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贫民学艺所是一件很丢人的事，但当母亲告诉我们这个决定的时候，我们想到可以改变现在的生活，又都忍不住有些欢欣，因为不用再住在那憋闷的小屋里了。可是，等我们真的走进贫民学艺所，才感到伤心和无所适从了。因为我们一到那就被分开，母亲被领往妇女收容所，我们兄弟二人则被领到了儿童收容所。
这里的生活很好适应，但雪尼和我总觉得日子中萦绕着一种灰暗愁苦的气氛。我最期待的就是围着长桌吃饭。吃饭时，我们由一位老先生照看着。他七十五岁上下，白色的胡子稀稀拉拉，忧郁的眼睛里总透着严肃。因为我最小，他就让我坐在他身旁，另一个原因是因为他喜欢我没剪短发时，有一头比其他孩子更卷曲的头发。不过好景不长，很快来了个比我更小的孩子，头发也比我的更卷，我在老先生旁边的座位就只能让给他了。年龄越小、头发越卷的孩子越要坐上座，这就是那位老先生的奇怪理由。
我和雪尼在三周后转赴汉威尔贫民孤儿学校学习，离伦敦市区快十二英里。到达之后，我们先在试读部进行身体和智力检查，合格之后才能正式进入学校，因为平均每三四百个小孩中就会出现一个身体有病或智力不正常的。
最初，我一直郁郁寡欢。因为在贫民学艺所的时候，觉得母亲就在身边，可是来这儿之后就离她越来越远了，所以不免怅然。从试读部正式进了学校之后，雪尼和我也被分开了，他上大班，而我则和小一点的孩子分在一起。这样一来我们也就住在不同的区，平时很少能见面。我那时又瘦又小，刚过六岁，愈发显得孤苦孱弱。每逢夏日傍晚，我就和其他二十个孩子一起跪在宿舍里做临睡的祷告。窗外是西沉的夕阳和绵延的小山。我跟大家一起，用高低不和的声音沙哑地唱着：
夕阳西沉，求主与我同居；
黑暗渐深，求主与我同居；
求助无门，安慰也无求处，
常助孤苦之神，与我同居。
虽然并不了解这赞美歌的深意，但每当此时我都会感觉异常愁苦，因为歌声和夕阳让我徒增伤悲。
两个月之后，母亲曾帮我们请过一次假，我们一家人有了一天短短的团聚。不过这次之后我们回汉威尔待了几乎一年，这也是我个性成长中最重要的一年。我开始上学，跟着老师学写自己“卓别林”这个姓。我觉得这几个字的样子十分像我，所以被它们深深吸引了。
在汉威尔的时候，我们被照顾得很好，但生活中总透着些清冷愁苦的气息。七岁后，我由小班升到专门教七到十四岁孩子的大班。这意味着我可以参加军训和体操，并且可以进行每周两次的定时校外散步了，这些都是成年人的活动。
在乡间小路上散步的时候，我们都是上百个人一起，两两成排。经过那些村子的时候，居民们像看怪物似的，紧张地盯着我们看。我恨这种散步，也恨那些居民。在他们说的黑话里，我们所在的贫民学艺所就叫“牢房”。
学校里有一块铺着石板的运动场，是建给男孩子用的。运动场旁边最阴暗的拐角里有一间空屋，据说这几天有一个十四岁的孩子被关在里面了，有人说他的胆子特别大，有一天居然从三楼窗户里爬出来，想要从屋顶逃出学校，还直接用石子和七叶树的果实去砸那些来捉他的管事们。我们小班学生是从大一点的孩子那里听说这件让人咋舌的新闻的。
犯了这种大错的学生，在星期五的大健身房里是要受罚的。那个健身房十分阴冷，有几根绳子从很高的房梁上垂下来，大厅深处，摆着一张长课桌，桌前靠右的架子上搭着几根用来绑手腕的皮条，还有一个让人心惊胆战的板子挂在那。每逢周五早上，二三百名七岁到十四岁的男孩，就会列着像士兵那样齐整的队伍走进大厅，站在桌子三面，犯错的学生则站在缺口那面等待审讯和惩罚。
