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见攀钢的高工胡庆冒，一愣。他的眼镜片把他的眼睛放大了许多，使我产生一种幻觉：好像我在用一个放大镜看他似的。或者说我把他放在一块放大镜下观看似的。他说他戴的是高度远视眼镜。原来他的眼睛白内障很重，视力只有零点六。想想还是保住眼睛重要，不如离开高温的刺激，全家调往唐山。赵忠玉好痛快，说你为攀钢出过力，虽然不愿放你走，但你有困难我理解。
1985年1月，胡庆冒全家到了唐山。可是，他已经惯于把自己看成攀钢人，从事人熟地熟的攀钢事业他才踏实，离开了攀钢他感到没了依托。妻子更是想念备感亲切的攀钢，老哭。然而中国人讲面子，好马不吃回头草。
然而他还是给赵忠玉发了信。从他发出信到攀钢为他办妥调回的手续，前后只一周。赵忠玉回信说，欢迎回来，照样重用，敲锣打鼓，夹道欢迎，等等。
1985年12月，胡庆冒全家搬回攀钢。攀钢给了他两套两居室，他和孩子可分可合。胡庆冒两只眼睛的白内障在攀钢医院都摘除了。如今他戴着眼镜视力可达一点三和一点二。“有十分力就不用九分。”“二期”生产准备办公室主任胡庆冒说。
一切有追求的人所向往的，也就是一个使人获得尊重、使人发展创造力的气候和环境。
攀钢近四年国家分配的大学生名额是三百人，但实际投奔攀钢的是一千四百人，超过一千一百人。1989年6月以后，大学生在有的单位有些贬值，攀钢正好多要。赵忠玉翻查他家里那套《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发现印度这样一个不发达国家，人口中大学生占的比例还比我们多。我们怎么会觉得大学生太多了？中国的大学生少得很。攀钢现在不积蓄人才，将来怎么开发攀西丰富的共生矿？攀钢有个归国华侨杨实，国外亲友几次邀他出国定居，高薪聘请。但他已经是个地地道道的攀钢人。他开口便讲攀钢，一站两三小时滔滔讲来。
1986年赵忠玉干脆请他到人才引进办公室当副主任。1986年5月，他到北京科技大学要求作一场报告。当时该校没一人报名去攀钢。而且，这之前某企业来作报告，学生走光。校长怕学生听杨实报告时中途退场，干脆找些没有分配指标到攀钢的班级来听。谁知三百来人的听众，当场即有七十人申请要来攀钢。学校立刻接着安排一场千人报告会。杨实二度作报告，申请人过百。但是该校分往攀钢的指标只有六名。最后定下三十二名。6月，杨实去东北工学院，也是无一人报名来攀钢。杨实要求作报告。校方也是担心报告砸了分配就更难了，所以建议先对各系搞分配工作的老师作一场报告。报告一完，校方说你直接对学生讲吧。第二天，一千七百人的报告会，鼓掌十几次，两三小时巾没一人退场。《沈阳日报》专题报道东北工学院出现攀钢热。
沈阳其他院校的大学生纷纷来找杨实。之后，大连电视台又报道大连理工学院出现的攀钢热。也有过叫杨实觉得难以应付的局面。一次在西安，南方某部门为了吸引学生，送学生很高的安家费，请学生住西安高级宾馆，请学生坐飞机前往报到。杨实从西安打长途给赵忠玉：不行啦，全线崩溃了。赵忠玉说，攀钢不是拿不起这个钱，当然拿得起。但是人的物质欲望是填不满、填不起的。
就钱讲钱是没有情的。你还是坚持作你的报告，还是坚持讲攀钢有事业。用金钱吸引来的人，只爱钱，用事业吸引来的人，“爱事业，好”。杨实继续讲事业，大学生继续来攀钢。攀钢已有大中专毕业生九千人。杨实每年收到成千封大学生要求来攀钢的信。后来更是成双成对的学生找他，要求孔雀西南飞。
学生来攀钢后面对的一个最现实的问题是：住房。若是和别人一样按工龄排队，他们婚后难以立刻有房01986年末，赵忠玉让杨实做了一个调查。杨实开了一张一百八十对准备结婚的大学生名单。名单递上了，决定下来了：攀钢干部的住房往后挪，让这一百八十对大学生春节前全部迁入新居。当然，不可能随时有新房留着等人。攀钢规定，研究生一结婚就给房，大学生结婚一年就有房。但是来了一位北京大学的女学生，又来了她的未婚夫--科技大学的学生。当时正有几百人要房。不过，一级重点大学的毕业生，攀钢欢迎你们，破例把这位北大女学生的名字放到那几百人的要房队伍的最前边，排在第一。而这对佼佼者自己浑然不知。新婚夫妇正在蜜月旅游。待夫妻双双把攀钢还，等待他们的是一套新房。
攀钢1985年建了一幢大学生单身宿舍楼。以前认为大学生应该与工人同住，下班后同在宿舍里下棋、打牌，才是打成一片的否则就是“清高”。可是知识的追求是没有上下班的，是连续的，是无边无际无止境的。如果学生下班后也扑克象棋的连续玩，就抹煞了知识分子的特点，就没有知识分子了。到底应该知识分子无知识化还是应该让工人知识化？攀钢盖起大学生宿舍楼后，为每个学生配备一件组合家具--一张连着书柜的书桌。大学生是三人一间或两人一间。研究生是一人一个单间。每层有一间电视室，不会干扰不想看电视的人。
外界都称这幢宿舍楼为“熊猫馆”，这是由大学生=国宝=熊猫的等式而来的。熊猫馆里的住户不少已提拔为工段长、炉长、车间主任。公司用人不是看文凭，是看你行不行。我问“熊猫”们觉得怎么样。他们说，就是觉得，得到的太多了。
1989年7月26日攀钢焦化厂长派了劳资科长用小车接来又一只“熊猫”清华大学化学工程专业的应届毕业生小杨。1989年的夏天，又是北京来的大学生，厂里会不会老让他讲这个酷夏呢？
果然书记、总工找他谈话了。他谈后，书记说清楚了。说小杨你放心，以后就好好工作。此后再没人找他。1989年的酷夏，北京最紧张的时候，也是攀钢最紧张的时候，此时正值攀钢二期工程的第一战役：建成一千三百五十立方米的四号高炉系统。攀钢培训科本来准备统一安排培训小杨那批本科生。小杨提出希望由他自己掌握。培训科同意。小杨提出到焦化厂回收车间的二期工程现场工作，后来他负责验收和动力。晚上回到熊猫馆，他夜夜勾画煤气系统开工指挥的工艺流程图，有两张年画纸那么大。他的相爱八年的未婚妻在他老家云南大理，真希望他能调回美丽的大理。然而他又如何抛得下爱他惜他激励他焕发他的攀钢二期工程？只好两地分居了。1990年3月3日下午三时，在小杨工作的二期施工现场，举行了一个工地上的婚礼。前来参加婚礼的有公司副经理、“二期”副指挥长徐学奎和焦化厂的干部们：“小杨，感谢你对二期工程的支持！”参加婚礼的五六十人个个都是工作服加大头鞋一包括新郎。
婚礼后车间主任要小杨主持二期工程会。这本是车间主任最重头的工作，如今由清华大学毕业才半年的学生--二十五岁的小杨主持。至于小杨的新娘现在已经办妥了调来攀钢的手续。这位云南姑娘在婚礼的大头鞋和工作服中，看到了比美丽更美丽的辉煌。大理美丽，攀钢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