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玉佛寺说起来可不简单，光是寺内的两尊白玉佛像就价值连城。据说那两尊佛像是清朝光绪八年，普陀山的一位高僧法号慧根在去引渡朝礼佛迹的路上，于缅甸境内采购到美玉数块，请人造了五尊佛像，之后，将三尊小佛像运到了普陀山，剩下的两尊大佛像则留在了上海。一年后，慧根募到钱款在江湾车站的旁边造了一座四进72间的寺院，命名为玉佛寺。后来，玉佛寺被移至公园内，并且多次扩大寺院规模，重新修建。黄金荣办寿宴时的玉佛寺是1928年重建后的寺院。这时的这座寺院，寺内主体建筑分三大进。前进的“天王殿”，供弥勒佛、韦陀菩萨和四大天王；中进的“大雄宝殿”，供三尊大佛及二十诸天、海岛观音像，大殿内雕梁画栋，匾额顶挂，显得十分富丽堂皇而又肃穆庄严；后进的“玉佛楼”，供奉着慧根从缅甸请来的玉佛坐佛一尊。玉佛两旁是大藏经阁，又名为“藏经楼”。此外，寺内还有“卧佛堂”“弥勒堂”“观音堂”“功德室”“法物流退部”“素斋部”等。在“古代造像陈列室”里，收藏这北魏、唐朝、宋朝的石刻佛和菩萨像。
与佛内的玉雕、木刻、铜铸、石刻等佛像，都融入了印度、缅甸等佛教艺术的精华，继承了隋朝以来我国佛教艺术的传统。寺内殿宇也采取了镇江金山寺规模，仿照宋代殿堂建筑，十分壮观。一向被一层庄严色彩笼罩的玉佛寺在黄金荣生日的这一天，完全融入了俗人的世界。
这天一大早，玉佛寺就被热闹的奏乐声给吵醒了。寺内的和尚都披着崭新的袈裟，手持法器，在佛像前为黄金荣念长生经。8点钟刚刚敲过，和尚们就都被请到寺后的僧案星吃斋面，谁也不许往前边走动了。大约8点半时，蒋介石的大儿子蒋经国代表父亲前来拜寿。9时许，上海市长吴国祯带着市政府的社会局局长吴开先及各局局长前来祝寿。他们分别向黄金荣磕头行礼之后，便由杜月笙、杨虎两人招待入席，吃素餐。之后，行政院长孔祥熙也来拜寿，行过礼后，也被杜月笙招待到素餐席上。
虽然说是简朴的素席，但是菜肴的讲究丝毫不亚于荤餐大宴。菜共有十四道，按次序上的是：一品香、二度梅、三鲜桔、四季青、五灯会、六子连、七层楼、八面塔、九如意、十样景、百宝箱、千只鹤、万朵红和东海佛水。这场一场素席下来，所需的花费高的令人咂舌。
等宾客们相继离席后，玉佛寺的寿宴才算结束，那时，天色已晚，黄金荣及操办宴席的一些门生就留在玉佛寺过夜了。晚上约11点时，李济深也来了，程锡文请他简单地吃了些寿面，就请他到内室去给黄金荣拜寿。黄金荣这时早就被白天那些杂事给闹得毫无精神了，看到李济深来了，就勉强从梦中醒来，半睡半醒地听着李济深说广西话。表面上看，黄金荣瞪着眼睛在听，实际上他根本就听不懂广西话，有听没有懂，后来还是杨虎附在黄金荣的耳边把李济深的话翻译给他听。原来李济深这次不仅是来拜寿的，也是前来告别的，他要前往香港了。其时，蒋介石解散民盟，镇压民主力量，违背了孙中山先生的意愿，李济深对此十分不满，而且李济深还跟黄金荣说，现在蒋介石把杨虎当成了眼中钉。这会，黄金荣才完全清醒过来：阿伟怎么能这么不讲道义呢？杨虎是我的拜把子兄弟，他不看僧面也该看佛面，不要为难杨虎才是，他这样不就是不把自己这个师父放在眼里吗？心中顿时就对蒋介石有了意见。之后，黄金荣又邀请李济深合了一张影，才让杨虎把李济深送出去。
