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这是一个大家庭,20世纪70年代,虽然已经实行了计划生育,但远远没有像21世纪的今天,作为一项基本国策,抓得那么紧、那么严。今天这样的大家庭已经很少见了,但在那时候这样的大家庭是很正常的。
路世忠,这位路新庄的大队支书,已经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但是他和妻子王淑珍还希望能再生一个儿子。儿子在农村是很重要的,甚至是越多越好,因为在农村儿子不仅能代替父母当壮劳力用,而且还象征着门户的旺盛。还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思想和“养儿防老”的观念,深深植根于路新庄人的心。女儿生得再多,将来迟早也是别人家的,起不了儿子的作用。于是大家都拼命地生,偷着生、硬撑着生。吃得不饱些、穿得不暖些,只要有根苗苗在,就有希望在,总会有把孩子养活的办法。
那时候,还是人民公社,吃的是大锅饭,挣的是工分,年终按工分分口粮。孩子多的家庭,无论大人怎样吃苦怎样能干,挣的工分也只勉强够维持一家人的生计,有时还要搭一些糠和菜。一对夫妻在那个年代生五六个孩子是很正常的,谁家要是仅生一两个孩子就计划了,那才是不正常的,是对祖宗的大逆不道,对后人的不负责任——祖宗缺了坟院烧纸的,后人缺了势力。那个年代,大家都希望能多生几个儿子。
路爱玲就出生在这个年代,出生在这个被称为路新庄的地方,出生在路世忠家,成了他的第四个孩子,第三个女儿,第一个超生指标,后来被戏称为“第一个多余”。
那是两间土坯房,总面积也就四十来个平米,坐西面东,顶着西墙连着东墙是一席大炕,顶着炕的东墙开着一扇窗户。这扇窗户高出炕二十到三十厘米,窗户总面积也就是一平米左右,用木条隔成十平方厘米大小的小方格子,平时用旧报纸或者是正反两面都写过字的本子纸糊着,逢年过节和过喜事时,换上白纸,贴上窗花,很是好看。
因为墙的厚度,里外底下都可留出一个宽十厘米左右的小窗台。靠窗台的地方开着一个长约六十厘米,宽约五十厘米的空间,装着一块玻璃。坐在靠窗台的炕上,光线极好。农闲时,女人坐在窗下做针线活,小孩子倚着窗台玩。那时候,路新庄的房子基本上全是这样的结构。
路世忠一家子晚上全都挤在这席大炕上,偶尔来的亲戚也挤在这里。
屋中靠南墙底,放着一溜并不光洁的盛水大缸。这地方吃的是井水,许多人家公用一口井。水质很差,碱和氟都超标,地下水也有咸和甜之分。这个村子的甜水井离村子还很远,全村子人公用着一口甜水井,所以缸的作用是很大的。屋子的西南角盘着一个很大的锅台,安着一大一小两口锅,大锅靠灶火前,小锅在后,这样大锅做饭时,小锅有热水可供洗涮用。灶火口前面还有一个用土坯垒起有一平米见方的小糌糌,里面放着烧火用的晾干了的牛、羊、驴粪和柴草。
灶火左边锅台底下放着一个很大的风箱。一个人坐在灶火跟前,左手拉风箱,右手往锅底添些柴草或者粪类烧火做饭。
房门开在东南拐角。一进门靠炕和门之间,有两个小糌糌,糌糌里面盛些细糠、细麸子。糌糌上面支着几个歪扭的椽,上面放着两个红木箱子和几个纸浆做的缸,纸缸里盛着米和面,连同糌糌里的细糠、细麸子,这些是全家人的口粮。那两个红木箱,是王淑珍结婚时最好的,也是唯一的嫁妆。后来分家时,这两只木箱又成了她新家唯一的家当。这两只木箱用红漆漆过,上面画着两只喜鹊站在梅花树上,画面很粗糙。新的时候也许很好看,如今已经被烟熏火燎得失去了光泽。
