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威孚MBO功败垂成，揭示了企业家在舆论压力与政治压力面前是否该屈势退让的真理。中国企业发展往往备受一刀切的政策左右，而政策往往被舆论牵制，舆论又往往极不成熟。改革本就是细致而微妙的事业，需要很多在保持市场化公平改制前提下的因地制宜，但经过这一番一刀切、过激与极端化，被否掉的不是别的，恰恰是公平、公正的市场化方向。
自从新经济革命发生以来，新一轮的“财富大转移”充分证明了一个道理，就是“人力知识资本同样是资本，而且是比物质性资本更关键的资源要素”的道理。而郎咸平在2006年年底出版的《中国式MBO：布满鲜花的陷阱》一书中，不仅犯了把MBO（管理层收购）与LBO（杠杆收购）混为一谈的常识性错误，而且对中国的国企改革与MBO改革更是严重歪曲，得出了“国企改革整体失败”的结论。苏威孚如此完美的MBO改制方案，对人力资本要素的发挥必有巨大促进，却被迫搁浅，岂不惜哉！
今天回顾反思90年代的机会型企业家，他们多为风云性的人物，短短十几年间两度大起大落、暴暑暴寒，给人的刺激过于强烈，没有叱咤风云的胆略气概，无法适应那个时代如此强猛的风云变幻。
90年代机会大潮中的风云企业家们很多没有跟上历史的车轮，只因为那个时代每一次大潮都来得太快又去得太早，成功者大多是把握住了某一轮次的某个特定机会。
2011年5月2日，曾经在经济改革理论界和企业界都有过重大表现的张少杰去世，我去参加了他的追思会，并在我的微博中发了一段感慨：“中美关系会后，马上又去参加张少杰的追思会，当年风云中国的体改所旧部近百人云集，回顾缅怀张少杰的改革功绩。参会者大多已淡出政经界，追思发言较琐碎，没显现出提炼提升80年代改革的才思。在我眼里的体改所和张少杰，代表了当时的三重角色：政治改革的保守派、宏观改革的渐进派、微观改革的激进派。1988年上海金三角会上我认识了张少杰，共同为中化集团做顾问。他在企业微观改革的激进程度十分醒目。其后，多次听他谈论怎样反对吴敬琏的价格闯关，反映了他在宏观经济改革中的渐进性立场。1989年4月，京丰宾馆会议，陈子明、温元凯是政改激进派，体改所当时所为相当保守。张少杰的人生精彩并不局限于改革政策的研究。1987年他就进入企业咨询领域，当年我们竞争市场，交流不多，但他生前最后一程与我同行，经常见面交流技艺。张少杰的最鼎盛期是海南大潮中的广东恒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CEO，他开拓了海南地产、收购上市公司、创办影视学校等许多创新业务，虽败犹荣，给后人的启示很多。”我认为他既是当时经济大起的风云者，又是紧随其后的紧缩大落的受害者。如果没有紧缩大落的打击，他在国有企业的改制中会大有作为的。但不可否认的事实在于，与21世纪的企业家相比，90年代的企业家所处的中国市场环境、企业管理水平等都有很大局限，我们参与企业咨询的内容也与今天全然不同。
进入21世纪以后，我们先是为一批在制造业方面与国际经济接轨的民营企业老板服务；再后则为国际产业基金投资全球接轨的优质企业服务；更后是为全球金融危机后走出国门的大型央企和优势民企服务；目前正在优选一代具有全球视野的企业家，为中国经济全球崛起中的中国领袖企业服务。与这四批企业家相比，90年代的风云企业家只能归入机会型的一类，少数具有超前战略思想的企业家，也因为没有适应好市场环境和形势突变而随势衰落。
引言
我国企业改革的第三个时期，是战略型企业家的天下。一代思索者和探索者在全球经济格局中尝试与国际接轨，并在入世压力之下完成了市场国际接轨，在基金示范之中推进了资本国际接轨，在宏观调控之后探索了政策国际接轨，在中国崛起之时开始了企业国际接轨。中国企业的这四大转型，是分四个层次递进深化的，为今后30年的中国经济崛起与民族产业振兴，积累了企业全球竞争的经验，预示着中国跨国发展的方向。
第一阶段，应对入世挑战，中国企业完成了市场的国际接轨。
整个90年代，加入WTO对中国企业一直是一个遥远的国际关系问题。直到1999年3月，朱镕基总理在中外记者会上提出：“中国进行复关和入世谈判已经13年，黑头发都谈成了白头发，该结束这个谈判了。现在存在这种机遇。第一，WTO成员已经知道没有中国的参加，WTO就没有代表性，就是忽视了中国这个潜在的最大市场。第二，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验的积累，使我们对加入WTO可能带来的问题提高了监管能力和承受能力。因此，中国准备为加入WTO做出最大的让步。”
