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作家萧乾被错误地打为“右派”分子，不久接受了一次大规模的批判。回忆批判会场的情景，他的夫人文洁若说：“那是怎样的批判啊，谁的调门最高，谁就是反右的积极分子。颠倒黑白、捏造事实的情况层出不穷，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何况发言者个个都是舞文弄笔的，无不口若悬河。”
在“文革”中，当萧乾被打作“牛鬼蛇神”的时候，一位当年上海《大公报》的工人，如今在萧乾所在的出版社出版科任科员，他突然对萧乾说：“萧乾，你还认得我吗？四十年代你是《大公报》的红人，夹着皮包，穿着大皮鞋，好神气哪！那时我是个小小的排字工人，没有想你还会有今天吧？”
其后，60岁的萧乾下放咸宁“五七”干校劳动，有一次在“双抢”中累得冠心病发作，与几个年龄大些的人同时累倒在地，而这时，有同一干校的人从他身旁经过，却睬也不睬地没有多看他们一眼。
一位作家在为萧乾作传记时写道：“有时，他感到阵阵寒心。在干校里，同是知识分子，可是相互的冷漠、无情，却胜过农民。于是，在干校的田地里，他反倒留恋在唐山农场里的生活。那里，他虽然戴着‘右派分子’的‘帽子’，可是与他一起的农民，质朴、敦厚、善良，常常在他最寂寞、最孤独时，用农民最简单而最诚恳的方式，慰藉他苍白的灵魂。那里，没有文坛上的无聊争斗，更没有政治上的肃杀气氛。”
从咸宁回到北京后，萧乾心有余悸地说，知识分子整起人来，可是比什么都厉害的。
然而农民却完全不一样。刚到咸宁的时候，萧乾就住在当地农民家里，当晚房东就喊女儿给打来热气腾腾的洗脚水。萧乾说：“由于口音不同，相互谈话多少要打点折扣，可那份纯朴热情跟冀东的农民毫无二致。又能同老乡一道生活了，我从心坎上感到欣悦。”
同时在向阳湖劳动的画家林锴一家，忆起向阳湖的乡亲依然情感深厚，在向阳湖艰苦劳动的逆境中，让他们感到欣慰的莫过于乡亲的温清。林锴打摆子，乡亲偷偷送来鸡蛋，夫人宋亚芬误食毒蘑菇，乡亲们及时教她洗胃的方法，救了她一命！有人组织批判宋亚芬，乡亲们马上站出来说话了：“老宋对我们好极了！”面对纯朴的乡亲，宋亚芬说，咸宁老乡真是真诚质朴，从不顺杆爬，心里怎么想嘴里就敢怎么讲，不像有些干部见风使舵，领导一动员，就做“应声虫”，没有一丝人情味，甚至不讲人格……
和知识分子在一起的时候常常感到心寒，而同农民在一起的时候，却感到欣悦与温暖。
其实，直到今天，每当“五七”战士们忆起当年的向阳湖岁月，最让他们感动的莫过于当地农民的纯朴与帮助，谈起乡亲们感人的故事，几乎每个人都可以讲出一大串，说到动情处，现在八、九十岁的老“五七”战士们还经常热泪盈眶。牛汉的后来还专门为咸宁写了一幅字：“向阳湖使我有了真正的乡情”。
刚到向阳湖的时候，43岁的杨志一正患着严重的肝病，由于怕传染，他单独住在钟家湾的祠堂里，负责看守堆放在那里的生产工具。病痛的折磨，独处的孤苦，杨志一心情的苦闷可想而知。这时候，钟家湾的钟大爷一家向杨志一伸出了温暖的手。钟大爷懂得一些治肝病的土方，他们到向阳山、红旗山采些灵芝、何首乌回来，然后由钟大娘在家中熬好，让儿子木金送给杨志一。木金喜欢打鱼摸虾，每次将鱼虾弄回来做熟后，总不忘给祠堂里的杨志一送去一份。而给杨志一送开水、热水，帮他热冷饭冷菜就更是天天要做的事了。在人生最困难孤苦的时候，向阳湖一户农家送给了杨志一无言的大爱，直到三十年后，杨先生给钟家的信还情真意切：
“木金：今天是农历十一月十五，再过一星期，也就是下星期日，农历十一月二十二，是我最喜爱的孩子四十六周岁生日，所以，这几天，我特别想念你。如果向阳湖离北京很近，到那天，我一定在我最喜爱的孩子身边，和你干几杯酒！”
“木金：自从九月中旬在长沙火车站和你分别以后，我一直在想念你和乡亲们，常常梦见你——我最爱的孩子，这也许是年纪老了的原因，总想和孩子在一起。”
如果没有一份纯洁的真情常留心底，杨先生的信中何以数处有“我最喜爱的孩子”这样浓情的表达？
让人感到遗憾的是，这个十分重情的杨先生，在肝病痊愈以后，与陈白尘同住在茫茫湖区的一个工棚里。按说，同为知识分子，一同下放劳动，又同住一无人区，应该是相怜相惜，相互帮助与照顾，成为很知心的朋友。可是，情况恰恰相反，据陈白尘向阳湖日记记载，两人住的湖区离食堂很远，可是，年轻一些的杨很少去打饭，倒是陈经常打回来给他吃，他对陈的态度也不大友好。有一回，有人批评陈白尘把饭倒了，在一旁的杨一声不吭，其实那饭菜是他自己倒的，不干陈白尘的事，但他并没有解释一句。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但事实却是活生生的。
