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政治革新
如前所述，清末民初以来，湖南政治现代化开始脱离传统政治体制的轨道，渐渐向现代化方向行进。但其行进步履之艰难，人们遭受的痛苦之沉重，出乎人们的想像。到北伐军进军湖南之后，湖南民众同全国人民一样，对国民党寄予厚望。人们都希望这个政权能够保持稳定，结束军阀混战和割据局面，推进国家的政治民主化和经济现代化建设。但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的混乱局势让人们渐渐失望了。就湖南而言，历届省政府的工作重点都放在军事上，一方面要参与国民党内各派系的争斗和混战；另一方面要“清乡剿共”。因此，抗战前十年，湖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的现代化虽有所发展，但离人民的希望仍有颇大差距。
七七事变发生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在亡国灭种的生死关头，民族主义成为国民党重新凝聚人心、整合社会的有力工具。湖南是国民政府持久抗战的后方基地，为了团结湖南各阶层人民抗日，湖南省政府在国民党中央的领导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整顿政治，使湖南成为全国持久抗战的兵源、物资和财力供应基地。
如前所述，战时主政湖南的先后有何键、张治中、薛岳、吴奇伟4人，其中何键和吴奇伟在任时间很短，而对战时湖南政治影响大的则是张治中和薛岳两人。张治中为整顿战时湖南的政治打下了基础，薛岳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进了湘政建设。张治中到湖南后就提出了“廉正勇勤”的省训。他解释说：“廉”是做人做事的基础，要求公务员廉正自律；“正”是要公正地对待一切人和事情，依法办事；“勇”是要忠于职守，为国家效命；“勤”是指不苟且偷安，以实现“廉”、“正”、“勇”。1938年1月，张治中颁布了《湖南省政府施政纲要》和《湖南组训民众改进政治加强抗日自卫力量方案》。前者从军政、民政、财政、经济、文化五个方面提出了施政方针，基本精神是“寓国防建设于地方政治建设”、“寓军事于政治”当中，以“建设新湖南”为目标，对“政治、经济、文化的一切组织、制度、人事诸端……要求一个彻底的改造”。后者则要求在湖南实施政治、文化和民众动员，进行社会改造。在这两个文件中，前者是目标，是纲领，后者则是实现目标的方法和行动。薛岳于1939年2月初就任省主席后，在其就职典礼上就提出了“安、便、足”的施政方针。“安”就是要“限期剿匪，除暴锄奸，使之安居；士农工商，各尽天职，使之安业”，“誓以铁血，保卫国土，使之安心”；“便”就是要“裁汰骈冗，政事简明，便于民；节省靡费，爱惜国力，便于国；军民团结，加强战力，便于抗战”；“足”就是“运储粮食，调剂供求，以足食；乐服兵役，共享权利，以足兵”。根据这一施政方针，省政府又制定了《湖南省战时施政纲要》，全文分为民政、财政、经济、文化、军事五部分86款，其核心是“生、养、教、卫、管、用”六字。在政治上强调整治贪污，整顿吏治，精简机构，肃清汉奸土匪，安定社会秩序等。从张、薛二人的省训和施政纲领来看，两者的目的和出发点包括施政的内容，是基本相同的。但薛岳是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主政湖南的，这时随着国民党政策的调整，薛岳也随之提出一些反共的主张，如加强对人民的思想控制，推行党化教育，制造反共摩擦等。
为了革新湖南政治，张治中和薛岳都围绕省训和施政纲领，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动了湖南政治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
一、惩清吏治。整训干部
封建官场的习气是机构臃肿，人浮于事，行政效率低下，因循守旧，不负责任，争权夺利，互相倾轧，贪污成风。张治中到湖南不久，就于1938年2月和5月先后考察了衡山、衡阳等湘中7县和沅陵、辰溪等湘西11县。在考察中，他发现湖南社会风气正在向着“腐败、淫靡、偷惰”的方向发展，尤其是县一级官吏，不勤于政治，贪污、争权夺利、赌博之风滥行。为此从张治中开始，湖南开始了政治整顿。
