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这是一个大家庭，20世纪70年代，虽然已经实行了计划生育，但远远没有像21世纪的今天，作为一项基本国策，抓得那么紧、那么严。今天这样的大家庭已经很少见了，但在那时候这样的大家庭是很正常的。
路世忠，这位路新庄的大队支书，已经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但是他和妻子王淑珍还希望能再生一个儿子。儿子在农村是很重要的，甚至是越多越好，因为在农村儿子不仅能代替父母当壮劳力用，而且还象征着门户的旺盛。还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思想和“养儿防老”的观念，深深植根于路新庄人的心。女儿生得再多，将来迟早也是别人家的，起不了儿子的作用。于是大家都拼命地生，偷着生、硬撑着生。吃得不饱些、穿得不暖些，只要有根苗苗在，就有希望在，总会有把孩子养活的办法。
那时候，还是人民公社，吃的是大锅饭，挣的是工分，年终按工分分口粮。孩子多的家庭，无论大人怎样吃苦怎样能干，挣的工分也只勉强够维持一家人的生计，有时还要搭一些糠和菜。一对夫妻在那个年代生五六个孩子是很正常的，谁家要是仅生一两个孩子就计划了，那才是不正常的，是对祖宗的大逆不道，对后人的不负责任——祖宗缺了坟院烧纸的，后人缺了势力。那个年代，大家都希望能多生几个儿子。
路爱玲就出生在这个年代，出生在这个被称为路新庄的地方，出生在路世忠家，成了他的第四个孩子，第三个女儿，第一个超生指标，后来被戏称为“第一个多余”。
那是两间土坯房，总面积也就四十来个平米，坐西面东，顶着西墙连着东墙是一席大炕，顶着炕的东墙开着一扇窗户。这扇窗户高出炕二十到三十厘米，窗户总面积也就是一平米左右，用木条隔成十平方厘米大小的小方格子，平时用旧报纸或者是正反两面都写过字的本子纸糊着，逢年过节和过喜事时，换上白纸，贴上窗花，很是好看。
因为墙的厚度，里外底下都可留出一个宽十厘米左右的小窗台。靠窗台的地方开着一个长约六十厘米，宽约五十厘米的空间，装着一块玻璃。坐在靠窗台的炕上，光线极好。农闲时，女人坐在窗下做针线活，小孩子倚着窗台玩。那时候，路新庄的房子基本上全是这样的结构。
路世忠一家子晚上全都挤在这席大炕上，偶尔来的亲戚也挤在这里。
屋中靠南墙底，放着一溜并不光洁的盛水大缸。这地方吃的是井水，许多人家公用一口井。水质很差，碱和氟都超标，地下水也有咸和甜之分。这个村子的甜水井离村子还很远，全村子人公用着一口甜水井，所以缸的作用是很大的。屋子的西南角盘着一个很大的锅台，安着一大一小两口锅，大锅靠灶火前，小锅在后，这样大锅做饭时，小锅有热水可供洗涮用。灶火口前面还有一个用土坯垒起有一平米见方的小糌糌，里面放着烧火用的晾干了的牛、羊、驴粪和柴草。
灶火左边锅台底下放着一个很大的风箱。一个人坐在灶火跟前，左手拉风箱，右手往锅底添些柴草或者粪类烧火做饭。
房门开在东南拐角。一进门靠炕和门之间，有两个小糌糌，糌糌里面盛些细糠、细麸子。糌糌上面支着几个歪扭的椽，上面放着两个红木箱子和几个纸浆做的缸，纸缸里盛着米和面，连同糌糌里的细糠、细麸子，这些是全家人的口粮。那两个红木箱，是王淑珍结婚时最好的，也是唯一的嫁妆。后来分家时，这两只木箱又成了她新家唯一的家当。这两只木箱用红漆漆过，上面画着两只喜鹊站在梅花树上，画面很粗糙。新的时候也许很好看，如今已经被烟熏火燎得失去了光泽。
