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灵同志谈到此，加强了语气：毫无疑问，《不夜城》的主题是从正面为党的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唱赞歌的，谁能料想到，资本家们敲锣打鼓地献出生产资料不过半年多，就爆发了惊天动地的反右派斗争。这一政治上的骤变，立即牵连到《不夜城》，不但被禁演，而且遭到严厉的批评，其罪名是“美化资产阶级”、“抹杀阶级斗争”等等。这在我个人，当然是无法预测的一大闷棍！那时李维汉同志对此事又怎样呢？自然，在政治运动席卷全国的时候，他也不可能顾及此事。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心里一直惦记着这桩事。时至１９６２年７月，李维汉同志在中央统战部亲自主持召开了关于《不夜城》的座谈会，并审看了影片。当时担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许涤新、张执一和胡子婴、孙起孟、孙晓村、周而复等同志都出席了。座谈中与会者一致认为以前对《不夜城》的批判过重了，若做些修改，便可以公开放映。我得知后心情激动，因为几年来的精神压力卸掉了，感到轻松。会后，由于各种原因，《不夜城》还是没有重见天日。一直到“文革”结束后，这部多灾多难的影片才彻底解放出来。更出乎我意料的是，在十年浩劫后我与李维汉同志重聚见面并通了若干次信，我一字未提《不夜城》这桩已经了结的旧事，但他却几次对《不夜城》的遭遇深表负疚的心情。
说到此，柯灵同志心绪激动，讲不下去了。
柯灵说，陈叔通有句名言：像李部长这样还犯大错误，那我们这样的人就该枪毙了！
关于李维汉，柯灵同志还谈到，李维汉同志在１９６３年-１９６４年受到党内严厉批判，不仅撤掉了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的职务，而且免掉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职务。这场批判是在党内高层进行的，细情并未向外传达。柯灵说，这场批判在党内外引起极大的震动，特别是在党外人士中，因为李维汉主管统战工作多年，有理论，有政绩，威望高；而且李维汉在党内受到严厉批判的罪名是搞“投降主义”和“修正主义”的路线错误。顾名思义，这“投降主义”是向谁“投降”？党外民主人士对此疑虑重重，又不敢说出心里话。柯灵说，最典型的是工商界着名代表人物陈叔通的名言：“像李部长这样还犯大错误，那我们这样的人就该枪毙了！”这是身为全国工商联主席，又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阅尽政海波澜的老一代党外民主人士，在听到李维汉遭批判并被处分的消息后抑不住内心的激动心情，而冒出来的一句不满的话。陈叔老讲此话的范围很小，但很快不胫而走，在私下传播。后来（“文革”后——笔者注）人们才真正认识到，李维汉的“投降主义”和“修正主义”源于他揭示了我国阶级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应强调团结和民主，要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等等，而这些论断是与当时已经吹响号角的“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是背道而驰的。
因批李维汉而继任统战部部长的徐冰，在“文革”中却被当做李维汉同伙，同台批斗
关于李维汉同志在“文革”中的遭遇，柯灵同志说，“十年浩劫，信息全无”。自１９７８年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见面后，几次想问而又深感不应冒昧相询，直至李维汉病逝，这个话头没有提起，就好像“十年浩劫”中没有受尽折磨、坐穿牢底的事。对此，柯老询问我，“文革”十年我都在政协，亲眼见着什么没有？我答：在“文革”初期，中央统战部、政协系统的造反派，主要目标是打倒现任中央统战部部长徐冰，要砸烂徐冰为首的“修正主义司令部”，因为这时的李维汉已是“死老虎”，短期内未列为重点对象。但没有多久，由于“文革”的矛头触及建国后１７年以至解放前党的历史上的每次政治斗争，李维汉很快就成为重点人物，开始是“群众专政”，而后是送进监狱“隔离审查”，直至“文革”结束。我告诉柯灵，在李维汉同志关进监狱之前，曾经在中央统战部和全国政协的批斗大会见到过他。他每次都排列在主席台上，弯着腰、低着头被押出来，至少两个小时，又弯腰低头押进去，一句话也没有说过。中央统战部的部长、副部长常常一大串同时被批斗，李维汉在第一个，徐冰居二，按官职排列顺序往下，到了这时，旧中央统战部已不是“徐冰反革命修正主义司令部”，而改称“李维汉、徐冰反革命修正主义司令部”了。颇有讽刺意味的是，徐冰是以１９６４年的批判李维汉的“功绩”，高举了阶级斗争的大旗而继任中央统战部部长的，又有谁能料到，这无止境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又把他同李维汉打成了一伙呢？我说到此，柯老频频摇头苦笑。
