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清王朝废科举，这是中国新旧社会的分水岭。由于废科举，导致了传统社会的统治阶层——官僚和士绅的没落。这两大阶层由过去的统治者演变成为现代化进程中首先日益边缘化的两个阶层，一部分留在农村的士绅失去了往日的光泽，沉沦为劣绅，在近代中国的革命中首当其冲；一部分士绅则流向了城市，从事新式职业，成为市民社会中的一员。中国真正开始实行西方式的教育制度是在1907年。从1912—1917年，大约有550万名在校或已经毕业的学生，到五四运动的前夕，受过新式教育的人才已经大约有1000万之众。由此中国又形成了新兴的知识分子阶层。虽然这一部分人只占全国总人数的3％，但他们对社会的影响力是不可低估的，他们是中国现代化的鼓吹者、倡导者，成为凝聚人心，整合社会的重要力量。但由于这一部分人没有共同的职业基础和经济基础，他们往往依附于各种不同的集团和组织，加上信仰的不同，在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发展方向上很难形成共同点，这又削弱了他们的社会力量。新兴知识阶层同工商阶层，还有教师、作家、新闻记者、出版业者、律师、医生等一批自由职业者共同组成了一个市民社会。
中国的工人阶级产生于19世纪中叶。他们来源于农民，首先产生于外资企业中，随后在官办企业和民族资本家所兴办的工商业中扩大了他们的队伍，据估计，1918年中国的工人总数为17，493，39人。有的学者估计，从1920年至1927年，在城市工厂、矿山和铁路工作的中国工人（不含海员和人力车夫）总数为200万人，家庭手工业者的总数也有200万人。中国工人阶级在19世纪后半期，往往从事经济斗争，但到20世纪初，开始涉足政治斗争。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参加了反对北京政府的斗争。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工人阶级在中共的领导下，从事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国无产阶级的人数不多，但却是近代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
中国的农民和工人一样，是处在社会的最底层。近代中国的农民一直占中国人口的80％以上，由于长期以来历届政府忽视“三农”问题，中国的农民是一个始终处于社会边缘的弱势群体。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有半数以上的农民没有土地，生活极端贫困。据1922年22个省有报告的县统计，离乡背井的农民占总数的4．8％～12．2％。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始后，在南方数省，传统的农民组织起来，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农民协会，开展了反封建的斗争。中国共产党从中认识到：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国共合作破裂后，共产党依靠农民，把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作为实现中国政治民主化、经济现代化的突破口，走上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中国共产党依靠农民成功地实现了社会的重新整合。因此，在近代中国，工农这两个阶层在推翻旧秩序、建立新秩序、实现政权转移和制度创新上，起到了最主要的作用。
（三）近代中国现代化的制约因素
中国现代化走的是一条后发外生型的道路，直到20世纪初中国才开始自觉地探索现代化的道路。但由于历经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社会，加上外敌的不断入侵，因此中国现代化的道路艰难曲折，其工业化进程和社会演进的速度是比较慢的（尤其是在民国之前），若按西方学者有关现代化的标准来衡量，其深度和广度都不够，且发展也不平衡。究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严重地破坏了中国领土主权与完整，破坏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导致了近代中国四分五裂，战乱不休，社会整合一直无法实现，使得中国社会内部各种现代化因素难以均衡协调地发展。这样一来，维护民族独立成为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主题。其次，全能主义政治是阻碍中国现代化向广度和深度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全能主义政治是指一种政治系统的权力可以不受限制地侵入和控制社会每一个层面和每一个阶层的政治制度。民国时期，军人掌权，这些人所推行的政治虽不是清王朝的封建专制制度，但不管谁上台，对社会的控制都是相当严密的。为了独占社会资源，他们往往排斥社会其他阶层参与现代化的决策，完全依靠政府的力量来推动国家现代化。这种政治效率低下，腐败丛生，矛盾尖锐。现代政治权力的集中化、分层化和制度化不可能真正实现。再次，近代中国现代化的最大障碍是思想危机。思想文化层次的现代化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现代化最主要的标志，也是现代化进程中最困难的一个层面。凡是走后发外生型现代化道路的国家，都会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中国也不例外。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西方文化同中国传统文化发生了激烈的碰撞。在这个过程中，尽管出现过多次激烈的反传统行为，但中国文化并没有实现从传统向现代的转换，思想文化中的信仰系统、价值系统和社会习俗等因子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而反现代化的思想文化系统一直阻碍着中国现代化的行进。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有的学者也作了分析，认为有四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民族的崇古心理；二是知识分子不健全的心态；三是中国统治者和知识分子对现代化普遍认知的不足；四是旧势力的反抗。由于近代中国始终没有建立起一种科学的、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凝聚力的这样一种拥护现代化道路的信仰系统、价值体系，因而中国的现代化总是在蹒跚中艰难行进。
三、近代湖南现代化的研究现状
