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段日子我们很少见到外祖父。他得了痛风，不能再修鞋了。过去他总会用省出的一两个先令补贴母亲，有时候还会给我们做一种十分可口的燕麦牛奶粥。
我小时候，外祖父对我要求很严格，就算说话的语法这种小事也不例外，所以我一直不太喜欢他，觉得他太严厉了。现在他因为风湿症而住院，母亲总会去看他，每次都能带回满满一袋鸡蛋来，这真是我们穷苦生活中的奢侈享受啊。母亲自己不能去的时候就让我去。外祖父看见我就会很高兴。他告诉我，他很能逗看护们笑。风湿症好点儿之后，他就去厨房里帮忙，所以才能拿到那些鸡蛋。他每次都偷偷地塞给我，我在走之前就赶紧掖在海军服里。不过我总是很担心被人看出来。那几周，鸡蛋就是我们唯一的食物。所以外祖父病好了出院的那天，确实让我们有些难过。
六个星期过去了，雪尼还没有回来。最初母亲还没有慌乱，但一周之后，她就写信去那个轮船公司的办事处询问，得知雪尼因为风湿症留在开普顿就医了。这让母亲更加焦虑了，健康也受到了影响。不过她继续干活，幸好我也有了一份工作，放学后给别人教教舞蹈，每周能得五先令。
就在这时，麦卡西家搬到了肯宁顿路。麦卡西太太是我母亲的朋友，一位爱尔兰喜剧演员，嫁给了沃尔特·麦卡西会计师。自从母亲离开舞台之后，我们就没再见过他们夫妇，没想到七年后又重逢了。
母亲很少能去看他们一家人，但我很快跟他们的儿子沃利成了一对好朋友。我总是在放学后先赶回家，看看母亲有没有什么活让我做，紧跟着就跑到沃利家去。我们常常在他们家住的霍克特大厦后面玩演戏。身为“舞台管事”的我总是安排自己演坏角色，因为我的本能告诉我自己，演坏人比演好人要好玩。我们每次都玩到沃利要吃晚饭才停。开饭前，我总会表现得很讨喜，从而让他们家人留我吃饭，不过这法子也有不灵的时候，那时我就只得留恋地回家。母亲看我心情好，就会用烤肉的油煎些面包，或是把外祖父弄来的鸡蛋煮一个给我吃，再泡上一杯茶。有时候，她会读书给我听，也有时候跟我一起坐在窗边看着外面，评论着过路的人，编出种种故事逗我开心。
一个星期后，雪尼还是没有任何消息。当时我太年幼无知，没法感觉到母亲的焦虑，也意识不到将要发生的事。我没有注意到，那几天她总是沉默地坐在窗口，毫无精神，连屋子也不收拾了。我也没有注意到，那家服装店对母亲做的活开始挑挑拣拣，不再给她工作了。因为没法交分期的付款，缝纫机被收走了，我教舞蹈挣的钱也没了着落。我并没觉出，这些问题接踵而至，母亲却表现的迟钝而冷淡。
病了很久的麦卡西太太突然去世了。我立刻萌生了一个想法--希望麦卡西先生能和母亲在一起，这是解决母亲所有问题的最好办法，而且，我和沃利又是那么好的朋友。
麦卡西太太的葬礼后不久，我跟母亲提起：“你应当好好考虑一下，多看看麦卡西先生。我打赌他会娶你的。”
母亲的笑容很黯然，说：“那就让这个可怜人来跟我求婚吧。
“只要你打扮整齐，跟以前一样叫人喜欢，他肯定会来的。可你连试都不试，只是在这脏屋子里坐着，让人看了害怕。”
我真后悔说这些话，当时我根本不知道，母亲那是营养不良而引起的虚弱。但第二天，她却不知哪来了力气，又把屋子打扫得干干净净了。
那正是暑假里的一天，我还是只想躲开家里那间顶楼，所以觉得还是早点到麦卡西家为好。他们家留我吃午饭，但一种直觉让我觉得要回母亲身边。刚走到波纳尔弄门口，我就被邻居的几个小孩拦下了。
一个小女孩对我说：“你母亲疯了。”
我像是被人打了一耳光，嘴里嘟囔着：“你们在乱讲些什么啊！”
“是真的啊，”另一个孩子说，“她刚刚敲门，分给每个人家一块煤，说是给孩子的生日礼物。不信你去问问我妈。”
我不再听，一路跑进大开的门，一个箭步冲上扶梯，推开房门，喘了一口气之后，紧盯着母亲看着。那个夏日的午后，空气极度闷热。母亲跟平时一样坐在窗口，慢慢地转身看我，苍白的脸上全是痛苦。
我大声喊着：“妈妈！”
她很冷淡地问：“什么事？”