柯灵：李维汉认为纪念堂里毛主席塑像设计得不好，架着腿坐着，高高在上……
柯灵同志说：“自１９７８年２月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与李维汉同志见面之后，每年到北京开政协大会，他都约我会见闲谈，毫无拘束地说天道地，直至他１９８４年病逝。”李维汉同志在晚年集中力量撰写（包括口述）回忆录，一部集成７０万字并于１９８６年出版的《回忆与研究》，有很重要的史料价值。
柯灵说：“李维汉同志最后几年身体不好，但头脑清晰，思想活跃。有一年开大会，他约我和周而复同志到他家吃便饭。闲谈中说及毛泽东纪念堂，李老的看法，现在已是既成事实，不好再作处理，但他认为，保存遗体，不符合毛泽东本人意愿。因为５０年代大家协商以身作则提倡火葬，毛主席是带头签了名，许多中央负责同志都签了名的。他还批评纪念堂里的毛主席塑像设计得不好，说：“架着腿坐着，高高在上，对瞻仰遗容的群众，特别是外宾，给人不礼貌的感觉。”这时坐在我一旁的周而复正跷着二郎腿，靠在沙发上，一听这话马上放下腿，改变坐姿。李老发觉了，笑道：“你不用放下腿，我指的是塑像，不是说平时的生活习惯。”我听至此，也禁不住笑出声来。交谈中，我特地问柯灵同志，李维汉在闲谈里有没有记起诸如梁漱溟、马寅初等人的事情，柯答没有。但李老在谈起毛主席发动“文革”的诸多原因时，曾讲到毛主席在实践上不能虚心听取不同意见，特别是逆耳之言，从５０年代初期就开始了。这话具体指什么，他没有讲，我也没有问。但１９５７年“反右派”前夕应是５０年代中期，而在５０年代初期，影响最大的“不同意见”应该是１９５３年梁漱溟先生关于农民问题对毛主席的“直谏”了。这里柯灵同志谈到的李维汉同志所说的毛主席在５０年代初期就听不进“逆耳之言”，是否指的就是１９５３年梁漱溟的言论？这是我的推测。
“文革”博物馆搞不起来，但人们血的记忆却不会忘却。”
１９８７年七八月间的全国政协京外常委考察甘肃的活动结束之后，柯灵同志就直接回上海了。次年５月，拙作《梁漱溟问答录》正式出版，我立即邮寄两本给柯灵同志，请他指教。出乎我的意外，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就复信，对我的书颇加赞扬。他告诉我，他已委托上海作家徐开垒同志（《巴金传》作者）为《梁漱溟问答录》写书评（后来发表在《新民晚报》副刊上）。
受到柯灵同志这样的长者的鼓励，对我是很大的鞭策。在此之后至１９９３年之前，我同柯灵同志还见过数次面，多是在政协全会或常委会议期间。现在回想，有两次谈话值得记述。一次话题仍是与“文革”有关，谈话中涉及巴金同志倡导的筹建一个“文革”博物馆，以便让后人铭记“文革”十年血与泪的历史教训，永不再犯那害人害己、误国殃民的错误。柯灵同志说：“文革”博物馆一时搞不起来，但人们血的记忆却不会忘却，这件事一定会做成的，只是现在仍有障碍。从长远的眼光看，不正视历史上的已铸成事实的严重错误，总不是办法。勇敢而彻底地承认错误及其成因之日，也正是人民自觉而彻底的谅解当局者责任之时。历史是无情的，这可不是一句空话，全人类的几千年文明史都在不断证实着这一点。对“文革”这段历史的反思，巴金是每个有良知的中国人的榜样。中国的历史必将为此作最圆满的结论。”
“在中国搞新闻，不是主编、编辑、记者没本事，而是“婆婆”太多。”
另一个话题涉及我国的新闻工作，因为自８０年代初至９０年代中期，我一直在从事报纸工作，而柯灵同志又是老报人，因此谈话不可能不谈及办报纸的酸甜苦辣。柯灵同志曾对我说：“搞新闻工作在中国从来都是一件不容易做好的事业，这常常不是主编和编辑、记者没有本事，而是“婆婆”太多，自上而下的干预太多，是人为的各种条条框框束缚了大家的手脚，但仍应该看到中国新闻工作的进步，中国的经济在开放，中国的政治在发展变化，中国的新闻事业也必定有美好的未来。同中国各项重要事业一样，新闻工作的最根本的出路在于法制化。什么时候中国的新闻工作真正做到对法律负责，而不是某个组织、某个领导人负责，那么主编和编辑、记者们就真正到了英雄有用武之地了。我这种年龄，恐怕看不到这种理想的局面了，但你们这一代人有希望看到，因此仍然要充满信心，努力工作。就是犯了错误，碰点壁，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现在是新中国、新时期，总不会像我们这一代人在旧中国办报，动不动就有坐牢的危险，现在出了点问题，大不了撤掉你的职务，换个岗位，工作总有的，总不会失业。民以食为天，有了这个大保障，想做点事，就不要前怕狼后怕虎了。当然，我的话仅供参考，完全不必照此办理。”
我不敢说这就是作为老报人的柯灵同志的经验之谈，但这些话对于后来者确有“仅供参考”的借鉴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