除过这些居家必备品的摆放，房子已经没有多大的空间了。房子的墙是用夹板椽打起的黄土墙，屋顶上的大梁、檩子、椽全都是一般的杨木，一到夏天被虫子咬得直往下掉白面似的木末。大梁有点细，所以在地中间又直立了一根顶住大梁的柱子，把本来已经很小的空间分割成了几个更小的空间。
那时候人们吃饭普遍是盘腿坐在炕上的。其实，走进这间房子，最显眼的一样东西便是放在炕上的那个有四个木腿、大约有二十五厘米高、有半个平方米大、用红漆漆过的小木桌。木桌靠炕边放着，周围只能坐三个人。这是路世忠陪公社来的干部或者家中来的亲戚吃饭的地方。家中的小孩子，平时只能端个饭碗站着吃或者在门外找个地方蹲着吃。
路爱玲就是被妈妈生在这间房子的土坯炕上的。
爱玲长大以后，一直认为她的出生她是知道的。妈妈把她生在西炕角，她还看见了妈妈用一块布把她裹好，又抱起来放好，给她盖了一角被子，然后她看到妈妈疲惫地睡在她的身边。外奶来侍候妈妈。
那是正月二十三的傍晚。农历正月二十三，在这个地方有个习俗，家家户户燎干（就是在大门口烧一大堆火，然后每个人从火上跳过去；说是身后若有什么鬼怪跟着，都会被吓跑的，鬼怪是最怕火的；这样人就会在这一年少许多的灾难和疾病）。燎完后，把烧剩下的柴根及灰，用铁锹高高扬起，扬灰的人口中喊着：“糜子花……荞麦花……洋芋花……麻子花……”喊哪一种作物扬开的花好看，就预示着来年哪种作物长势好、会丰收。然后大家散开踩火花，说是叫踏老鼠，踏完了来年就不会遭虫鼠害。如果家中有人不能出去燎干，比如刚生过孩子的女人或太小的孩子，以及年龄过大的老人、生了重病的人，家人会用小洋瓷碗端回草根让他们闻一闻，然后倒进炕洞。
爱玲一直认为，她当时明明看到的，外奶端回还冒着烟的草根，在她的小鼻子上晃了晃，又在母亲鼻子上晃了晃，然后倒进了炕洞。
爱玲长大后说给别人听，别人都笑她，说她一定是听谁说的，或者是梦到的，或者根本就是瞎编的。爱玲也知道这不合常理，一个刚出生的孩子，怎么可能会有记忆呢？但那些历历在目的细节，分明是她当时亲眼所见，而且她还看到外奶后面跟着大姐路艳玲。大姐当时仅有一炕栏高，还怯生生地看了她一眼。
这一切永久地留在她的记忆里，她无法把这种记忆认为是想象或者是听人而言，这真的是她亲眼所见的。
看来，人的记忆有时也会是主观的，不真实的，欺骗自己的。
从出生后这个记忆到三岁之前，再没有给她留下任何记忆，仿佛时间穿越了空间一下子跳过了她生存过的这三年。
三年后她又记住了许多事情。
爱玲三岁那年，哥哥路贤十二岁。爱玲长得乖巧，红红的嘴唇，一双忽闪忽闪机灵的大眼睛，棱棱的鼻子配在那个圆圆肉肉的小脸蛋上更显生动。一笑，两个小酒窝窝便从脸上露出来，一副惹人喜爱的可爱样儿。爱玲小时候很爱说话，很开朗，只是胆子很小。
人，大概在父精、母血融合的那一刻，时令、天体、地气，还有在母亲体内孕育的那些个日月，母亲所处的环境、母亲所从事的杂务，还有母亲的心情等等的影响，使得每个人的个性之中形成许多特别的东西。
爱玲从小表达能力就很强，善于察言观色。刚会说话不久，便能对着不同的人说出不同人所喜欢听的话。她仿佛是位天然的心理学家，很小便能够揣摩出别人的心理。
爱玲喜欢把看到的一切讲给父母听。但她小小的心灵之中有一道无法承受的阴影，那就是路贤打两位姐姐的事。
