固当驳诘，若失入而致冤抑者，岂遂不当驳诘乎？总之，宽严适协其宜，乃为相济，非参杂于宽严之间，而为子莫之执中也。譬之饮食，原相需也，然亦当饮则饮，渴者不可以食解；当食而食，饥者不可以饮充，若强饥者以饮，强渴者以食，是相背也，岂相需之道乎！”
世宗的这篇讲话，极富哲理，阐述清晰，深入浅出，明白易懂。比较圣祖的主张，两人大不同，各主一道。圣祖主张：“治天下之道，以宽为本。”他推崇古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说教，“以不生事为贵”。这种思想，在他晚年尤其突出，简直是“无为而治”，遇有官员犯事，能宽则宽，能免则免，在他的思想中，已没有“严”处的想法。这就是宽严失调，把政治引向宽而无束的方向，难怪钱粮亏空千百万，各级官员风气转坏，已到了熟视无睹的地步！世宗主张要从实际出发，该宽则宽，该严则严，不能偏向一个方面而无视另一个方面，一味主宽，必使法纪松弛，人不畏法，犯者就众；而一味主严，刑罚过而不当，就会使人丧失进取心，亦有人将遭冤抑。所以，宽严相济，不失为治国之良法，整顿吏治之上策。
世宗整顿吏治，是通过表彰和重用廉吏与从严打击贪官两个方面同时进行的。世宗发现与起用田文镜，即是一个典型事例。雍正元年，山西巡抚德音报告山西去年收成甚好，并无饥民。田文镜奉命告祭华山，回京复命，将所见山西荒歉收情况详细汇报。世宗很感动，认为他经过山西，民间疾苦，并不是他的责任，却能直言无隐，如不属有“忠国爱民”之人，怎能做到这一点！于是，即命田前往山西，办理赈灾事宜。他尽心竭力，圆满地完成了使命，世宗任命他为山西布政使。在任内，将历来积欠亏空钱粮及地方种种弊端，逐一剔除清理，“吏治整顿一新”。因河南诸事废弛，故将田又调为河南布政使，很快又提升为河南巡抚。三年来，他整饬河工，堤岸坚固，黄河安流，连续三年丰收。他秉公洁己，不搞私交，绅衿畏法，地方安宁。世宗对他的表现非常满意。雍正四年（1726）十二月，世宗召集满汉大臣百官，评述田的业绩，称他“实为巡抚中之第一”，把他树为洁己奉公的榜样。适值浙江道监察御史谢济世参奏田文镜，告以“党私负国，贪虐不法十罪。”世宗完全信任田文镜，在群臣面前代为担保，说：“田文镜秉公持正，实心办事，乃天下督抚中所罕见者，贪赃坏法之事，朕可以保其必无。”他命大学士、九卿等官员审查此案。结果，“满汉大小臣佥云：田文镜并无贪婪之事，谢济世所参各款皆虚。”世宗痛斥谢济世身为言官，“颠倒是非，扰乱国政，实大有害于人心世道，为国法之所断不可容！”当即将谢济世革职，发往阿尔泰军前效力赎罪。
原来，田文镜参劾河南属吏黄振国、汪诚、邵言纶等人贪赃不法，谢济世为他们鸣冤。在此之前，已有从广西巡抚升任直隶总督的李绂来京陛见时参劾田文镜，两人所参内容一模一样。世宗即断为“结党营私”，“排挤倾陷”。当诸臣逐条核实田之不法事，谢济世“茫无凭据，俯首无词”。世宗指出，谢“受人指使，情弊显然。”他说，他前曾发下旨意，有被上司参劾的官员，允许到都察院控告申诉。黄振国、关暾、汪诚、邵言纶等被参，为什么不去申诉？竟“暗结党援，将本身所犯之罪，巧为掩饰，钻营李绂密奏，今又指使谢济世挺身陈奏”，显系结党，报复私仇，推翻已结之案！世宗最痛恨结党，一经发现，决不宽恕。前已将案中人黄振国逮捕，上列其他官员不过罢官。现在，发现他们结党，排陷好人，世宗以“法所难容”，将黄振国、汪诚处死，邵言纶、关敶发遣边疆充军。
在处理田被劾一案中，世宗特颁谕旨，“言天下巡抚中，实心任事，不避嫌怨，为国为民者，唯田文镜、李卫、杨文乾三人！”李卫时任浙江巡抚、杨文乾任广东巡抚，均以政绩显于朝廷。雍正六年（1728）五月，世宗再次表彰田文镜，向内阁通报，说：田“自到河南以来，忠诚体国，公正廉明，豫省境内，吏畏民怀，称为乐土……从前三年，收成丰稔，而今岁八府各州，二麦复登大年。又如连年豫省黄河工程，当暑雨时行之际，全无泛滥……吏治民风之善，实为直省第一。”他要求与河南邻省的山东，“以田文镜之精神，办理两省之事。”他本想把田调为他省总督，但虑及田为河南官民爱戴，不忍心调离，临时定制，设“河东总督”，由田任此职，管理河南、山东两省事务。他声明，此项决定是他“因人设立之旷典”，下不为例。
与田文镜同受表彰的，还有云贵总督鄂尔泰。世宗称赞鄂尔泰“公忠诚勤，实心任事，是以云南地方连岁丰登。”他不禁感叹：“若各省督抚皆如田文镜、鄂尔泰，则天下允称大治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