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灵（１９０９-２０００），浙江绍兴人，中国电影理论家、剧作家、评论家、散文家。１９４８年担任香港《文汇报》副社长兼副总编辑。１９４９年回到上海，历任上海《文汇报》副社长兼副总编、上海作协书记处书记、上海影协常务副主席，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副主席、名誉副主席，第二、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等职。
个头不高却精神飒爽，言语轻声却词锋凌利，这就是柯灵
我在人民政协这条战线工作４０年，结交了一批老一辈的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其中有若干人以其高尚的情操和超前的言行，深受我的敬重和爱戴。
柯灵同志就是我所敬重的一位。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我在复旦大学读书的时候，就熟知柯灵同志的大名，自然也拜读过他的作品。更巧的是，我赶上了他担任编剧的电影《不夜城》在复旦大学校园的现场拍摄，导演汤晓丹在现场围观的大学生中挑选了许多作为主场背景的群众演员，我是其中之一。我中小学都在浙江省的江山小城度过，那时我到上海不足两年（报名时间记得是１９５７年春天），是平生第一次看拍电影，还做了群众演员，真是兴奋不已。《不夜城》在复旦大学拍完外景之后，我们一直眼巴巴地等着观看这部电影，但迟迟没有消息。由于汤导演当时对我们这些群众演员说过一句话，等《不夜城》拍完试演时，就请我们看电影，先睹为快，我们居然给他写过信，问何以《不夜城》迟迟没有公演？汤导演自然没有复信。又过了一阵子，我们才听到电影《不夜城》有问题，美化了民族资产阶级，因此不能公演的消息。我们不但泄气，而且还议论一番，担心编剧的柯灵和导演的汤晓丹会不会挨批评甚至被批判。
几年后，证实了我们的担心，已拍成的电影《不夜城》长时期被打入“毒草”的行列。
我真正认识柯灵同志，是在我６０年代初到全国政协机关工作之后。柯灵同志从１９５４年起，历任全国政协第二至五届委员，第六届、第七届常务委员；直至１９９３年，更换第八届委员时，才因他本人主动要求而不再继续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其间长达３９年，可谓资深的老委员了。但在“文革”之前，我仅仅在政协全会期间，到驻地拜访过他一次。他给我的印象是人如其文，个头不高却精神飒爽，言语轻声却词锋凌利，谈笑间无不表露着风趣和智慧。
记得我又提起若干年前在复旦校园拍《不夜城》的一幕，他淡然一笑，把话头岔开，反问我到北京同复旦中文系求学时的老师尚有联系否？我提起我的老师郭绍虞、朱东润、刘大杰、赵景深等人的名字，他欣欣然说都是他的熟人和朋友，并说名师出高徒，复旦中文系的学生基础是好的，等等。“文革”
后虽然全国政协年年开会，但由于柯灵同志长居上海，我同他见面机会仍然很少，更难得有开怀长谈讨教的时间。
听到“文革”中红卫兵烧梁漱溟的书，柯灵禁不住苦笑：这真是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
到了８０年代中期之后，机会终于来了。事情可从柯灵同志的一篇日记谈起。此日记发表在上海《新民晚报》１９８７年９月７日副刊《夜光杯》上。摘录如下：
七月三十日，星期四，晴
晚凉如秋，晨七时起，犹是曙色朦胧。七时半进餐，餐后至园中散步，园地极广，有亭台池阁，花木扶疏之胜，园中多果树，枝头嘉果累累。
在信步闲谈中，来自天津的吴廷趚教授谈到朋友旧事，贺绿汀、卞之琳、陈荒煤、叶以群诸人的“文革”际遇，不胜感慨。负责考察团组织工作兼随行记者汪东林（全国政协《人民政协报》新闻部主任），谈了不少有关梁漱溟的性格与事迹，梁与毛泽东的交往与冲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载《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一文，词锋严厉，直斥之为“野心家”、“伪君子”，乃至用笔杀人的“杀人犯”，颇与读者心目中的梁氏形象不侔，其中波涛起伏，曲折很多，反映了新中国初期政坛风云的峻急，部分知识分子传统观念与现实生活的眞格，其人其事，也足资谈助，藉为史镜。汪东林为梁氏立传，成《梁漱溟问答录》一书，今年可以出版。可惜有些珍闻内幕，还不到完全公开的时机。
今日无活动，等待各省考察团成员来兰州集合，午饭后读有关甘肃文字材料。晚餐后偕郭秀珍、孙廷芳、汪东林外出闲步。宾馆所处境地幽静，马路和人行道都宽阔，道旁遍植槐树，绿阴如盖，正当花期，白花细碎，繁密如云，远山峦影，扑人眉宇，颇具凉州古意。欲赴河滨，一睹黄河风采，而足力不胜，只得作罢。
１９８７年７月２９日至８月１６日，全国政协组织京外常委赴甘肃省考察。
