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我在天津的挂甲禅寺有七天短期出家的经历，做了七日小僧。依照禅师的安排，第一日受戒，第七日舍戒。然后就又一脑袋扎进滚滚红尘。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在禅寺里，心就跟猴子一样慌乱不已，整日掐着指头算什么时候能过完这七天，心想这七天得多少人在找我，多少事情等着我处理，我的公司、我的业务、我的朋友、我的写作，我的那些正经和不正经的事业，等等。
庙里的僧人也看出了我的焦急，他们安慰我：“快了，七天很快就过去了。”
是啊，七天很快就过去了，现在一看，连好几年都过去了。再等等，这辈子也就快过去了。短期出家那七天，的确不少人找我，也有太多事情没有及时处理，还有很多饭局没有参加，但现在想起来，哪些人？哪些事？全都想不起来了。其实，正经事情一件都没有。全是瞎忙。
“瞎忙”，多深刻的一个动词。大家见面都会客气地问：“喂，老刘，你最近忙什么呢？”一般我都会谦虚地回答：“嘿嘿，没忙嘛，瞎忙。”瞎忙，就是闭着眼睛忙，瞎子一样地忙。
嘴上这么说，心里可不是真的这么理解和认同的，说瞎忙是客气话，其实心里还是觉得自己忙得很有价值，好像自己干的事情跟挽救世界和平一样重要。所以，没觉得自己是瞎忙，倒是觉得自己忙得很明白，很有道理。
回想起来，哪件事情也不值得推敲——财富、名誉、地位、吃喝玩乐；钱多、活少、一觉睡到自然醒等等。且不说并不是那么容易追求到的，即便是追求到了，以我对生活很有限的那点观察，也都过得不明不白的。况且，大多数人都追求不到，包括我在内。累得跟牛一样，精得跟贼一样，说的跟唱的一样，到头来还是两手空空。恶习倒是沾染了一身。
还有更糟糕的，为了这些身外之物整日焦头烂额，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的；有靠看漫长的电视剧打发业余时间生活的；有去海外赌钱寻求刺激人生的；还有让没完没了的工作占据自己全部时间而麻木空虚寂寞的。有偿新闻里讴歌这类人时通常这样描述：“企业家王富贵是个典型的工作狂，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把他全部的身心都投入并奉献给了他无比热爱的磁疗裤腰带保健事业了，无论是生产还是销售，事无巨细，事必躬亲都会一一过问，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哪怕是一根鸡毛或者是一片蒜皮……”
其实，挺没劲的。大多数人是在对财富和名利的追求中浑浑噩噩地过掉自己的一辈子。
当然，人生还有对文化艺术的追求，好像也挺高级的。不过那要看能高级到什么地步。真到了一个凡人不能揣测的高度那另当别论，不过似乎有些文化艺术工作者过得不光让他自己困惑，也让别人困惑。曾有人跟我介绍他的艺术作品时说：“你知道我的画多少钱一平尺吗？你知道如果我在一平尺纸的左上角只画只鸟，右下角画个树枝，中间什么也不画，卖的时候还按一平尺计算吗？”
那时候我还年轻，涉世不深，虽然知道那叫留白，但没有跟钱联系在一起的心机。这大概是成年后对一些当代艺术产生了怀疑的主要原因。
文化艺术好像也不能解决人生的问题，当然，文化艺术是承载和传播真理的工具，但那是后话了。真正的困惑是人生究竟应该怎样活的问题。
这个问题不光是我要面对的问题，也是我的孩子们要面对的问题，我担心有一天，孩子们长大了会忽然问我：“喂，老刘，人生应该怎样活？我们总不能这样稀里糊涂地过一辈子吧？”
我真是不甘心将来自己先装模作样地沉思片刻，然后尴尬地挠挠后脑勺，最后两手一摊跟孩子们说：“抱歉，你老爸也不明白，你们自己琢磨去吧，稀里糊涂地过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