黄金荣做寿的第三天，1947年农历十一月初四下午，黄金荣在钧培里接到蒋介石秘书陈布雷从南京打来的电话，说蒋介石第二天到上海来，准备到黄家花园来拜寿。黄金荣一听，心理高兴，一时间也忘记了要假意推辞一下，直接就答声“好”，就挂了电话，慌忙去吩咐儿媳妇李志清带领几十个仆佣，将黄家花园打扫得干干净净，把蒋介石亲笔题赠的“文行忠信”横匾高悬在“四教厅”正中，他还特地在上海著名的宁帮菜馆涌江状元楼定了两桌酒菜，准备好好款待一下自己的得意门生。
忙了一整天，到了晚上，黄金荣躺在床上却怎么也睡不着了。他想，蒋介石是当今“皇上”，亲自来给自己拜寿，自然是皇恩浩荡，荣宗耀祖，威风八面，谁可抵及。上海滩上，看来我黄金荣还虎威未倒，杜月笙想要超过自己，也不太容易。
第二天一大早，地处上海西南郊漕河泾的黄家花园附近戒备森严，岗哨密布。黄金荣通过其徒弟调动槽河径地方自卫团500余人，荷枪实弹在漕河泾的前前后后沿路站岗；花园内则有数十名黄的心腹徒弟充当警卫。下午1点，黄金荣便穿戴了起来，在袍子外特地罩了件前后有八个“寿”字的黑缎马褂。他率领杨虎、杭石君、鲁锦臣、程锡文和龚天健在花园门口恭候着。直到下午5点多钟，三辆黑色轿车才开到黄家花园门口停下，前后两辆车跳下六个保镖大汉，后面跟着一辆卡车，装着的全都是蒋的卫队。一个保镖忙打开第二辆轿车车门，黄金荣领着一帮人一起过去，弯腰拱手作揖。车里钻出蒋介石来。蒋介石身穿蓝袍黑褂，头戴深灰色的铜盆帽，一下汽车便向黄金荣等人拱手还礼，笑容可掬。
黄金荣是个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人，一见蒋介石的这身打扮，又是一脸和气，便知道，蒋介石此来是真心拜寿的。黄金荣等一干人，拥着蒋介石来到四教厅。一进大厅，蒋介石就对黄金荣说：“初一那天，没到玉佛寺拜寿，因为那里人多不便，又因公事繁忙，请原谅。”说完，便亲手去搬一张红木椅子，他的卫队长见了赶紧接住。蒋介石吩咐卫队长把那张椅子放在八仙桌前。然后再轻身走到黄金荣身边，扶他到这把椅子上坐下。
黄金荣推辞不过，只好坐下，蒋介石又亲手从另一张椅子上取下一只金丝寿字软垫放在地上欲行大礼。黄金荣慌忙摇手说：“不敢当，不敢当！还是行个鞠躬礼吧！”但话音未落，蒋介石已经跪下向黄金荣磕了一个头，黄金荣急忙站起来拉起蒋介石。宾主坐定，蒋介石拱手说：“今天特来拜寿，表表我的心意，因为前线情况紧急，我马上要走，请保重身体，祝多福多寿。”“总统日理万机，为我们日夜操劳，还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来看我，我真正感激不尽。我已特备两桌酒宴，吃过酒宴后再走吧！”黄金荣一边说着话，一边挤压着自己的眼眶，好像不这么做的话，眼泪就流出来了一样。“不了，下次有时间的话，再说吧！我要告辞了，你多保重！”蒋介石一拱手，就向门口走去。黄金荣急忙率手下人跟着送出去。
黄金荣一路把蒋介石送到车上，才又回到四教厅。看到事先准备的酒宴连动也没动，就交代跟在自己身后的手下说道：“大家坐下来一起吃吧！“说完自己率先就坐下了。各个心腹见黄金荣表情凝重，也不敢大声说话，安静地坐了下来，默默地吃着为蒋介石准备的酒菜。过了好大一会儿，黄金荣才开口说道：“蒋总统真是个礼重义厚的大人物，我能受到他这样的尊敬，真是一生荣幸呀！”“蒋总统认识您，也是一种荣幸呀！”一个亲信回道。黄金荣想了想：也是，想当年，还是我帮他解决了欠款的事情，又送他钱助他投靠孙中山的。这么一想，黄金荣又觉得蒋介石来给自己拜寿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了，因为自己值得他这么做。