她很想给爸爸妈妈说，但又不敢说，因为路贤警告过不让她说。但她小小的心灵又不能够隐藏。于是，她很苦恼。爸爸妈妈白天在外挣工分，晚上回来已经很累了，但是他们很爱小爱玲，很有耐心听爱玲说话。有时爸爸高兴了，还给爱玲讲一些故事，或者买两分钱三个的洋糖，或者两毛钱一纸盒盒的饼干。这是那个年代路新庄孩子不易得到的、最高档的礼物了。爸爸认为路贤、艳玲、亚玲都成了大孩子了，不肯分给他们吃，这使得哥哥姐姐非常嫉妒。其实，他们也还是孩子。
爱玲小小的心灵之中无意识形成了一种特殊感和优越感。当爸爸妈妈不在家时，她也分一些给哥哥姐姐吃，哥哥和姐姐也哄骗一些吃。那个时候，农村穷呀，这点东西，已经是孩子的奢侈品了。
常言说，十一二岁的男孩坏得猪狗都见不得。路贤正处在这一年龄段，而且，这孩子生来性格暴虐，艳玲和亚玲常常被哥哥莫名其妙地狠打，浑身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路贤每次都要边打边警告她们：“你们谁要把这事告诉爸爸妈妈，爸爸妈妈不在家时我就加倍打。”忙于这么多孩子生计的路世忠夫妇，每天忙着队里的活，根本无暇顾及孩子之间的纠纷，他们很放心地把小一点的孩子交给大一点的孩子看管。
那个年代，每一家的孩子基本上都是这样长大——小一点的孩子在大一点的孩子任意的打骂中长大。艳玲和亚玲当然绝对不敢把路贤打她们的事告诉爸爸妈妈。再说，爸爸妈妈即使知道了，也仅仅是狠骂一顿路贤，或者是打上一顿，这根本解决不了问题，爸爸妈妈出去干活，路贤打她们会更狠。
不过，路贤还没有开始打爱玲，一来因为她还小，路贤觉得还没有必要去征服她，二是因为爸爸妈妈有些偏爱爱玲，要是把她的身上打出青伤红印，爸爸妈妈肯定会发现的。他只是很严厉地警告爱玲，不许把他打艳玲和亚玲的事告诉爸爸妈妈，爱玲听话地点点头。但是，她对哥哥的残暴产生了恐惧。这样，即使爸爸妈妈在家，爱玲看到路贤也有些木木呆呆，畏畏缩缩。
后来，有一天，路贤把艳玲的鼻子打出了血，血流了很多，而路贤要求她们三姊妹在爸爸妈妈回来问起时，都要说是她自己不小心绊倒碰破的。吃饭时，爸爸妈妈发现艳玲的脸和鼻子肿得厉害，问起时，可怜的艳玲含着委屈的泪说是自己不小心碰破的。爸爸妈妈疑惑地看了看，而路贤、亚玲，尤其是他们最宠爱最信任的爱玲都说是艳玲自己碰破的。路世忠夫妇忙着这么多人的生计，哪里肯用心去推翻这个结论，这个本来极容易被推翻的结论。
晚上睡下后，爱玲实在是忍不住了。平日两位姐姐被狠打，今日那可怕的鲜血，折磨得爱玲实在没法入睡，她于是偷偷地将这一切告诉了妈妈。
那个年代的父母是多么的粗心呀。也许是因为孩子太多，他们只忙着给他们吃饱、给他们穿暖，根本顾不上对他们进行教育。也许那个年代的父母，根本还没有意识到对孩子的教育问题。
王淑珍当时就叫醒已经熟睡了的路贤就是一顿暴打，而且，王淑珍很明确地骂路贤：“要不是爱玲说，你还哄过我了。这么大点孩子，你怎么就那么狠，她们都是你的妹妹，都是妈妈生的，你怎么就舍得把她打成那样！你以后要是再敢三天两头打她们，我就天天打你。我让你狠……我让你狠……”说着又是几巴掌。
年轻的母亲呀，你哪里知道，你已经又给女儿们埋下一顿暴打了。
第二天，路世忠夫妇又忙着到地里干活，他们其实还没有走出多远，路贤就迫不及待地开始他的报复行动了。