此时，中国企业方知变天在即，全社会的危机意识骤升。从1999年到2001年，我国企业在诚惶诚恐中走入了WTO。从2001年到2004年，我们用短短的三年时间，就成为入世的最大受益者，制造业走出了全球竞争之路，完成了市场领域的国际接轨。
第二阶段，国外基金涌动，推进了我国资本的国际接轨。
从2002年到2003年，我们与最早进入中国的风险投资IDG和华平基金合作之时，对国际金融资本进入中国的大潮还没有任何宏观判断。后来，新疆德隆的唐万新在资金压力面前组织过两次国际路演：一次是想调动国际金融资本购买衰退中的国外品牌企业，与中国B股公司进行功能互补的国际化重组；另一次是想直接引进国际产业基金或直接管理产业基金，将新疆德隆的产业整合转化为国际对接的金融投资。这两次路演，促使我们开始高度关注这场中国企业与国际接轨的资本大潮。
引言
从2005年开始，全球基金涌入中国；2006年以后，中国企业开始追逐国际基金并上升增值；到2007年，火暴的国内外股市拉动各类人才向产融结合点聚焦；2008年以后，人民币基金的组织提上日程。总之，国际基金的投资热潮，为中国企业的国际接轨做出了全面示范，我国企业在金融领域，实现了资本领域的国际接轨。
第三阶段，宏观调控政策变化，探索了政府经济政策的国际接轨。
这一阶段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始于2004年，经历了三种出于不同目的的强力紧缩。一开始，宏观调控以新一届政府对土地与项目审批权力的上收为主；而后，是中国受到国际汇率升值的压力，政府为限制低附加值出口产业而坚持紧缩政策；到了2007年，则是围绕房价与物价上升，全面强化货币紧缩。由此而来，中国经济出现衰退征兆、中国企业的危机日重、企业竞争分化加剧，企业开始加入到对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是非曲直的争论中。全社会反对紧缩的“逆调控论”开始升温，在政企结合点与产融结合点上出现争论与质疑。2008年7月以后，全球经济危机让我们的政府一夜猛醒，宏观调控的经济政策急转直下，中国政府的政策走向一时聚拢了全社会的期待乃至全球的目光。在我国企业国际接轨的第三阶段，终于带动了政府在经济生活中作用的重大变化。
第四阶段，中国经济崛起，开始了中国企业的国际接轨。
2006年春节，我到美国休斯敦度假，发现中国问题已成为美国主流社会的重要话题。当时，美中协会举办了一次演讲会，与会的多国驻美国大使和基辛格研究中心的专家异口同声赞誉中国，认定中国经济正在崛起，中国资源正在占位，中国外交正在进取，中国企业正在追赶……参会的旅美华人受宠若惊，半信半疑。于是，我被请到他们的讲坛上，开讲中国经济与中国企业的未来走势。
在我看来，中国经济与中国企业的崛起不容置疑，并正在以五个步骤依次与国际接轨：第一步，制造业超日赶美；第二步，资源性重化工业通吃全球；第三步，金融产业超越欧美；第四步，技术创新独树一帜；第五步，品牌运作，走向世界。
上述四个历史阶段的状态各不相同。第一阶段，是中国企业被动性地应对入世，实现了市场的国际接轨；第二阶段，中国经济意外性地迎来了国际基金的涌入，推进了资本的国际接轨；第三阶段，中国政府灵活性地宏观调控，探索了政策的国际接轨；第四阶段，中国社会主动性地促进民族品牌建设，开始了企业的国际接轨。我们身处企业改革第一线，时时处处感受到中国企业、中国经济、中国政府和中国社会的每一步前行。因此，21世纪之初的10年，是中国企业改革向新的境界推进的10年，是中国与国际接轨的10年。虽然这一时期，改革与社会仇富的反改革思潮仍然此起彼伏，但国际接轨的大势无人能挡，在国际接轨之中深化企业改革渐成趋势。
历史证明，社会经济健康快速的发展需要正确的国民意识、社会心态和民族情绪。我国经济超常规发展的现状，需要和谐融洽的国民意识与政治民主化进程相适应；需要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与经济的高速成长相对接；需要超日赶美的民族情绪与国际地位的提升相配合。中国1979年和1993年的两次思想解放带来了经济高速腾飞，到了21世纪与国际经济全面接轨的时代，压力骤增，任务紧迫，更应该全面提升国民意识和国民情绪，来适应中国的和平与崛起。
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是中国国际形象发生历史性变化的重大事件。中国企业国际接轨的自信和冲动，已远远超越了1965年东京奥运会后的日本，超越了1988年汉城奥运会后的韩国，中国跨国公司的成长已不是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