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青年农民夫妇，他们住在一个叫焦家村的村庄，抚养着一个刚刚半岁的女儿。每天早上，这对夫妇将女儿放在一个四脚朝天的方凳中，凳腿上缠上几圈绳子，以防孩子爬出，然后下地劳作。当他们回来的时候，孩子的脸上全是鼻涕、眼泪，还有苍蝇，拉的大便被身边的小狗吃了，小狗还在继续舔孩子的脸……日复一日，每天的情形大致如此。不久，这个孩子被黄疸型肝炎夺去了生命。孩子的母亲说，没有办法，孩子没人带，丈夫一个人挣的工分养活不了全家，她不得不下地干活。
这是发生在上个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国农村的真实故事，记录这个故事的是一位女外交官，当时，她作为“五七”战士下放到这个村庄。
在我阅读当年干校学员的回忆文章时，我隐隐约约地发现了当年农民生活的情节。比如在咸宁向阳湖，也就是当年文化部干校所在地，一位干校学员说，当地农民一年到头耕作，秋收后工分算下来，一家除了口粮，简直拿不到什么现钱。几岁的娃娃要牵根麻绳放牛，似乎也没有看见提着书包上学的。还有一些村民常年靠稀饭充饥，经常要饿着肚子干繁重的体力活。而在湖南，一个青年农民高兴地说要去修铁路，因为修铁路除了管饭吃，每月还给二元五角的零花钱。在宁夏，“五七”战士看到，当地有的农民一家只有一条裤子，谁出门谁就穿上……
一位学者在到咸宁向阳湖干校后，说：“所谓‘校部’，也就是先遣队员在一块小高地上盖起了几排红砖平房……在当地老乡眼里，那些小瓦房是很新鲜的、很高级的，城市住房的样式，跟农村的民居大不相同。”另一位在向阳湖的当年干校学员则说，由于后期物资供应充足，每顿都有鱼肉或鸡鸭，每餐可吃半斤以上主食，还有大碗大碗的菜，荤、素搭配。
一位领导在回忆当年干校生活时，专门记录了三年干校期间的三次旅行。因为按规定，干校学员每年都有探亲假，每次探亲假期间，他就与家人共同进行一次旅游。第一次游了上海、井冈山和韶山，第二次则到了庐山、黄山，第三次游览了泰山、苏州和杭州。一路上，他们全家乘火车，转汽车，住宾馆，虽然辛苦，这在当时来说，也该足够奢华的了。就是放到今天，还值得很多人羡慕呢。
目前正流行一种理论，将人的需求分为五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生理的需要，指能满足个体生存延续所必须的一切需求，然后依次是安全、社交、尊重和自我价值实现的需求。也就是说，只有解决了基本的生存问题，精神的需求才会处在更高一个层次。按照这个理论，在丈夫养活不了全家的情况下，妻子外出劳动，女儿没人照料而夭折便显得无奈。
诚然，作为当年的干校学员，由于离开了自己热爱的事业（诸如写作、画画、翻译等等），由于要接受思想改造、批斗，精神上的痛苦可想而知。与此同时，他们要承担繁重的体力劳动，他们中很多人的生存状态当然不容乐观。但是，一个干校学员每个月100至500元不等的收入，在当时一个农民全年所有收入不过百元的年代，至少在农民眼里，算得上是富翁级的人物了。向阳湖的干校学员，周末可以三五成群地到县城的餐馆打打牙祭，而一个当地农民，大约一年都不可能进一次餐馆的。
并不敢妄自评论这其中有什么不公平，只有一点让我不能不感到震憾，那就是在我阅读的当年干校学员回忆文章中，涉及最多的是个人遭遇的不幸，要么是对当年管教人员的控诉，要么是对繁重体力劳动或恶劣生活环境的不适应，要么是与家人天各一方的伤感，还有对不得而知的未来忧愁，或者是对政治批斗的不满，抑或回忆当年干校共患难的朋友，当然也不乏一些无奈的趣闻轶事。总之，没有一篇文章集中反映当年农民的生活，只是偶尔可以看到对农民生活只言片语的透露，而那位女外交官的笔墨是用得最多的。
一位母亲即将离开北京到干校劳动，她将孩子托付给人照管，每月付20元生活费。离开孩子的时候，这位母亲哭得肝肠寸断。我很同情这位年轻的母亲，也心疼这个孩子。然而，我却控制不住地要想起那个夭折的小女婴，还有她的母亲！这个无辜的小生命，她的父母含辛茹苦，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挣到20元钱！