湖南现代化的研究，从国内而言，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间出版和发表了不少的著作和论文，且具有相当高的学术水准，这些学者大多集中于省内。学者们认为，近代湖南现代化从启动到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这时期湖南出现了影响颇大的维新运动，加上岳州、长沙先后开埠的影响，湖南面貌焕然一新，湖南现代化开始启动。学术界对这一时期湖南现代化的研究成果丰盛，出版的著作和发表的论文颇多。主要有：丁平一的《湖湘文化传统与湖南维新运动》（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该书将湖南维新运动与湖湘文化传统联系起来研究，并主要从“文化教育的近代化”，“近代工业的发端”、“现代政治机构的发轫”等几个方面来论述湖南维新运动之后湖南近代化的启动。尹飞舟的博士论文《湖南维新运动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对湖湘文化背景及其特点进行分析，详细地论述了湖南维新运动的发端、兴盛、停滞与失败的全过程，并论述了湖南维新运动对湖南社会的深刻影响。李玉撰写的《长沙的近代化启动》（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是一部城市现代化史的研究专著。本书提出了中国城市近代化的“精神助力”一说，为中国近代城市发展研究提出了新的视角，论述了湖南维新运动，清末新政时期长沙的经济发展情况。周石山的《岳州长沙自主开埠与湖南近代经济》（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书中对岳州、长沙自主开埠的历史条件、过程及其对湖南近代经济发展的影响作了论述。王继平教授在继《湘军集团与晚清湖南》一书之后，又出版了《晚清湖南史》（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该书以晚清湖南社会的近代转型为基本线索，从晚清湖南的经济发展、政治变革、社会形态、学术文化等方面全面地反映晚清湖南社会历史的转型全貌，揭示晚清湖南社会在全国的重要位置，如此等等。第二阶段是从“一战”爆发后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是湖南近代化的初步发展的时期。目前学术界对这一阶段湖南现代化的研究则相对薄弱。第三阶段是抗战时期，湖南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学术界的目光主要集中于湖南战场的抗战方面。如肖栋梁的《湖南抗战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罗玉明的《抗日战争时期的湖南战场》（学林出版社，2002年）等，这些著作的重点是论述湖南战场的抗战，兼论这一时期湖南的政治、经济等，而对于这一时期湖南的经济和社会的演进做专门研究的尚少见。
当然在研究近代湖南社会转型当中，出现了一些颇有影响的反映湖南在整个近代演变过程的专著。如林增平、范忠程主编的《湖南近现代史》（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这是湖南第一部近代史专著。刘泱泱和宋斐夫分别主编的《湖南通史·近代卷》和《湖南通史·现代卷》，较全面地反映了湖南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历史轨迹。而刘泱泱著的《近代湖南社会的变迁》（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是一本专门论述近代湖南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的专著，这是一部开拓性的著作。另外在湖南现代化的研究当中，关于湖湘人才的研究相当多，还有一些反映近代湖南变迁的某一方面的专著。如李会刚著的《湖南工业经济发展历史及展望》（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徐孙铭、王传宗主编的《湖南佛教史》（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游俊、李汉林著的《湖南民族史》（民族出版社，2001年），彭先国撰写的《湖南近代秘密社会研究》（岳麓书社，2001年）、《民国湖南土匪史探》（岳麓书社，2002年）等等。这些专著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近代湖南社会演变的轨迹。
如前所述，海外及港台学者关于中国现代化的研究起步比中国大陆早，由于近代中国各地的发展途径、特点和发展程度都不同，因此比较注重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台湾学者张朋园著的《湖南现代化的早期进展》（1860—1916）（岳麓书社，2002年）一书，是学术界第一部专门研究湖南早期现代化的专著。作者对湖南省在1860—1916年这段时期内的现代化进程进行了细致的全面的研究，反映了这一时期湖南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发展脉络，是一部高水平的学术著作。
四、本书选题的意义及主要内容介绍
如前所述，湖南抗战史的研究正是目前我省乃至全国史学界研究的热门话题，但从经济发展和社会演进的角度来研究湖南抗战史的尚不多，这是本人写作该书的一个原因。在抗战中，湖南民众为抗击日本法西斯作出了重大贡献。为了纪念当年英勇无畏的湖南人民和曾经在湖南这块热土上为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而流血流汗甚至英勇牺牲的英烈们，作者愿尽微薄之力。同时，湖南的今天是从湖南的昨天演变过来的，战时湖南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演进是在全国政治经济重心西移的历史背景下出现的。今天在中国推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开发大西部的战略影响下，本选题对于湖南能否抓住机遇，实现湖南经济和社会的迅速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和现实意义。
需要指出的是，抗战时期，由于日本的野蛮入侵，中国现代化的进程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从总体上讲，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是倒退了，不少地方是严重倒退了。但由于国民政府选定了以四川为中心的大西南作为持久抗战的后方基地，并制定措施加紧开发大西南和大西北地区，促进了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演进。因此，抗战时期，中国西南和西北部分地区的现代化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着，战时湖南的现代化就是属于这种情况。然而，到了抗战后期，即日本发动“一号作战”之后，湖南现代化的成果被日本侵略者摧毁殆尽，湖南人民也遭到了亘古未有的大灾难。
众所周知，中国现代化主要是靠政府的力量来推动的。因此本书写作的基本思路是“政治中心的转移——推动经济重心的转移——制度改革——社会变迁”。重点是要揭示政治中心的转移推动了一个地区的制度变革和区域经济的发展以及经济发展与社会演进的关系，即经济上新因素的发展，导致制度上的变革，引起社会结构、家族制度、群体权利、人们行为和习俗的变迁。本书所采用的方法是法国年鉴学派倡导的“整体史学”的方法，对战时湖南进行全方位的探讨，揭示抗战时期湖南现代化的迅速发展和衰败的全过程。全书共分七章，主要内容是：第一章绪论部分概述现代化的有关理论、研究现状，从宏观上概述近代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水平及本书写作的要点等。第二章是介绍战前湖南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概况，也是抗战时期湖南现代化的背景分析。第三章是分析战时湖南政治的演变。主要是介绍战时湖南地方政治机构的变革、双轨制在湖南地方的运作、湖南政治秩序的整顿和战时湖南民众的政治参与状况等。第四章主要论述战时湖南经济的现代化。包括财政金融制度的变革，工矿、交通、农业、商业的发展情况。第五章是论述战时湖南文化教育和医疗卫生方面的现代化进程。第六章主要讨论日军对湖南现代化的摧毁，导致湖南现代化的成果丧失殆尽。第七章主要介绍战时湖南社会的演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