首先是惩治贪污、禁赌和防止公务员玩忽职守。张治中说：“我们公务员除了不贪污以外，举凡一切敷衍、因循、懒散、不守纪律、不负责任等种种恶习要一概摒除，代之以振作、认真、紧张、负责任、守纪律的良好风气，要培养一种正气出来。”针对湖南一些地方官员的贪污等违法犯罪行为，张治中和薛岳是严加惩处。如新化县税务局赋税主任车衡因侵吞应缴税款6100元，1938年3月18日被张治中处以死刑。3月26日，张治中又公布了《关于惩治文武公务人员贪污暂行条例》，规定贪污3000元以上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同年7月，华容县前财政局长张作典，横行乡里，欺凌人民，侵吞公款2万余元、稻谷105石，由省法院判处极刑。在惩治贪污的同时，张治中还对不负责任、玩忽职守的官吏加以惩办。如省公路局周风九在任期间，管理混乱，工作人员缺乏责任心，且推卸责任，导致交通事故不断发生。基于此，张治中将其撤职查办。在长沙等地，公务员打牌、打麻将赌博被视为正当的社交和娱乐，在一些县城，公务员公开在旅馆开房，玩妓女，打牌，一些公务人员还同一些三教九流的人混在一起。张治中于1938年1月颁布了严禁公务人员赌博令，并将活跃于长沙上层社会、外号叫“神仙”的黑恶势力头子周仲评处以死刑。经过整治，湖南各级政府的机关作风面貌和社会风气开始好转。薛岳接手后，进一步澄清吏治，向各级政府提出了八项要求：服从命令，尽忠职守，遵守纪律，严守秘密，不营私舞弊，不贪赃枉法，公正严明，亲爱忠诚，好学力行，知耻有勇。对于贪官污吏，严惩不贷。1940年3月，长沙县县长田蔚蒸、卸任的湘潭县县长王纶因贪污舞弊而被查办，并被第九战区军事法庭判处死刑。薛岳还以省政府名义发布布告说：此为惩治贪污之借鉴，为严明纪律树一法威。沅江县军事科长李若旭、书记韩士贻因勒索壮丁，也被判处死刑；1941年12月，长沙警备司令部又将垄断粮运的通达运输公司经理夏忠发、合记民船办事处经理王长生、华中公司经理胡涤生执行枪决。如此等等，至于因不负责任等原因而被免职的就更多了。
其次是整训干部。针对湖南地方一些官吏作风懒散和腐败行为，张治中决心整训干部，作为革新湖南政治的重要举措。张治中上任伊始，就于1938年4月创立了地方行政干部学校。目的是为了提高各级干部的能力和工作效率，提高公务员的政治素质。该校计划在半年内训练5万名知识分子，分期分批地接受民政、财政、建设、教育、文化等方面的训练，改造和充实县、乡镇、保各级机构。
1938年4月1日，湖南地方行政干部学校开学。致力于平民教育、改造乡村的晏阳初被聘为教育长，教材由平民教育社编写，第一期受训学员为2500人，第二期为1500人。学员均是大学生或县级行政人员，每期训练6周，学成后由省政府分派工作。湖南省75个县的县长及佐治人员大多由这两期学员接任。第三期受训人员为1500人，受训期延至8周，主要是派往人口在100万以上的大县（如衡阳县、邵阳县等）去工作。乡镇长的培训班由干校直接招考学员，受训三个月后，分别派往各县任用，打破了原来由县长委派乡镇长、省政府不过问的老规矩。从1938年9月开始，又分别在9个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所在地，分期召集所属保长训练。到年底，湖南各县的地方行政人员的培训和人员更换完成了。截至8月，全省75个县的县长，除武冈、宁远两县外，各县县长均换成了干校毕业的学员；湖南省3000多个乡镇，3．8万个保，有40％的乡镇长和保长改由青年知识分子充任。使得湖南农村基层政权的政治关系和组织结构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一大批接受过新式教育的年轻干部取代了原来农村的乡绅和具有浓厚旧官场习气的官员。同时在官吏选任时，张治中强调甄审办法。如选拔县长的程序为：第一步要经过资格审查，由民政厅长和另外两任省府委员会同办理；第二步要经过4位省府委员和民政厅长共5人的口头询问，调查其平时的操守能力，然后再提请省府会议决议，通过后交民政厅存记备用。
薛岳继任后，继续整训干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加大对干部的培训力度，训练干部的工作能力，为抗战服务。薛岳成立了湖南干部训练团，轮训各县县长、县佐治人员、乡镇长、保甲长。通过调训，选任县长28人，培训合格的乡镇长2266人，保甲长30，603人，乡镇副大队长1775人。薛岳在任省主席期间，在人才的任用上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排斥异己的现象，但基本上能做到任人唯能。如省农业试验所缺所长1名，其中有位资深的退役将军呼声最高，但却被薛岳否决，另选了1名曾任农学院的教授担任。薛岳在选拔人才上比较注重专业化和年轻化。就全省而言，据1942年10月统计，省政府及各直属机关（包括行政督察署）共有工作人员3162人。其学历构成为：国外留学的44人，大学毕业459人，专科毕业284人，中等学校毕业的1527人，军警学校毕业的328人，小学毕业的31人，各种短期训练班结业的489人，其年龄结构以26～30岁为最多，共756人，56岁以上最少，仅25人。从各县县长来看，1941年全省75个县长的学历和平均年龄见表3—2。