黄金荣的80大寿着实让他风光了一阵，但实力衰退的事实还是不能改变，这次的气派成为了黄金荣今生最后的辉煌。
★全力协办最大绑架案只为自辩清白
民国时候的上海经常发生绑架案，而黄金荣又是公认的绑架专家。虽然在很多绑架案中，最后都没有涉及到黄金荣，但上海各界人士都心照不宣，知道是黄金荣在背后做的手脚。即使在绑架中查到了黄金荣，人们也不敢动他，因为毕竟他手下的门生数以千计，不是一个小角色。当时的社会就是欺软怕硬，在众多的绑架案中，只要抓到一些执行绑架的小角色，就可结案。
但随着黄金荣势力的衰退，发生重大绑架案时，人们也敢将怀疑的目光大胆地放在黄金荣身上了。这一点在申新企业管理处总经理荣德生被绑的案件中就可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1946年，上海滩发生了一起堪称旧上海最大的绑架案。被绑架的人是我国近代最大的民族实业家—荣德生。荣德生，1875年8月4日生于无锡惠泉山麓，平生酷爱古董和书法，主张“实业救国”。抗战胜利后，荣氏企业有棉纺18家，面粉厂16家，拥有纱锭60万枚，日产面粉八万多包，堪称中国的棉纱大王和面粉大王。1946年，仅申新二厂、五厂这两家棉纺厂分的红利，就高达五万余两黄金，这一年荣氏套进的外汇有400万美元。
大量的财富引起了有心人的嫉妒，于是，一场绑架荣德生的阴谋就在上海展开了。4月25日上午8时许，天空下着一阵阵米粉细雨，申新纱厂总经理荣德生吃完早饭，从高思路210弄20号寓所出发，乘21162号黑色轿车去公司办公。车刚到麦尼尼路口，从路边突然跳出三个人拦住了汽车，其中两个人身穿中山装，另外一个穿着军服，穿着中山装的两个人拿出手枪，出示汤恩伯的“红色硬卡”，勒令司机停车，随即将车上身穿玄色绸长衫的荣德生拖了出来。一个人问道：“你是荣德生吗？”荣德生不知是绑匪，于是老实地点了点头。那人向荣德生出示了一张第一绥靖区的逮捕证说：“奉毛森处长的命令，请你到京沪卫戍司令部第二处去一趟。”荣德生还没来得及细问，就被匪徒们拉着上了一辆无牌照的上海警备司令部副官处的黑色轿车，开足马力，向上海西飞驰而去。
荣德生被绑架的消息震惊了全国，上海《新闻报》《大众报》《文江报》《申报》等各大报，同一天发表了这一消息。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李及兰和上海市警察局局长宣铁吾手忙脚乱，蒋介石大发雷霆，认为此案如果不能迅速侦破，党国要人在上海的人身安全将会受到进一步威胁。荣案震动着整个上海企业界的心脏，案发后当天下午3时，上海市政府新闻处举行记者招待会，由朱灵白处长报告荣德生之被绑架，市政府已限令于一周内破案。
荣德生先生是我国财界的一大巨头，用财富堆积起来的政治威望，使他官居江苏省参议员宝座，老先生共有六子、九女，其中长子已故，第六子尚在美国学海军，九女荣墨珍是他的掌上明珠，此时此刻，不在上海。绑架案发生后，荣德生的汽车夫匆匆回报二公子荣尔仁。荣尔仁深知父亲在上海平日与世无争，并无结怨。是谁绑架他老人家的呢？“肯定是出于流氓团伙敲诈勒索。”荣尔仁马上想到这个问题。