除过这些居家必备品的摆放,房子已经没有多大的空间了。房子的墙是用夹板椽打起的黄土墙,屋顶上的大梁、檩子、椽全都是一般的杨木,一到夏天被虫子咬得直往下掉白面似的木末。大梁有点细,所以在地中间又直立了一根顶住大梁的柱子,把本来已经很小的空间分割成了几个更小的空间。
那时候人们吃饭普遍是盘腿坐在炕上的。其实,走进这间房子,最显眼的一样东西便是放在炕上的那个有四个木腿、大约有二十五厘米高、有半个平方米大、用红漆漆过的小木桌。木桌靠炕边放着,周围只能坐三个人。这是路世忠陪公社来的干部或者家中来的亲戚吃饭的地方。家中的小孩子,平时只能端个饭碗站着吃或者在门外找个地方蹲着吃。
路爱玲就是被妈妈生在这间房子的土坯炕上的。
爱玲长大以后,一直认为她的出生她是知道的。妈妈把她生在西炕角,她还看见了妈妈用一块布把她裹好,又抱起来放好,给她盖了一角被子,然后她看到妈妈疲惫地睡在她的身边。外奶来侍候妈妈。
那是正月二十三的傍晚。农历正月二十三,在这个地方有个习俗,家家户户燎干(就是在大门口烧一大堆火,然后每个人从火上跳过去;说是身后若有什么鬼怪跟着,都会被吓跑的,鬼怪是最怕火的;这样人就会在这一年少许多的灾难和疾病)。燎完后,把烧剩下的柴根及灰,用铁锹高高扬起,扬灰的人口中喊着:“糜子花……荞麦花……洋芋花……麻子花……”喊哪一种作物扬开的花好看,就预示着来年哪种作物长势好、会丰收。然后大家散开踩火花,说是叫踏老鼠,踏完了来年就不会遭虫鼠害。如果家中有人不能出去燎干,比如刚生过孩子的女人或太小的孩子,以及年龄过大的老人、生了重病的人,家人会用小洋瓷碗端回草根让他们闻一闻,然后倒进炕洞。
爱玲一直认为,她当时明明看到的,外奶端回还冒着烟的草根,在她的小鼻子上晃了晃,又在母亲鼻子上晃了晃,然后倒进了炕洞。
爱玲长大后说给别人听,别人都笑她,说她一定是听谁说的,或者是梦到的,或者根本就是瞎编的。爱玲也知道这不合常理,一个刚出生的孩子,怎么可能会有记忆呢?但那些历历在目的细节,分明是她当时亲眼所见,而且她还看到外奶后面跟着大姐路艳玲。大姐当时仅有一炕栏高,还怯生生地看了她一眼。
这一切永久地留在她的记忆里,她无法把这种记忆认为是想象或者是听人而言,这真的是她亲眼所见的。
看来,人的记忆有时也会是主观的,不真实的,欺骗自己的。
从出生后这个记忆到三岁之前,再没有给她留下任何记忆,仿佛时间穿越了空间一下子跳过了她生存过的这三年。
三年后她又记住了许多事情。
爱玲三岁那年,哥哥路贤十二岁。爱玲长得乖巧,红红的嘴唇,一双忽闪忽闪机灵的大眼睛,棱棱的鼻子配在那个圆圆肉肉的小脸蛋上更显生动。一笑,两个小酒窝窝便从脸上露出来,一副惹人喜爱的可爱样儿。爱玲小时候很爱说话,很开朗,只是胆子很小。
人,大概在父精、母血融合的那一刻,时令、天体、地气,还有在母亲体内孕育的那些个日月,母亲所处的环境、母亲所从事的杂务,还有母亲的心情等等的影响,使得每个人的个性之中形成许多特别的东西。
爱玲从小表达能力就很强,善于察言观色。刚会说话不久,便能对着不同的人说出不同人所喜欢听的话。她仿佛是位天然的心理学家,很小便能够揣摩出别人的心理。
爱玲喜欢把看到的一切讲给父母听。但她小小的心灵之中有一道无法承受的阴影,那就是路贤打两位姐姐的事。
她很想给爸爸妈妈说,但又不敢说,因为路贤警告过不让她说。但她小小的心灵又不能够隐藏。于是,她很苦恼。爸爸妈妈白天在外挣工分,晚上回来已经很累了,但是他们很爱小爱玲,很有耐心听爱玲说话。有时爸爸高兴了,还给爱玲讲一些故事,或者买两分钱三个的洋糖,或者两毛钱一纸盒盒的饼干。这是那个年代路新庄孩子不易得到的、最高档的礼物了。爸爸认为路贤、艳玲、亚玲都成了大孩子了,不肯分给他们吃,这使得哥哥姐姐非常嫉妒。其实,他们也还是孩子。
