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阶段里，我进入了躁动的青春期，酝酿着年少时分的情感。我憧憬着那些冲动热情而又轻狂的事情，有时候畅想，有时候苦恼，对生活忽而憎恨忽而热爱，徘徊在这庞杂的迷宫里。我的词典里从不曾有过“艺术”这个词汇。演戏仅仅是我谋生的手段罢了。在这种独自迷茫和混乱的时期里，我也曾接触过娼妓，还喝过酒，但这些都不能让我流连忘返。浪漫和刺激才是我想要的生活。
我很了解那些穿着爱德华时代服装的无赖青年们的心理。他们无非和我们一样，喜欢传奇而冒险的生活，想要引人注意罢了。既然那些公立学校的学生可以寻欢作乐，胡作非为，那这些无赖们要出出风头的想法不是也很自然吗？
后来，我在凯西马戏团里找了份工作，那是个让孩子去扮演街头上的大人的戏班子。我在歌舞剧中扮演并且讽刺大盗迪克·特品和“医生”沃尔福德·博迪。我对博迪“医生”的模仿相当成功，那是对一种教授和学究式的人物的性格刻画，已经超出低级的逗笑层次了。我把自己扮得和博迪活脱脱一个模子印出来，于是成了戏班的台柱子，每星期能挣三镑。我觉得那戏挺差劲的，不过给我提供了一个锻炼自己喜剧演员才能的契机。
在伦敦演出的时候，我们六个演员都在肯宁顿路的菲尔兹太太家寄住。这位六十五岁的老寡妇有三个女儿，弗雷德丽嘉、茜尔玛和菲碧。弗雷德丽嘉的丈夫是个俄国细木匠，挺有派头，却长着一张鞑靼人的大扁脸，亚麻色的头发和胡子，还有一只眼睛是斜的，难看极了。我们六个每天在厨房里吃饭，跟他们渐渐熟稔了。于是雪尼回伦敦演出的时候也住她家。
我离开凯西马戏团后又回到肯宁顿路，仍住在菲尔兹家里。她是个很和蔼的老太太，勤勤恳恳，完全靠房租为生。大女儿弗雷德丽嘉有丈夫养活，所以不用她负担。茜尔玛和菲碧帮她做些家务活。菲碧十五岁，鸭蛋脸庞，微钩的鼻子，十分漂亮。不管是肉体还是感情方面，她都深深地吸引着我。但我知道，当时不满十七岁的自己，对女孩子打得都不是什么好的主意，所以一直很理智地克制着自己。而菲碧则为人正派，后来成了我很好的朋友。
菲尔兹一家人都容易激动，有时候会为了谁做家务而大吵大闹。二十岁左右的茜尔玛最娇惯，也最懒惰，总是把家务事推到弗雷德丽嘉或者菲碧身上。小吵往往发展成大闹，于是家里那点丑事也会闹得人尽皆知。从菲尔兹太太话中听出，茜尔玛曾经跟一个年轻的利物浦律师私奔过，从那以后就不愿再做家务，而是当自己是个贵妇人。菲尔兹太太吵到气极时，也会拿这事来讽刺她，她则毫不退缩。
每当这个时候，总会由菲碧来调解劝和。她为人正直、处事公平，家里人都喜欢她。每次吵架结束，也总是她自告奋勇去做家务，但茜尔玛却拦着她不让她做。
我失业快三个月了，雪尼每周交给菲尔兹太太十四先令，那是我的食宿费。他现在在弗雷德·卡诺的戏班里已经是主要喜剧演员了，而且常常会向卡诺提到我，说我很有演戏天分，但卡诺却觉得我太小了而不加理会。
那时候犹太喜剧演员在伦敦是最受欢迎的，我就想到戴上大胡子演犹太人，隐瞒自己的年龄。我从《麦迪逊汇编》这本美国笑话书里，摘出一些歌曲和有趣的对话，编成一出戏，用雪尼给我的两镑钱准备排练。我连着好几个星期都在练习，还表演给菲尔兹家人看。她们看得都很认真，也一直给我打气，不过没什么其他表示。
我找到福雷斯特游艺场，一家建在迈恩路不远处犹太区中心的小戏院，因为在凯西马戏团的时候我曾经在那演过戏。戏院管事觉得我还可以，就答应让我借场地试演一周，不过没有任何报酬。我把将来的理想全押在这一个星期的试演上了。期待着在福雷斯特一鸣惊人，然后再去伦敦所有的大剧院里轮流演出。没准还能平步青云，在一年内成为轻歌舞剧中响当当的名演员。我还答应菲尔兹一家人，等排练完了，就去给她们拿戏票。
周一的午后，我很专业地带着所有人排练了一遍，但对自己的装扮始终拿不准，无论多少假胡子都瞒不住我的年龄。更重要的是，我的喜剧内容是十分反犹太人的，我之前竟然没有意识到。何况，我的笑话很陈旧，模仿的犹太口音也十分拙劣，而我自己本身也并不是个能逗人笑的人。
我刚说完了开场的几句笑话，台下的人就开始起哄，往台上扔铜子儿和橘子皮，而且愈演愈烈，还夹杂着嘲笑和吆喝。于是我离开舞台，也没跟戏院的管事说话，径直到化装房里卸了装，离了戏院，连放在那的几本音乐书都没拿回来。
我回去时已经很晚了，很庆幸菲尔兹家人都已睡着。第二天，菲尔兹太太很急迫地问我演得如何，我假装漫不经心地说：“还不错，但要做修改。”她告诉我菲碧去看了演出，但回来的时候很累了，所以没跟家里人说如何。后来菲碧没有说这事，我也就让它过去了。菲尔兹一家人都没再提过，她们对我没有演满一星期也没觉得惊讶。