更多地关注自我的痛苦，而忽视了身边更多人颇深的苦难，这是一种巨大的悲哀。更为悲哀的是，下放干校的基本上都是知识分子、文艺工作者。
曾看过一段文字：“我一直哭啊哭，哭我没有鞋穿，一直到我看到一个没有脚的人。”不知道当年的干校学员看到这句话，该作何感想。事实上，在那个年代，整个国家都被贫困包围，知识分子受到不公正待遇，而一些农民甚至到了揭不开锅的地步。如果说知识分子没有鞋，那么农民自然是失去了脚的人群。面对没有脚的农民兄弟，知识分子们普遍的反映是为自己没有鞋而哭泣。
有一种观念常常被挂在嘴边，只有扎根于广大民众的文艺作品，才是好的东西，才是永恒的人民的大众的东西。而在那个特定的环境下，无论是自愿还是被迫，一批批的知识分子到了中国最普通、最广大的民众中间，可是，除了对自我命运的叹息，他们还看到了什么，又做了些什么？即便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们爱莫能助，那么在后来，他们甚至很少有人为这些苦难的民众拿起一支笔，写上一篇文章，更不要说其它文艺作品。
人们在提到屈原的时候，总喜欢在他的名字前加上“伟大”两个字。我想其重要意义在于他在自身命运遭到严重不公平的时候，还能唱出“长太息以掩涕泣，哀民生之多艰”这样深切关心民众疾苦的诗句。事实上，比起四十年前的干校学员，屈原无论从资历、能力还是抱负上，都是没有人可以比拟的，而他遭受流放的时间长达二十余年，又比任何一个干校学员下放的时间要长得多。作为楚国贵族，屈原在流放途中，衣食问题还是得到了一定保障，这与干校学员还有着惊人的类似。可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屈原在为我们留下的作品中，更多的是对国家前途的担忧，对民众苦难的关注。从这个意义上讲，似乎确实有胜过干校学员的一面。
白居易身为朝廷高官，也曾被贬江州，一生命运起伏。但无论是身居朝廷，还是贬官外放，他始终怀着一颗忧民之心。他会为一个卖炭翁的命运进行入木三分的呼喊：“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他会想到在西湖上筑一道长堤，用以蓄水灌田。他会写上一篇通俗易懂的《钱塘湖石记》，告诉人们如何蓄水泄水，以免民众再度遭受旱灾之苦。再度回想范仲淹那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是何等的难能可贵！因为此时他仕途也正不如意。
还是那位女外交官，她在记述了女婴的故事后写道：“不久，校部组织向贫下中农学习，并帮助生产队插秧。我带着对小焦的敬意和对婴儿夭折的痛心，参加了那场劳动。我是北方人，不会插秧，尤其怕稻田里的蚂蟥。但那一次，真有点儿‘视死如归’的感觉，既不穿雨靴，也没有抹什么防虫油，任蚂蟥叮咬，血顺着小腿流进稻田里。直到插秧告一段落，才将这些吸血鬼拍打掉。我心里似乎好受些，毕竟我也替农民受一次苦。但久违的焦家老屋啊，相信你早已不再唱‘那过去的歌谣’”？
这是干校学员的回忆文字中，少有的打动我的对民生的关注和同情。我能感受到作者的痛之深，恨之切。她用近乎自残的方式表达着某种情绪，虽然有些乏力，但总算有所表示；虽然微弱，但总归喊出了一种声音。
曾经下放咸宁向阳湖的一位文化人也曾回忆说：“住到农村才真正了解农民。知识分子不能老唱高调，身居高楼大厦，不问民间疾苦。”
当然，就在干校学员与农民共处的时候，也有为农民送医、送钱的故事，也有帮助农民学知识甚至为他们打毛衣的举动，还有返京后热情邀请农民进京做客的故事，甚至不止一个干校人要认向阳湖的孩子做义子。
可惜作为一批文化人，他们可以做又应该做的还有更多，但涉足的人又太少太少。一位曾经的县长说：都说干校苦，住得差，吃得差，可是农民兄弟们就这样住了几辈子，吃了几辈子，他们找谁去？
是该好好反思一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