荣尔仁为什么那么肯定是流氓团伙做的呢？原来旧上海的绑架案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从发生的绑架案来看，很大一部分是由流氓集团完成的，他们虽然不是专门从事绑架这一行业，但看到绑架的丰厚财源，因此也不断地制造绑架案。另外随着绑架案的不断增加，上海还出现了一些专门应家属和绑匪的要求，沟通双方关系的中介人。这类中介人往往是流氓头子和社会关系极其广泛的人物。如黄金荣在数十年曾为无数次绑架案中进行调停，而且有时，黄金荣还会指使自己的手下去绑架，然后再由自己出面去调停。黄金荣曾默认和指使他的徒弟唐嘉鹏绑架温宗尧和尹启忱之子。1933年，黄金荣的徒孙王文奎绑架了上海颜料巨商贝某的幼子，由黄金荣出面在家属和绑匪间调解，付了二万元银票将其子赎回，贝家为此送了黄金荣一辆小汽车。像这类形形色色的绑票案，虽起因不一，但手段和结局却是相同的。
因此，这就难怪荣尔仁会怀疑是流氓团伙做的这件绑架案了。但是究竟是哪一股的流氓敢如此胆大妄为，绑架荣德生呢？申新纱厂的智囊人物薛明剑先生说：“不管是哪方流氓绑架，都不要惊动，为了拯救荣老先生的命，只要舍得花钱，不必让官方插手。”于是，他们分析了上海的形势，认为有必要到黄金荣府上和杜月笙府上拜访。不管是不是他们所为，他们的消息总是灵通些；另外，留专人在家接电话。
从黄金荣府上和杜月笙府上，他们没有得到任何对侦破案件有帮助的线索。在这时，等在家里电话旁的人却接到了绑匪的电话。绑匪在电话称，荣德生是他们绑架的，必须支付100万美元才能赎回。接着，绑匪又给申新九厂经理吴昆生打了要挟电话，说如果两天内不筹集好资金，那么荣德生将会性命不保。到了案发的第三天，绑匪又给申新二厂厂长詹荣培送了一封信，在信中说，愿意把赎金降至50万美元，荣家同意了这个金额。之后，绑匪又多次打电话确定碰面地点，但每次荣家人赶到约定地点时，都没有见到绑匪，显然是这些绑匪在试探虚实。
在这过程中，荣家人并没有寻求警察局的帮助，但上海警察局为了破获这件惊动上海的绑架案，已经派出了大批便衣警察密布在荣宅的周围，而且还暗中在荣家的电话上装上了窃听装置，因此，在绑匪和荣家敲定碰面地点后，在约定时间，许多警察也出现在约定地点，这让绑匪们很生气，而荣家人更加担心，怕绑匪一怒之下伤害到荣德生。上海警察局没有帮上任何忙，反而遭到了荣家人的白眼。
荣家积极营救荣德生的同时，第一绥靖区司令部某处处长毛森也在积极寻找线索，并就这件绑架案，抓住了一个直接参与到绑架案中的嫌疑人—黄绍寅。黄绍寅曾经在浙西行动队和第三方面军二处当过行动员，曾经是黄金荣的徒弟，但师徒之间没有联系。经过审讯，很快得知，出示“红色硬卡”、穿着军人服装的就是他。但他也不知荣德生具体被绑架到哪个地方了，只知道是被带到上海西部了。
根据这点线索，毛森立即作了周密布置，一方面立即派人一路向西去寻找荣老先生的下落，在上海各码头车站如果见到类似嫌疑人的人立即拘捕，另一方面则是派些便衣警探到钧培里黄公馆和黄家花园侦查。
黄金荣知道自己的住宅被监视时，恼羞成怒，立即打电话给毛森，嚷道：“如果你把我黄金荣当成嫌疑人，你就是瞎了眼，再说，蒋介石为此事已大发雷霆，我能为钱而得罪自己的门生吗？”听到这样的话，毛森很不以为然。他想：上海这些流氓白相人为了钱什么事做不出来，表面上说得再好听，什么用都不顶。但他也不敢欺人太甚，只把便衣人员分散，继续监视钧培里和黄家花园的情况。
黄金荣见毛森的便衣虽然撤走了，但并未完全放松监视。他知道，自己的名声太坏，就算事情不是自己做的，别人也会怀疑到自己的头上。为了还自己一个清白，他命令自己的所有门徒打听绑架荣德生绑匪的消息。不久，有门徒密报，已经得到一些线索，主犯是骆文庆和袁仲抒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