爱玲小小的心灵之中无意识形成了一种特殊感和优越感。当爸爸妈妈不在家时,她也分一些给哥哥姐姐吃,哥哥和姐姐也哄骗一些吃。那个时候,农村穷呀,这点东西,已经是孩子的奢侈品了。
常言说,十一二岁的男孩坏得猪狗都见不得。路贤正处在这一年龄段,而且,这孩子生来性格暴虐,艳玲和亚玲常常被哥哥莫名其妙地狠打,浑身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路贤每次都要边打边警告她们:“你们谁要把这事告诉爸爸妈妈,爸爸妈妈不在家时我就加倍打。”忙于这么多孩子生计的路世忠夫妇,每天忙着队里的活,根本无暇顾及孩子之间的纠纷,他们很放心地把小一点的孩子交给大一点的孩子看管。
那个年代,每一家的孩子基本上都是这样长大——小一点的孩子在大一点的孩子任意的打骂中长大。艳玲和亚玲当然绝对不敢把路贤打她们的事告诉爸爸妈妈。再说,爸爸妈妈即使知道了,也仅仅是狠骂一顿路贤,或者是打上一顿,这根本解决不了问题,爸爸妈妈出去干活,路贤打她们会更狠。
不过,路贤还没有开始打爱玲,一来因为她还小,路贤觉得还没有必要去征服她,二是因为爸爸妈妈有些偏爱爱玲,要是把她的身上打出青伤红印,爸爸妈妈肯定会发现的。他只是很严厉地警告爱玲,不许把他打艳玲和亚玲的事告诉爸爸妈妈,爱玲听话地点点头。但是,她对哥哥的残暴产生了恐惧。这样,即使爸爸妈妈在家,爱玲看到路贤也有些木木呆呆,畏畏缩缩。
后来,有一天,路贤把艳玲的鼻子打出了血,血流了很多,而路贤要求她们三姊妹在爸爸妈妈回来问起时,都要说是她自己不小心绊倒碰破的。吃饭时,爸爸妈妈发现艳玲的脸和鼻子肿得厉害,问起时,可怜的艳玲含着委屈的泪说是自己不小心碰破的。爸爸妈妈疑惑地看了看,而路贤、亚玲,尤其是他们最宠爱最信任的爱玲都说是艳玲自己碰破的。路世忠夫妇忙着这么多人的生计,哪里肯用心去推翻这个结论,这个本来极容易被推翻的结论。
晚上睡下后,爱玲实在是忍不住了。平日两位姐姐被狠打,今日那可怕的鲜血,折磨得爱玲实在没法入睡,她于是偷偷地将这一切告诉了妈妈。
那个年代的父母是多么的粗心呀。也许是因为孩子太多,他们只忙着给他们吃饱、给他们穿暖,根本顾不上对他们进行教育。也许那个年代的父母,根本还没有意识到对孩子的教育问题。
王淑珍当时就叫醒已经熟睡了的路贤就是一顿暴打,而且,王淑珍很明确地骂路贤:“要不是爱玲说,你还哄过我了。这么大点孩子,你怎么就那么狠,她们都是你的妹妹,都是妈妈生的,你怎么就舍得把她打成那样!你以后要是再敢三天两头打她们,我就天天打你。我让你狠……我让你狠……”说着又是几巴掌。
年轻的母亲呀,你哪里知道,你已经又给女儿们埋下一顿暴打了。
第二天,路世忠夫妇又忙着到地里干活,他们其实还没有走出多远,路贤就迫不及待地开始他的报复行动了。
“这么小就会告状了,迟早不是个好东西,将来也是个奸臣,看我今天怎样修理你!”路贤一边说一边开始殴打爱玲,可怜的小爱玲发出惊恐的尖叫,号哭。
小孩子那惊恐的哭声实在叫人揪心。其实,路世忠夫妇完全可以听到爱玲的哭声的,可是,他们忙着干活,哪里肯去听!可怜的小爱玲,被狠打后的疼痛和怒吼声惊吓得失魂落魄。路贤命令她不许哭,她在强忍住哭声时,吓得尿湿了裤子。
艳玲和亚玲站在旁边惊恐地抹眼泪。路贤打完了小爱玲,觉得还没有发泄完昨天晚上妈妈打他受的疼痛和受的那气,又狠狠地打了艳玲和亚玲一顿,并恶狠狠地对她们说:“记着,以后谁再敢告状,三个人每人一顿打,我看你们还告不告!”