牛汉先生在回忆向阳湖“五七”干校岁月时，说道：“舒芜写大字报，很长，贴在院墙上，揭发批判胡风。绿原写了检讨。”“有一天批冯雪峰，时间是晚上，在露天空场上。社里外文编辑部的程代熙真可怕，慷慨激昂，没完没了，说得很长。具体说什么忘了，记得的是雪峰本来在前面坐着，他断喝一声：‘站起来！’雪峰就站起来。”
乡亲的纯朴与知识分子的冷漠无情形成鲜明的对比，不由得让人深思。
中国的文化人，在那个特殊年代体味着特别的滋味。一直以来，他们以知识为荣，可是，时代的大逆转让他们突然间成了遭人唾弃的对象，成了被打倒的对象。每个单位硬性指标的“右派”任务，为了自保，读书人不惜拼命地把身边的人说成右派。残酷的批斗，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他们又不惜“痛数”身边人的“罪过”，虽然他们知道，那都是主观推断的，甚至是捏造的。当然，也有些人在上级的蛊惑或者声势浩大的运动迷住了双眼，糊里糊涂地把怀疑的目光盯向周围的同志……于是，恶性循环就这样蔓延。
韦君宜在她的《思痛录》中说，最让她感到痛心的是，当她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走过以后，转眼又不自觉地“捏造”起别人的罪过来，而且那么认真、执着，甚至歇斯底里。萧乾本人承认，在“文革”中，他也吸取“反右”运动的教训，为了保护孩子，在公共场所“使劲地大声反修”。
与读书人比起来，乡下人却显得单纯得多。他们不管陈白尘是什么问题人物，直觉告诉他们，这是个好人，家里有什么如吃的，就要请他到家里吃饭；他们不管臧克家戴着什么帽子，看到他女儿可怜的模样，就是要塞给她一点吃的；他们也不管“五一六”分子错在哪里，他们只是看不下去把人关起来打，就是要出面说句公道话。
读书人与乡下人，的确很不同。难道书读得多了，思维丰富了，心思多了，心里的小九九反倒多了？乡下人肚子里没有多少墨水，他们不懂得更多的理论，谈不了更深的道理，他们凭直觉看人，凭良心说话，他们心无城府，有什么就表达什么。
读书人与乡下人，的确很不同。读书人即便下放干校劳动，还带着一份可观的工资收入。虽然知识一时不受待见了，心底都还渴望着回去操弄着本行。乡下人终日与土地为伍，维持温饱就皆大欢喜。如此说来，读书人有了患得患失的资本，倒不如乡下人反正一穷二白来得轻松。正所谓“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乡亲们穷得连双袜子都没有，就谈不上怕失去什么了，而读书人怎么着还要想方设法保护正穿在脚上的皮鞋。不是吗？
读书人与乡下人，的确很不同。乡下人穷得叮当响，却把家里最好的房间让给读书人住，最好的饭菜拿出来给读书人吃，谁要说给他们一分钱，他们准跟你急！读书人几乎都承认在精神上依赖过向阳湖的乡亲，可是，用真正的行动帮助过乡亲的还不多见。
读书人可以和农民建立亲密无间的友谊，却不能与同屋的另一个读书人同病相怜。
其实第一个让萧乾寒心的就是大读书人郭沫若。当年萧乾因为一篇文章批评人们“称公称老”，不小心开罪了正被人称作“郭老”的郭先生，于是遭到猛烈抨击。那个时候的郭沫若，可没想到萧是一个多么有才华的作家，一个多么爱国的归国华侨，他满脑子的全是萧对他的“不尊与不敬”，他得给萧一点“果子”吃。
为什么没有英雄相惜？为什么读书人就这么“小气”？
如果说向阳湖文化是反思文化，那么值得反思的东西其实很多，当然也包括当时普遍受到同情的文化人。
我们不否认，在读书人中间也存在很多相互关爱的感人故事，比如女作家丁宁，在向阳湖被安排发言，要求她深挖《黄河大合唱》作者张光年的“反动思想”，她就拒绝做这种违心事而遭到批评。面对“五一六”分子的遭遇，她提醒他们不要“屈打成招”。在萧乾作为“右派”遭到批判时，冰心只说“不要忘记了，你从小就是个苦孩子”，没有直接批评反而巧妙地“保护”着他。
但是，相对于那个时代与环境的需要来讲，这些关爱是明显乏力的，反倒一些欠缺理性的相互攻击造成了许多伤害，相互间的明枪暗箭增加额外的精神负担。如果相互间多一些理解与包容，多一些帮助和关爱，那种相互取暖的感觉一定让知识分子的整体状况会好得多。况且，既然是一个针对知识分子的时代，知识分子相互团结起来，不也是无言的反抗吗？
萧乾晚年写说，他要努力地写，要让当年那些攻击他的人看看，萧乾到底是怎样一个堂堂正正的人？那种受到伤害的阴影，伴随着他的一生。
我们无意于指责什么人，但我们不能不反思！我们可以找出多个理由，为当时读书人的相互冷漠作出解释。但是，如果我们因此停止反思，我们失去的将会更多。无情的事实需要我们呼吁：书读得多了，知识多了，思想多了，但永远不要丢掉了为人厚道、朴实的本能。这一点，乡下人倒成了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