第二，加强对各级官员的考核力度。1938年6月15日，省府第20次常会通过《湖南省各县县长考试办法》，规定县长考试于每年12月举行，根据其工作、学识及操行来考核。薛岳任省主席期间，重视对地方官员的考核。1940年6月11日，通过《湖南省各县办事细则》、《湖南省各县乡镇自治实施方案》、《湖南省各县乡镇公所办事通则》等，要求各县及乡镇严格照此办理，作为考核各级官吏的主要的依据。薛岳对各级地方官员的考核是比较严格的，如1943年1～3月，在对全省县长的考核中，记大功的1名，记功者10名，嘉奖者16名，记大过者2名，记过者1名，申诫者8名，减薪者5名，其余的为合格。通过考核，促使县长及其他各级官吏忠于职守，不断提高工作水平和业绩。
第三，举行县长考试，选拔优秀人才。薛岳主湘后，国民政府于1940年10月19日任命薛岳兼任湖南省县长考试委员长。薛岳按照国民政府颁布的《县长考试法》，于同年举行了第一次县长考试。薛岳为考试委员长，两湖监察使苗培成为监试委员。考试科目有三民主义、国文（论文、公文）、宪法、民法及刑法、经济学及财政学、地方自治及地方行政、地方财政、本省实业、本省教育、口试等10项。其中口试分两个层次，头堂由考试委员会主试，考试者抽签后口头答述，答完后进入二堂，由薛岳亲自问话。第一次参加县长考试的为800多人，录取18人，约80人录取1人。此后，省政府根据需要，通过考试选拔县长成为一种制度。这种选官制度有利于选拔社会上的精英，对于提高整个政府的工作水平，澄清吏治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再次，精简机构，提高行政工作效率。工作效率的不断提高是现代政治区别于传统政治的一个重要标志。为了适应抗战形势下的工作需要，薛岳对省政府各机构进行裁并。将民训指导处、抗战统一委员会与军管区国民党军训处等机关合并，组建湖南省抗战动员委员会，由薛岳任主任委员。1943年1月，根据省政府第四次扩大行政会议关于裁并机关的决定，省政府只留民政、财政、教育、建设4厅，秘书、会计、警备3处。原有的卫生处、地政局并人民政厅，社会处裁撤，图书杂志审查处并人教育厅，粮政局并人田管处，保安处改为警察大队，隶属警务处，赈济委员会保留名义，不设职员。不久，为了增进政令传递效能，将全省电话、无线电业务合并，成立省电信局，隶建设厅。对各县县长的兼职由原来24种减为8种。这些措施，使湖南的政治面貌进一步得到改善。
二、安定湖南的社会秩序
抗战初期，伤兵滋事、役政混乱、匪患猖獗是困扰湖南社会的三大难题。因此，解决上述问题成了战时湖南政治的又一个重要方面。
抗战爆发后，来湘就医养伤的伤兵源源不断地到来。1938年3月，在湘就医的伤兵就达4万人以上。武汉会战开始后，前线负伤官兵来湘就医的约在10万人以上，长沙城内就有1万多名官兵。面对大量伤兵涌入，省政府一时束手无策，伤兵的吃、住和就医都很困难，长沙所有各商号、旅馆几乎完全被伤兵住满了。由于伤兵安置不好，伤兵们三五成群，横冲直撞，滋事案件日益频繁，以致官民都惧伤兵。如1937年10月，驻岳阳的伤兵千余人冲击县政府，捣毁门窗，殴打警察，县长周仲衡逃走，张治中主政湖南后，立即着手解决伤兵问题。1937年11月，张治中发表《告全省伤兵书》，与伤兵“约法三章”：守纪律，不扰民，安心调养。接着于12月中旬，成立伤兵管理处，规定：（一）由财政厅垫款购备卧具3万套；（二）区司令所在地域驻有兵力之大县分配伤兵，无驻兵之小县不分配伤兵；（三）组织伤兵荣誉维持会，查出假冒及不肖之徒。随后各地伤兵管理所、医院和休养院，都按要求安置伤兵，救治伤员，对不听劝阻、肆意滋事的伤兵予以军纪军法制裁。至1940年1月，全省设有伤兵收容所、兵站医院、陆军医院、后方医院、休养院等共110个，治疗的伤兵达12万人。这样，棘手的伤兵问题得到了初步解决。
与伤兵问题同样棘手的问题是役政问题。抗战爆发以后，所需兵源大增，但国民政府的征兵制度不完善，导致招兵混乱。除了正规的役政机关外，在湖南招兵的单位近90个，不少地方是抓丁拉夫，如同捆犯人一样押着走，弄得民不聊生。以致大量壮丁逃入城市，或躲到山林，或沦为土匪，这种政策可谓是“官逼民反”。张治中于1937年12月和1938年3月分别召开了兵役会议，决定：呈请中央将各部队在湖南的近90个招兵单位一律撤销，按中央所需湖南补充的兵源，由省役政机关统一征集，制定和颁布了《战时募兵编制办法》，通令全省执行，这样役政初步走上了正轨。战时湖南是一个重要的兵源省份，解决役政问题，对于将湖南建设成为大后方的兵源基地，夺取抗战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