错误没那么严重的孩子，挨的是藤条。欣德拉姆大尉，一名大概两百磅重的退伍海军军官，背着一只手，另一只手握着一根差不多四英尺长的藤条，那家伙几乎比男人的大拇指还粗。等受罚的孩子被脸朝下按到桌上之后，欣德拉姆大尉就架势十足地站好，把藤条横在孩子屁股上空，打量完了之后，慢悠悠地举高了藤条，再“唰”的一声重重抽在那孩子的屁股上。在这种惊魂的场面下，两旁看着的孩子常常会昏厥，跌倒在队伍中。
犯错的学生挨的打从三下到六下不等。挨了三下以上的孩子，那声嘶力竭的哭叫声听起来十分可怕。有时候有孩子会在挨打中晕过去，人们就把这个孩子抬到健身房的垫子上。他至少要在那儿抽搐发抖个十来分钟，才能感觉到疼痛缓解，不过屁股上已经印了三条粉色的伤，足有洗衣女仆的手指那么宽。
如果是用板子打，那就更为严重了。通常三下之后，两位中士就会扶着挨打的孩子去外科医生那儿治疗。
如果有人指控你犯了错，即使你实际上没有，也不要去辩解。这是有些孩子告诉我的，因为一旦辩解后被查出来确实犯了错，那就要受最大的责罚。而笨嘴拙腮的孩子们，常常很难证明自己的清白。
我第一次见人挨打，就是那个要出逃的胆大包天的孩子。他似乎很矮小，站在那张长桌后面，只露出比桌面高一点的脑袋和肩膀，消瘦的脸庞和大大的眼睛。
校长很严肃的当众宣读了他的罪状，之后问他：“你承认有罪吗？”
这个胆大包天的家伙毫无畏惧地直视着前方，拒绝作出回答。于是他就被人拉到架子前面，在脚下垫上一只肥皂箱，用皮条绑住手腕。挨了三板子之后，他照例被送去外科医生那儿了。
运动场上每周四都会吹起喇叭，一听到这声音我们立刻就停止玩耍，傻傻地立在那里，听着欣德拉姆大尉在扩音器里大声念出星期五要受罚的学生的名单。
有一个周四，我居然听见扩音器里传来了自己的名字，这真是让我震惊。我无论如何也想不起自己犯了什么错。但可能是因为即将成为那幕戏的主角吧，我竟有些说不清的激动。第二天，我走进健身房受审。校长说：“有人告你放火烧厕所。”
我这次可是被诬告了，那天我去厕所解手，看见有几个孩子在外面的石头地上烧碎纸玩，但我并没有点火。
紧接着校长问：“你承认有罪吗？”
我极为紧张，却不假思索地说：“我有罪。”这时候我不气愤也不喊冤，只感觉到恐怖的危险向我袭来。我乖乖地被他们领到桌子前，屁股上挨了三藤条。挨打的地方疼的像在灼烧一样，我几乎停止了呼吸，但却没让自己哭出声来。当时我觉得自己像个胜利的勇士。
雪尼之前并不知道我要受罚，他那时在厨房做杂活。一直到星期五那天才知道。看见我结结实实的挨了三藤条之后，他愤怒地哭了。这是雪尼事后告诉我的。
我总把雪尼称作“我的小家伙”，这是弟弟对自己哥哥的昵称。这样说的时候我会觉得自己被人好好地保护着，所以总有很骄傲的感觉。有时我去看他，他会偷偷摸摸地塞给我一个面包卷，有一大块黄油在里面，我就赶紧掖在衣服里跑出来，跟另外一个孩子分享。我们平时也能吃得饱，但是这么大一块黄油对我们来说还是极为奢侈的。不过好景不常，雪尼很快就离开汉威尔学校，到“埃克斯默思”号上去训练了，所以我们再也享受不到那美味的点心了。
贫民学艺所里的男孩满十一周岁之后，就有自由选择去参加陆军或者海军。选择当海军的孩子就要到“埃克斯默思”号上进行实战学习。当然，学校并不强迫孩子们，不过雪尼的理想就是能在海上成就大业，所以我只能独自在汉威尔待着了。
曾经有一段时间，一种叫金钱癣的病在汉威尔肆虐，所有得病的孩子都被送进了隔离室，关在可以俯瞰运动场的二楼那里。他们经常可怜巴巴地从窗户那里望着我们，我们一抬头就能看见他们剃光头发的脑袋，还被碘酒抹成了棕色。那样子太可怕了，我们一见就忍不住感到反胃。
