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民国历届政府都制订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发展现代工商业。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时期，制定了保护和发展工商业的政策。主要有：（1）颁布保护私有财产法令。（2）鼓励工商业的发展，规范商业行为促进商业发展，培育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3）促进公司的发展，规范公司的行为。继1904年我国颁布第一部《公司律》之后，北京政府于1914年11月13日又颁布了《公司条例》，明确规定：公司共分为无限公司、两合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无限公司4种，并规定了公司的运作方式。这使得中国的公司制渐渐走上了制度化的轨道，中国企业的公司制也发展起来了。（4）颁布了《证券交易所法》，培育近代资本市场。这些法规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推进了市场经济的建设。其中保护私有财产制度，是西方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变的最根本的特征之一。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又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措施：（1）采用外交攻势，争取关税自主。在1928年6月以后，先后与美国、德国、挪威、荷兰等13国签订了条约，中国基本上实现了关税自主。这有利于中国的民族工业进入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经济的竞争。（2）税制改革——裁厘改统。这有利于商品的流通，也废除了外国工业品在华一直享有的“超国民”待遇，实现了中外企业的平等竞争。（3）工商业方面，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的基本政策是：在基础工业方面是努力发展国营工业，同时对民营工业进行扶植。规定水利、电气、钢铁等9项工业为基本工业，由国家主办，其余各业由私人兴办。国民政府还于1929年和1930年先后颁布了《特种工业奖励法》及《奖励特种工业的审查标准》，用来鼓励投资创办新式工业。在商业领域，国民政府在抗战前十年的基本方针是发展民营，促进流通。（4）颁布了一系列有关公司方面的法律法规，推动了市场经济的发展。1929年底，国民政府颁布了《公司法》，该法共6章，233条，是近代中国一部较为完备的公司法规，成为推动当时公司制企业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据统计，1921年我国注册的各类公司为296家。就制造业而言，据刘大军调查，在1933年的2435家工厂中，独资的为561家，占23．04％；合伙的994家，占40．82％；公司形式的682家，占28．01％。此外还有政府等经营的198家，占8．13％。这里采用公司制的企业虽然没有占绝大多数，但其资本额却占绝对的优势。在一些新兴的产业部门中，中国传统的经济组织无法涉足，因此往往直接引进了西方企业组织形式。如中国银行建立时，银行组织几乎是按照外资银行建立经营的。还有证券交易所、房地产等行业，这既是中国市场发育水平提高的一个重要标志，又有力地推动了股份制公司的发展。（5）实行币制改革。货币是金融的血液，自清末至民国初年，中国的货币制度相当紊乱，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世界经济危机中，中国实行的银本位制又遭到了沉重打击，这些都严重地影响了工商业的发展和国家财政金融的稳定。国民政府在1935年实施了法币政策，实现了近代以来中国货币的第一次统一，标志着近代中国纸币制度的建立。这无疑促进了民族工商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
第二，中国民族工商业得到了较快的发展。由于民国历届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去发展工商业，因此这一时期中国的民族工商业获得了较快的发展。有的学者认为，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只有三个阶段。即1887—1914年为第一个阶段，这是近代中国经济初步发展的时期。截至1913年，中国的工厂数为698家，资本总额为330，824，000元，工人人数为270，717人。第二阶段是1914—1936年，这是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时期。从企业的创立和投资来看，据农商部公司注册统计，迄1928年，共有公司716家，注册资本46，312．7万元，平均每家为64．7万元。1929年至1935年6月注册的工业公司为1966家，资本额56，039．4万元，平均每年为8621．4万元，每家28．5万元。以上统计包括中外合资企业和外资企业。这段时期，中国的工矿业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可谓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第三阶段是1937—1949年，这是近代中国经济的衰退时期。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和中国大规模的内战，中国经济受到严重的打击，呈现衰退的现象。但这一时期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超过了近代中国的任何一个时期。到1947年，国统区的工厂数为14，078家（不含外国在华工厂），其中符合工厂法规（即使用动力，雇工在30人以上）的工厂数为3314家。从1912—1949年，中国工矿业的年平均增长率为5．6％。其中增长率最快的两个时期是：1912—1920年为13．4％；1931—1936年为9．3％。从近代中国工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增长及比重变化来看，1914年近代工业只占到9％，采用手工业生产的占91％，到1936年近代工业占了28．93％，手工业生产下降到71．07％。同时在20世纪初，手工业当中也出现了现代化的趋势，传统的手工棉纺织业、缫丝业、丝织业、榨油等行业也采用了动力。