“这么小就会告状了，迟早不是个好东西，将来也是个奸臣，看我今天怎样修理你！”路贤一边说一边开始殴打爱玲，可怜的小爱玲发出惊恐的尖叫，号哭。
小孩子那惊恐的哭声实在叫人揪心。其实，路世忠夫妇完全可以听到爱玲的哭声的，可是，他们忙着干活，哪里肯去听！可怜的小爱玲，被狠打后的疼痛和怒吼声惊吓得失魂落魄。路贤命令她不许哭，她在强忍住哭声时，吓得尿湿了裤子。
艳玲和亚玲站在旁边惊恐地抹眼泪。路贤打完了小爱玲，觉得还没有发泄完昨天晚上妈妈打他受的疼痛和受的那气，又狠狠地打了艳玲和亚玲一顿，并恶狠狠地对她们说：“记着，以后谁再敢告状，三个人每人一顿打，我看你们还告不告！”
爱玲生来就十分的胆小，经过路贤这一顿狠打，爱玲更加胆小了。也许是这一次，影响了她一生的胆量。孩子毕竟是孩子，他们不会也根本不懂得往开想，也就是说坦然一些，想得开些，影响他们一生性格中的某些事，或许就是些在别人看来微不足道的小事。
从此，爱玲从心灵深处怕了路贤。一直到多年以后长大成人，有了自己的孩子，路贤也已经变得慈善和蔼了，爱玲还是很怕他，和他说话时总是避开他的眼睛，不敢正视。
人怕人呀，是一种心理上的障碍，一旦形成，要想改变恐怕是相当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难怪张飞当阳桥一声大喝，竟然吓死了夏侯淳。
这年冬天，王淑珍又生了一个女孩，不过没有活。后来，爱玲知道了不是她不活，而是路世忠夫妇不想再要女孩子了，爱玲也就失去了这个妹妹。
那个年代，路新庄这个地方（或者不止路新庄吧），不知道有多少女婴生下来就被活活地溺死、活活地扔了……爱玲是幸运的，至少她比这个妹妹幸运；爱玲又是不幸的，如果能像这个妹妹无知无觉地死在褓襁之中，就不会有后来那么多故事发生。
人活着，实在是一种偶然。
这些事情过后，爱玲对四岁时的事又没有了明确的记忆。只记得五岁那年，大姐艳玲已经上了小学三年级，路贤快要升初中了，亚玲也上了小学一年级。
那时候，农村没有幼儿园、托儿所，看管爱玲的事责无旁贷地落到艳玲的身上。艳玲一边上学，一边带着爱玲。艳玲上课，爱玲就默默地站在艳玲的板凳后面。她很乖，很听话，不哭不闹，有时候竟然也学着背些艳玲读的书。
那个年代，像艳玲上学还要带着爱玲，这样一边读书一边带着小孩子的大孩子很多，这是那个年代的特征。只是有些小孩子爱哭闹，使得大孩子不得不放下课本到外面哄小孩子玩。爱玲是从来不哭闹的，连老师也夸她听话、懂事。
那年冬天，一个阳光明媚、温暖的日子，王淑珍又生了一个男孩子，这可如了他们夫妇的心愿，两口子乐坏了。
路世忠给这个孩子起名路惠，对他宠爱至极。当然，他们就不太在意爱玲了。一来因为爱玲已经五岁了，长大了。二来是他们的骨子里本来对儿子就有种特别的偏爱。他们这种对待孩子的态度是出于本能的，没有意识的。而我们的小爱玲真是伤心极了。她每晚看着以前陪她说话，给她讲故事的爸爸妈妈围着弟弟说话、逗着弟弟玩，她就用被子蒙住头，泪汪汪的一直哭到睡着。她恨这个夺去父母对她的爱的弟弟，可是，当有时候她恨恨地爬到弟弟跟前，看到这个胖胖的，眉眼之间有几分像她的小弟弟，她也爱他、疼他了。但她的心里还是难过的，她认为自己永远失去了爸爸妈妈的爱。她的话开始变少了，也不像以前那样任性地在爸爸妈妈面前撒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