爱玲生来就十分的胆小,经过路贤这一顿狠打,爱玲更加胆小了。也许是这一次,影响了她一生的胆量。孩子毕竟是孩子,他们不会也根本不懂得往开想,也就是说坦然一些,想得开些,影响他们一生性格中的某些事,或许就是些在别人看来微不足道的小事。
从此,爱玲从心灵深处怕了路贤。一直到多年以后长大成人,有了自己的孩子,路贤也已经变得慈善和蔼了,爱玲还是很怕他,和他说话时总是避开他的眼睛,不敢正视。
人怕人呀,是一种心理上的障碍,一旦形成,要想改变恐怕是相当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难怪张飞当阳桥一声大喝,竟然吓死了夏侯淳。
这年冬天,王淑珍又生了一个女孩,不过没有活。后来,爱玲知道了不是她不活,而是路世忠夫妇不想再要女孩子了,爱玲也就失去了这个妹妹。
那个年代,路新庄这个地方(或者不止路新庄吧),不知道有多少女婴生下来就被活活地溺死、活活地扔了……爱玲是幸运的,至少她比这个妹妹幸运;爱玲又是不幸的,如果能像这个妹妹无知无觉地死在褓襁之中,就不会有后来那么多故事发生。
人活着,实在是一种偶然。
这些事情过后,爱玲对四岁时的事又没有了明确的记忆。只记得五岁那年,大姐艳玲已经上了小学三年级,路贤快要升初中了,亚玲也上了小学一年级。
那时候,农村没有幼儿园、托儿所,看管爱玲的事责无旁贷地落到艳玲的身上。艳玲一边上学,一边带着爱玲。艳玲上课,爱玲就默默地站在艳玲的板凳后面。她很乖,很听话,不哭不闹,有时候竟然也学着背些艳玲读的书。
那个年代,像艳玲上学还要带着爱玲,这样一边读书一边带着小孩子的大孩子很多,这是那个年代的特征。只是有些小孩子爱哭闹,使得大孩子不得不放下课本到外面哄小孩子玩。爱玲是从来不哭闹的,连老师也夸她听话、懂事。
那年冬天,一个阳光明媚、温暖的日子,王淑珍又生了一个男孩子,这可如了他们夫妇的心愿,两口子乐坏了。
路世忠给这个孩子起名路惠,对他宠爱至极。当然,他们就不太在意爱玲了。一来因为爱玲已经五岁了,长大了。二来是他们的骨子里本来对儿子就有种特别的偏爱。他们这种对待孩子的态度是出于本能的,没有意识的。而我们的小爱玲真是伤心极了。她每晚看着以前陪她说话,给她讲故事的爸爸妈妈围着弟弟说话、逗着弟弟玩,她就用被子蒙住头,泪汪汪的一直哭到睡着。她恨这个夺去父母对她的爱的弟弟,可是,当有时候她恨恨地爬到弟弟跟前,看到这个胖胖的,眉眼之间有几分像她的小弟弟,她也爱他、疼他了。但她的心里还是难过的,她认为自己永远失去了爸爸妈妈的爱。她的话开始变少了,也不像以前那样任性地在爸爸妈妈面前撒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