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酸枣丛书》序
江西省杂文学会组织编辑的《南酸枣丛书》已经在准备第四辑的出版了，主事者之一的危人晸同志命我就此发表意见。组成该学会的皆是杂文方家，我的意见难免班门弄斧。但因为同是文字生涯中人，即便浅陋，谈一点感想应是义不容辞的。
中国自古是文章之邦，《文心雕龙》劈头就说“文之为德也，大矣”，是与“天地并生者”。在漫长的小农经济时代，学而优则仕，甚至以诗赋取士， 将文才等同于官才，加上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养成了文人的权力情结和自高自大：一方面是“以当世之务自负”，出为帝王师，辅成王霸业；另一方面便是怀才不遇的牢骚 。一部文章史，这恐怕是最突出的两个主题。
后来有许多事实证明，文才并不可靠。譬如，宋以诗礼文功治天下，终有澶渊之盟，靖康之耻，最终就是甘心“错把杭州当汴州”也错不下去。崖山之后，众多文人士大夫以身殉国，文天祥这样的大儒只能是“留取丹心照汗青”。反思程朱理学，其八股文章的误国更是显而易见。
于是出现了另一种极端，“文章误国”常常成为对文章和文人的诟病，在记住了“文章误国”的同时，常常忘记了也大有“文章报国”的例子在。就像诟病西施“美人误国”的时候，常常忘记她误吴国的同时正是在帮越国的大忙。
这就使良知尚存的人们不能不担忧，若干文人在情势变化中的自暴自弃。尤其是进入市场时代，急剧的社会变化，使许多人心目中崇高被瓦解，经典被质疑，没有了信念，没有了准则，更没有了沉重的使命。几乎所有原先引以为自豪的领域，化成了一片废墟。一切思想、精神和道德义务的固有范式都被打碎，除了个人功利和内心宣泄的冲动，精神领域成了复归物性的路径和放纵快感的场所。审美需求告别了康德式的纯粹，一切借文化名义而获得的价值荡然无存。黄钟废弃，瓦釜雷鸣，赤子落寞，侏儒横行。没有了大作，没有了大师，没有了照亮人类内心黑暗和前行道路的巨人。写作蜕变为娱人耳目的文化消费，失去了提供精神信仰的责任和能力。整个社会物质环境也许富丽堂皇，而人们的精神田园则是一片荒芜。
一旦出现这种境况，将会是怎样可悲。
自然，这也许是杞人忧天。但我觉得，伟大的革命者李大钊在半个世纪之前写下的“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依然不失现实的意义。
在中国文艺史上，文道关系的讨论源远流长。文以载道，文是本体，是落脚点。但文必须以道为灵魂，才是劈开心灵蒙昧的光芒。文人对“道”的不同理解，也便收获不同的写作命运。检测“文”的品质的高下的尺度之一，就是看它能否传达出具有永恒性的“道”的价值。浅薄的文人，将永恒化为时代；庸俗的文人，将时代化为了蝇营狗苟的市场。而真正有价值的“道”与“文”，即便是处于无限的困惑，也依然只会向往并奔赴人类精神的上升与飞扬，发出充满社会责任感的鼓与呼，发出时代最迫切的声音，而不是大话、空话、套话，假话，更不是谎话和下流话。从这个意义上说，以精干明快为主要特征的杂文，似乎有着更为直接的担当。离开了对社会与时代的观察的细微、感受的敏锐、触及的深刻和剖析的精辟，也就离开了杂文存在的本来的意义。
说文章是经国之事，的确有点夸张。但即便是陶冶性情，自娱自乐，以作文为爱好终归值得称道。一二千年前的古人，还常有令今人惭愧的地方：魏晋人对坐清谈，唐人即席赋诗，日常起居以风雅相尚，比起胡吃海塞、吆五喝六甚或溜须拍马、诽谤诬陷之外就不知如何打发日子，趣味总是要高得多。
江西省杂文学会多年来积极组织江西的杂文写作，并为其结集出版极尽努力，凝聚了一大批关注现实、关注民生的心志高远、颇有成绩的杂文作家，开拓出江西杂文写作的宽阔而坚实的道路，成为江西文学队伍和文学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敬可贺。
愿与诸同仁共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