我跑过去，扑到她膝上，脸紧紧地偎在她怀里，眼泪止不住地涌出来。
“好了，好了，”她抚着我的脑袋，很亲切地说，“怎么了？”
我哽咽着：“你身体不好。”
她安慰着我：“我身体好着呢。”但看起她是那么神思不清，忧心忡忡。
“不是！不是！他们说你去每家人那里，去……”我已经泣不成声。
她很虚弱地说：“我是去找雪尼呀，他们把他藏起来了，不让我见他。”
这时候我才相信了那些小孩的话。
“妈妈，你别这样说！快别说了！”我哽咽着，“我去找医生。”
她一边摸着我的脑袋，一边说：“麦卡西家知道他在哪，可是他们把他藏起来不让我见。”
我大声说：“妈妈，你让我去找医生来。”我站起来跑向门口。
她一脸痛苦地盯着我看：“你去哪儿啊？”
“我去找医生，一会就回来。”
她不再说话，只紧盯着我。我跑到楼下去找房东太太，跟她说：“我妈妈病了，我去找医生！”房东太太告诉我他们已经找过医生了。母亲被诊断为精神失常，而且营养不良，教区的医生跟我解释，说这是饿的。他把母亲的病症写在一张纸条上给了我。
房东太太安慰我：“还是让她到医院里好，她在那儿可以多吃一点。”
她帮母亲穿好衣服。这时的母亲因为过度虚弱，像个孩子那样温顺。我们走出去的时候，邻居和他们的孩子都站在门口惊讶地看着我们。
医院大约在一英里外。我扶着母亲缓缓走着，她虚弱到像喝醉似的，踉踉跄跄。我们的悲惨生活就这样无情地被暴露在午后强烈的阳光之下。我觉得身边的人像梦中的影子一样。母亲一言不发，仿佛知道我们要去哪里，自己也急着要去那似的。我宽慰着她，而她已经虚弱到无法说话，只是一路微笑着。
到了医院里，一位年轻医生接待了我们。母亲顺从地让他检查了身体。但看护要领她走的时候，她却突然转身，很痛苦地察觉到我是要把她丢下了。
而我强颜欢笑地说：“明天见！”
她急切地一直回头看我。看着她走了以后，医生才转过身问我：“孩子，你怎么办呢？”
我实在不想回贫民学艺所里生活了，所以很礼貌地跟他说：“我去我姨妈家。”
从医院回去的路上，我已经难过到整个人都麻木了，但我知道，母亲在医院里，要比没吃没喝地坐在那黑屋子里要好，所以也稍有安慰。可我无法忘记看护领她走的时候，她脸上那伤心的表情。我想到了她的好，那开朗的性格和温柔和蔼的样子，想到这个瘦弱的人常常沿路精疲力竭地走回来，可一见我扑向她怀里，就一下有精神了，满面笑容地看着我。这时我总是急着看她给雪尼和我带了什么好吃的放在纸袋里。就连那天早晨，我伏在她膝上哭的时候，她还拿出一点糖果给我吃。
那天，我没勇气直接回家。只是一路走到纽因顿靶子场那儿，徘徊到下午很晚才回去。顶楼显得那么空寂和破败。菜橱里除了半小包茶叶之外没有一点吃的。母亲搁在壁炉台上的钱包里，放着三个半便士、一串钥匙和几张当票。她刚刚给我吃的糖果还摆在桌角。看到这些我又哭起来了。
那晚我睡得很熟，可能是因为太累了吧。第二天醒来，照在地上的阳光让这屋子显得愈加冷清了。房东太太上来对我说，在她把这顶楼租出去之前，我还可以住那，还让我饿了就尽管去找她要点吃的。我谢了她，说雪尼回来后会补上房租。可我羞于向她要吃的。
这一天我没有兑现跟母亲的承诺，没有勇气去看她。但房东太太去找了医生，并听说母亲被转进了凯恩－希尔疯人院。这伤心事反而让我的良心稍稍好过了一点，因为那儿距家里有二十英里远，我是去不了的。等雪尼回来后我们可以一起去看母亲。刚开始的几天，我没有向认识的人提起母亲的事。
我总是一大早就溜出去，在外面闲晃一整天，随便弄点吃的，饥一顿饱一顿对我来说都没什么。不过房东太太也曾邀我去她那吃饭。
因为不想让麦卡西家知道母亲的事，我刻意避开他们家，逃离了所有的人。
一星期后我对这随遇而安的生活已经习以为常了。我最怕的是如果雪尼再不回来，房东太太就要把我的情况跟教区负责人说，我就会再次被送去汉威尔，所以我一直躲着她，甚至睡在外面。
我在肯宁顿路后边一条小巷子里，认识了几个流浪汉模样的劈柴人。我觉得他们干的这活很有意思，几天后开始帮着他们做。我无意于卖柴火，只是觉得在棚子里和他们一起劈柴很热闹很好玩。