柯灵同志７月３０日的日记所载，正是考察团的成员从各地向兰州集中的时候，正式的考察活动从８月１日才开始，重点不在兰州，而在临夏、甘南等少数民族地区和敦煌莫高窟。由于这次考察活动历时半个月有余，我和柯灵同志朝夕相处，有了较多的接触，期间曾有几次长谈。长谈的内容较重要的有三：一是关于梁漱溟，二是关于柯灵的名着之一《不夜城》，三是关于李维汉。
关于梁漱溟，前边引用的柯灵同志日记已有记述。应当说是“文革”劫难给人印象太深的缘故，尽管其时距“文革”结束已经１１年，但老人们一见面，特别是闲谈中忆旧，仍常常把话头引向朋友或自己在“文革”中的遭遇。
如柯灵日记所述，在老人们谈了贺绿汀等人的“文革”遭遇之后，我才插话提到梁漱溟，我只谈了一个细节，说１９６６年８月下旬北京中学红卫兵刮起破“四旧”之风时，一个中学的红卫兵也开进了梁漱溟祖居北京积水潭小铜井一号的独院。梁漱溟眼巴巴地看着他的一大批心爱的图书顷刻间化为灰烬，自然包括不少善本、珍本、孤本，还有一些祖传的字画、书札、纪念品之类。
在燃烧时，梁先生站在一旁请罪，红卫兵们不断呼口号。梁先生心中如焚，但面对这一群天真烂漫得“有理说不清”的红卫兵们，只好一言不发。至中间搬出厚厚的《辞海》，要往火堆里扔，梁漱溟忍不住了，抬头说：“小同学们（当时时行的称呼应是“红卫兵小将们”，但是梁老先生守旧，仍以学生相称——笔者注），这本书可不是四旧，《辞海》是工具书，谁都用得着的，而且是我的一位学生借给我的，你们能不能手下留情，让我能物归原主。”梁话声刚落，一位红卫兵走过来大声叱喝：“你说什么！我们红卫兵有《新华字典》就行了，用不着什么《辞海》！你给我靠边老老实实地站着认罪！”
我说到此，柯灵同志禁不住苦笑，连连说：“这真是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文化大革命”专革“文化的命”，这是最生动的写照了。”接着，我谈了我所了解的１９５３年９月梁漱溟与毛泽东一场论争的简要过程和争论内容。柯灵听罢说：“过去耳闻这桩事，细情并不了解。“文革”结束之初，华国锋当主席时出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收有《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
一文，本意是批判，实际反而使读者发生了疑问，因为文中把梁漱溟说得太坏，好像一无是处，梁漱溟一生没有做过一件好事，且措辞尖刻至极，凡有点头脑的读者都难以接受。１９５３年这件事，你掌握材料如此准确而充分，对澄清真相，恢复事情的本来面目是有好处的。祝你的着作（指拙作《梁漱溟问答录》，１９８８年出版——笔者注）早日问世！”
《不夜城》本是“遵命文学”，却遭到批判
关于电影《不夜城》，也是我再一次主动提出的。除了复述我学生时代在复旦校园拍外景参加做群众演员的事，还特别补充记忆中《不夜城》主角的戏段在现场的拍摄，指出影片中的一位工会女干部，到大学里对一位资本家的女儿做思想工作，在导演汤晓丹的严格指导下排了一遍又一遍。当时我们就知道这是柯灵写的电影剧本《不夜城》，是描写一个工商资本家怎样迎接社会主义高潮的到来、过社会主义这一关的。但影片后来无声无息，而后又有各种传说，总之是流产了。我们这些参与其中几个镜头拍摄的大学生，当时是多么难过，多么失望！不知那次在复旦拍摄的事，柯老知道否？柯灵同志对我这段青年时代颇有几分天真的回忆不但未置微词，而且还以鼓励的口吻说：“一个人的一生，常常对青少年时代的一些事难以忘怀，哪怕是一桩不大的事。你今年也是五十岁以上的人了，说话仍具有年轻人的热情和天真！我很欣赏这一点，童心不泯，最好是七老八十，终其一生，都不要让它飞逝。
说到《不夜城》这部电影，可就话长了。要我讲，只能长话短说了。”
柯灵同志说：撰写电影剧本《不夜城》虽然是自己愿意并费了力气投入创作而写成的，但它的起因却仍是“遵命文学”。１９５６年，我国出现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当时的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他们的企业，是资本主义留给我们的“两项财富”，如果通过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道路，实行赎买政策，对企业和人进行“双重改造”，就可以顺利地完成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李维汉提出的这个方针和办法，得到中共中央的批准。１９５６年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验证了李维汉这一主张的正确性和预见性。由于自建国以来，我同李维汉同志有了较多的接触，相互增进了了解。承蒙他看得起我，对他通过文化部下达建议我创作反映工商业改造的电影剧本《不夜城》，便很快得到批准并投入拍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