第三，农业现代化因素缓慢发展。近代中国的农业基本上是传统农业，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沿海沿江及交通比较方便的地区，农业现代化才缓慢发展。
其次是近代农业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出现。如经营地主、富农和农垦公司的产生。据估计，至抗战前夕，经营地主、富农和农垦公司所经营的土地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24％左右，其中雇工生产部分约占总耕地面积的10％。农业中资本主义经营部分的产值在农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是衡量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1933年，我国的农业总产值为352．3亿元（货币单位为1957年中国元，下同）。其中资本主义部分产值约占10％左右，为35．23亿元。从农产品商品化的程度看，在20世纪20年代，农产品的商品率约为50％～60％，吴承明先生估计，1936年全国主要农产品粮食的商品率约为30％左右。从中国工农业生产中资本主义的比重来看，1920年农业只占5％，1936年占10％。这说明在近代中国的农业中，封建经济占有绝对优势。其原因是近代中国农业生产力水平始终没有质的突破，土地占有不均，人口与耕地的矛盾突出，再加上天灾人祸的影响等，导致了中国农民长期处于贫困之中。正如黄宗智所说，“小农在支付了租、税和生产费用后，除了糊口，几无剩余，更无积累”，就是农业商品化的强化，也不会导致传统农业向“资本主义转化”，“而只是在勉强维持生存的边缘强化家庭化的生产和再生产”。农业的长期停滞和落后，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3．现代新兴阶层的崛起
现代化的过程也是一个社会动员的过程。所谓社会动员，就是指“人们所承担的绝大多数社会的、经济的、心理的旧义务受到侵蚀而崩溃的过程，由此人们可以获得新的社会化与行为的模式”。在这一过程中，传统的精英阶层逐渐淡出历史舞台，新兴阶层的崛起成为推动中国现代化的一股重要力量。
在传统社会中，官僚阶层、绅士阶层和农民阶层构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阶层。皇族和官僚阶层垄断了国家政权，并通过士绅阶层维系对农民的控制和统治。但是，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是不严密的，“农业化的特质，使农村显得安定而少变化，加上宗法制与儒家不鼓励突破所在造成的墨守成规，使基层的社会几乎停顿在与中央朝廷无关的半独立状态，中央政治的权力与地方基层社会永远有着一段距离……一般人民所看到的，永远是那些活动在地方的父母官及士绅的影子，这就是中国人传统中‘天高皇帝远’意识的来源，也就是张东荪所称的，中国自古以来的两橛政治基础”。这种政体在近代内忧外患的冲击下，容易形成地方割据势力，也为新兴阶层的崛起提供了一定的条件。因此在清末民初，形成了官僚、军阀、士绅、民族工商业者、无产阶级、新兴知识分子和农民等各种社会势力在中国政治舞台上角逐的局面。
清王朝的官僚阶层在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内外打击下而日益衰败。在这个过程中，地方军事集团形成，并成为一股左右清王朝政局的重要力量。当清王朝被辛亥革命推翻后，传统的官僚阶层和士绅阶层日益没落了。民国成立后，军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袁世凯、段祺瑞、张作霖、蒋介石等都是军人出身，各个省的督军或省主席大多数也是军人。这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动荡，需要军人来实现社会整合的结果。据统计，国民政府从1927—1949年对全国35个省共任命省政府主席253次，其中军人为190人次，占总数的75％。为什么民国以来一直是军人掌权，并如何看待它呢？“由于军官大都受过军事教育，组织严密，社会整合能力强，因而在社会失范的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往往扮演了重建政治秩序的强有力的角色。但同时不同利益的军事集团相互之间连绵不断的战争，又是社会秩序的最大的破坏者。军人在现代化过程中实际地位之重要，远远的超过了其他的阶层，但他们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之外却缺乏更深邃、更广阔的现代化目光，而且对独占权力资源过分迷恋，拒绝其他社会利益的参与，因而军人阶层在中国时常成为社会变迁的抗拒的力量。”
19世纪70年代以后，中国产生了民族资产阶级，并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逐渐成为一个新兴的社会阶层。他们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而组织起来，成立各种团体。如在民国初年出现了100多个经济团体，其中工业性的团体48个，约占总数的46％，商业性的团体41个，约占总数的39％。就参加的阶层而言，涉及工商界、知识界、军政界等，遍及全国的各大中城市。这些新兴的工商阶层是推动中国现代化的一支重要的力量。他们不仅要推动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在中国建立全国性的市场，而且在政治上的影响力和发言权也在不断增加。如他们参加了五四运动，为响应学生罢课而宣布罢市；在五卅运动中他们也开展了斗争。在20世纪20年代初，部分商人甚至提出了用“商人治国”来代替军阀官僚政治的口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