他们都不到四十，安静而和善，不过样子和动作看起来却很老。老板（我们对他的称呼）鼻子通红，满嘴就剩了一颗虎牙，但他看起来有一种自然的、和蔼可爱的样子。另外一个人脸色很黄，嘴唇厚厚的，虽然挺和气，但是沉默寡言，说话很慢，有癫痫症。每当中午快一点钟，老板总是抬起头来跟我说：“你吃过奶酪皮做的威尔士兔子肉吗？”
我回答：“咱们已经吃过好多次了啊。”
于是他哈哈一笑，露出那颗牙齿，递给我两个便士，我就跑到路角阿希的小店里，买回来一便士乳酪皮和一便士面包，我很讨阿希喜欢，所以他总会多给我些。我们把乳酪皮洗干净了，加上水、盐和胡椒。老板有时再放上一块咸肥肉和一点洋葱屑儿，外加一罐热茶就是一顿可口的午餐。我并没向他们要工钱，但让我喜出望外的是，周末时老板竟给了我六便士。
老板还请我们去伦敦城南游艺场看过一场戏，我们坐的是两便士一张的顶楼座位。我甚是激动，因为那周上演的是弗雷德·卡诺（几年后我进了他的剧团）的喜剧《早起的鸟儿》。
上学的事则一直让我很担心。劈柴的人们偶尔也会提到。因为暑假结束了，他们觉得有点过意不去。所以我白天特意躲着他们，到该放学的时间再过去。但这样的日子是冗长而难熬的，因为我要在酷热的阳光下闲逛到四点半，然后才能到他们那阴凉的地方去。
一天夜里，我正要溜上楼去睡觉，却被一直等着我的房东太太叫住了。她很激动地递给我一份电报，上面写着：“明早十点在滑铁卢车站，盼接。雪尼。”
去接雪尼的时候，我的样子太寒酸了，衣服脏乱邋遢，鞋子大张着嘴，帽子的衬里耷拉得像女人衬衫一样，因为怕提水的时候从房东太太门前经过，所以也很多天没有好好洗过脸，只是在劈柴人的水龙头底下那么冲一下而已，前晚上污垢还留在耳朵后面没洗干净。
雪尼仔细地打量了我一番，问：“怎么了？”
我顾不上婉言相告了，直接说：“妈妈精神失常，我只能送她去医院了。”
他的脸色阴沉下来，但控制住情绪，问：“你现在住哪儿？”
“波纳尔弄，老地方。”
他转过身去，我这才注意到他的苍白和消瘦。他叫了辆四轮马车来拉行李，我发现他的行李里居然有一筐香蕉！于是马上急着问：“香蕉是咱们的吗？”
他点点头：“不过太生了，过几天才能吃。”
他一路上都在问母亲的情况。我激动得有点语无伦次，所以估计他只听了个大概。然后他就跟我说了他在开普顿医院治病的经历。他发起了一次抽彩会，从一些士兵那赢来了二十镑，原先是准备把钱都给母亲的。
他跟我说他打算演戏，不再去航海了。估计这些钱可以让我们过上二十个星期，他就在这段时间里去戏院找工作。
我们带着香蕉、坐着马车的归来引起了那小弄里的轰动。房东太太跟雪尼说了母亲的事，不过为了免去他不必要的烦恼，就省去了一些细节。
雪尼当天给我买了一套新衣服，那晚，我们穿戴得体体面面，坐在伦敦城南游艺场的正厅里看戏。雪尼一直说着：“要是妈妈今晚也在，还不知道要怎么高兴呢。”
那一周，我们去凯恩－希尔探望母亲，在会客室里的焦急等待让人难以忍受。终于，在听见一串钥匙响之后，脸色苍白、嘴唇发紫的母亲走进来了。她认出了我们，但没有那么开心，没有以前那种欢欣鼓舞的神情。一个喋喋不休的看护陪着她，她说母亲今天身体不舒服。
母亲微笑着很有礼貌地瞥了她一眼，好像要等她走开。
看护走之前补了一句：“她身体好点了，你们再来。”
屋子里只剩下我们三个人了。雪尼一直想要给母亲打起精神，所以一直说着为什么在国外耽误了那么长时间，又怎么运气好，怎么挣了钱，但母亲只是坐在那，边听边点头，恍恍惚惚、忧心忡忡。我安慰她，说她很快就会痊愈的。于是她难过地说：“是啊，那天下午你们要是给我吃一丁点东西，我也不会这样了。”
后来，医生跟雪尼说，母亲这次精神失常一定是营养不良引起的，虽然她现在有时能清醒，但完全康复还要几个月，需要继续治疗。之后的很多天里，母亲的那句话一直在我脑海里回荡着：“那天下午你们要是给我吃一丁点东西，我也不会这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