所以有一天，一个保姆突然停在我背后，把我头顶的头发一撩，马上说：“你有金钱癣啊！”我的眼泪就“哗”的一下涌出来了。
治疗的日子似乎永无止尽，足足持续了好几个星期。我剃了光头，涂了碘酒，脑袋上还包了一条手绢，活像个采棉花的。我知道窗户外运动场上的孩子是多么厌恶我们，所以绝对不会从窗户里往外看。
母亲在我被隔离的时候曾经来看过我一次。她当时正在想法子重建我们的家，所以已经离开了贫民学艺所。我看见母亲的时候，觉得她像花束一样娇艳动人，再看看自己穿的邋遢衣服和涂了碘酒的光头，觉得太难为情了。
母亲却紧紧搂着我，一边吻我一边和蔼地说：“我会永远爱你的，不管你多么邋遢。”这一切在我脑海里留下了深深的记忆。
在这之后，我们一家很快就团聚了，雪尼离开了“埃克斯默思”号，我也离开了汉威尔。新家是母亲在肯宁顿公园后面租的一间屋子。不过因为母亲找不到工作，父亲在戏院接的活也越来越少，所以我们最后不得不再次回到贫民学艺所。
当时因为住在另外一个贫民救济区，所以我们进了另一家贫民学艺所。之后又转进了比汉威尔更加冷清的诺伍德学校。那儿有着更高的树和更浓密的绿叶，可能乡间也更是风景如画，但却无法逃离那种悲凉愁苦的氛围。
那天，雪尼正在运动场上踢足球赛，两个保姆把他叫出去，告诉他母亲已经被送进凯恩－希尔疯人院--她疯了。听到这个噩耗后，雪尼十分木然，仍然回到运动场去踢球，但比赛一完，他就一个人静静地走开，忍不住哭了。
他对我说这件事的时候，我怎么也不能相信。虽然没有失声痛哭，但我在昏聩中感受到了极度的绝望。母亲怎么可能疯呢？那么天真烂漫、活泼开朗的母亲怎么可能疯呢？冥冥中我似乎有这样一种感觉，觉得母亲是故意的，她借丧失理智来抛弃我们。我似乎能在绝望中看见她无奈地盯着我看，然后消失在一片虚无中。
一周后，我们正式听到关于母亲疯了的宣布，同时也听说法院判决父亲必须负担起抚养我和雪尼的任务。我十分开心，因为就可以和父亲住在一起了。我长这么大就见过他两次，一次是看他在舞台上表演，一次是走在肯宁顿路上，看见他和一个女人走在一栋房子前的花园小路上。
那天，学校的管事驾着车把我们送到了肯宁顿路二百八十七号，就是我和父亲第二次见面的那幢房子。开门的是上次陪在父亲身边的那个女人。她叫露易丝，清瘦的脸庞上写满了愁苦，但是很美，身材也高挑匀称，年纪在三十上下。我父亲卓别林当时不在家，所以管事的办完手续，在文件上签了字之后，就把我们交给露易丝了。她领我们去了楼上的一间起居室，就在第一层楼梯口那。屋里有一个坐在地板上玩耍的小男孩，四岁，有着一双乌黑的大眼睛和一头棕色的浓密卷发，长的十分俊俏。这是露易丝的儿子，我同父异母的弟弟。
我们总共住了两个房间，前面一间有一扇大大的窗户，但窗外的阳光却像从水底反射出来一样照进房间。房间里的任何事物看起来都像露易丝一样哀伤。她另摆了一张床，让雪尼和我睡在后间，但那床对两个人来说太小了。雪尼要在起居室里的沙发上睡。露易丝却说：“叫你在哪睡，你就在哪睡。”这句话一说，所有人都原地僵住，无话可讲。我们只能再回到后间的卧室。
我们没有被热情款待，这是意料之中的。因为抚养雪尼和我的担子对她来说太突然了，更何况，我们只是父亲前妻的孩子。我心里隐约地有一种越来越强烈的恐惧感，只希望赶紧离开她和她身边所有东西，回到诺伍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