幸而雪尼当时不在伦敦，我不用痛苦地跟他讲述这段经历。他也从未问过我，估计是猜到或听说了吧。那晚的可怕经历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伤痕，也让我清醒的认识到，我缺乏接近观众和吸引观众的天赋，不适合做个轻歌舞剧里的喜剧演员。不过我也安慰自己，在刻画性格方面，我还算是个成功的喜剧演员。不过，想在这一行里崭露头角，这一次的挫折怕是不够的。
我十七岁那年，得以在《快乐少校》中扮演少年主角，那是出令人沮丧的戏，仅仅演了一周。扮我妻子的女主角，是一个五十岁的女人，满身杜松子酒的气味，我这个多情的丈夫还要把她搂在怀里吻着。这次演出真是把我从前要成为男主角的远大理想消磨殆尽了。
之后我又开始涉猎编剧的工作，写了一出叫《十二位正直的人》的短小喜剧，讲一个陪审团审理违约案件的故事。陪审员里一个是聋哑人，一个是个醉汉，还有个赤脚医生。我跟玩杂技的催眠师查科特说了这个故事，他愿意出三镑给这个脚本，让我导演这部戏。于是我们请了几名演员，在肯宁顿路号角酒馆的聚会室里进行排练。有个爱挑毛病的老演员总是批评我这剧写的无聊而粗俗。
第三天练到一半的时候，我突然收到查科特送来的一张字条，告诉我他不想再演下去了。但我生性没那么洒脱，只是没动声色地把字条揣进兜里，让大家继续排练。午饭时，我把那些演员都带到我们的宿舍里，说我哥哥有话要跟他们说。然后在卧室里给雪尼看了那张字条。他问：“你还没跟他们说吗？”
我小声说：“没有。我没办法说出口，让他们知道自己白练了三天。”
“我去告诉他们，这又不是你的错！”雪尼大声说。
我却害怕地哭了：“我可怎么说呢！”
“别傻了。”雪尼去了隔壁，把查科特的字条拿给大家看了，说了一下原委，然后带我们到拐角的酒馆吃了三明治，还喝了酒。
演员们的举动常常让你意料不到。那个爱发牢骚的老家伙这时表现得最让人宽慰。他听雪尼说了我的为难之后开始大笑，拍着我的背说：“这可不是你的错，孩子，只能怪那个该死的老无赖查科特。”
就这样，自从在福雷斯特戏院的演出失败以后，我一直在碰壁。但由于年轻，我一直很乐观，总是相信有一天会时来运转。那一天真的来了，雪尼说卡诺先生要见我。当时卡诺可能是不满意在他的当红短剧《足球赛》里跟哈里·韦尔登先生搭戏的丑角。韦尔登是倍受观众欢迎的丑角，直到他临死前，三十多岁的时候，一直都是最能卖座的。
卡诺先生长得矮小精壮，紫褐色的皮肤，炯炯有神的双目。起初是个登杠子玩杂耍的，后来成了一名杰出的喜剧演员，塑造了不少喜剧人物。他赚了很多钱之后，有一次被人埋怨演戏的时候时间把握得不好，于是干脆不再登台，只是开戏班了。他家住在坎伯韦尔区的科德哈伯弄，隔壁的房间既做储物间又做办事处。他很客气地接待了我。问我：“雪尼说你很会演戏，你对跟哈里·韦尔登合演《足球赛》有没有把握？”
哈里·韦尔登可是特邀的演员，每周能拿三十四镑的薪酬。
不过我很有信心：“只要给我机会就可以。”
他笑了：“十七岁很小，不过你看起来还不到十七呢。”
我耸了耸肩膀：“这只是化装的问题罢了。”
卡诺开始大笑：“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之后我听雪尼说，我就是因为那一耸肩才进了戏班子。
当时我们定了两周的试用期，每周有三镑十先令，如果我演得好，就能签下一年的合同。
离《足球赛》在伦敦游艺场上演还有一周的时间，让我可以对角色进行揣摩。卡诺让我去牧林戏院看看和我演一个角色的那个人的表演。说实话，他演得的确不怎么样，我很有信心超过他。而且我觉得这角色需要有更多模仿和讽刺的幽默成分。我也打算就这样去演绎。
韦尔登先生忙着打高尔夫球，不高兴来排练，所以我只跟他一起排练了两次。排练中，我也表现平平。当时我感觉韦尔登对我出演这个角色的能力有点怀疑。雪尼当时正在外省演出，否则可能会给我一点帮助，因为他曾演过这个角色。
《足球赛》中，一切都是为了韦尔登这位著名的丑角作准备，所以每一次都要等到他出场，台下才响起笑声，并且一直持续到他下场。
那晚登台前，我的神经绷得像拧紧的发条，一直在巨大的舞台后来回踱步，默默祈祷，又焦虑又恐慌。我期待着用今晚的表演一洗在福雷斯特戏院演出的耻辱，重拾自信。
幕起乐响，在一段歌舞之后，台上空了。该我出场了啊！这时候我极度紧张，但一走上台，神经马上放松了，脑子也完全清醒了。我走上场，背对观众，这是我自己设计的出场方式。从背后看过去，我穿着礼服，戴着大礼帽，套着鞋套，手里还拿着手杖，体体面面，完全一副爱德华时代反面角色的打扮。结果一转身就让观众看见了我的红鼻子，他们哈哈一笑，开始对我有了好感。我故作姿态地耸耸肩，打个响指，在台上走了一圈，却被一个哑铃绊了一大跤。然后我的手杖无意中打在一个吊球上，吊球“叭”的一声打到我的脸。于是我踉跄了一下，这时手杖却又从侧面打到了我的头。于是观众们开始大笑不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