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作为经济运行机制，指的是一切经济资源、产品和劳务都是商品，在独立自主的商品所有者之间通过货币媒介进行等价交换，市场主体以获利为目的、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价格为杠杆、以竞争为动力，组织商品生产和流通。市场经济不但促进效率提高、技术进步、市场扩大和资源的优化配置，而且形成了一系列市场观念，诸如自主、独立、多元、平等、效率、竞争观念和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商品拜物教等，即市场文化。这种市场文化必然会影响政策主体的价值观念，并体现在政策体制及其运行当中来。马克思从人的发展角度界定了市场经济及市场文化的历史作用和局限性。市场经济把人从人身依附中解放出来，促进了独立的个人形成，然而只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市场文化对于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文化形态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但对于未来的“个人全面发展和自由个性”的文化形态而言，又有“物的依赖性”这一根本弊端，包括以个人为本位的自主独立意识和个人利己主义的价值取向，以物（商品货币）为价值标准的功利主义价值目标；在市场竞争基础上的自由平等观念和社会交往方式，在对物的依赖关系下，有钱才有自由，金钱面前人人平等。
总之，市场经济及其市场文化造就了独立自主平等的人格，但它同时又使人陷入另一种人身依附之中，即对物的依赖，对商品货币的崇拜。它以占有和享受货币商品的多寡作为人的社会地位和价值的标准，崇尚物质功利主义。这必然激发人们的物质贪欲，发展到极端就把人变成了金钱的奴隶和赚钱的机器，使政治、政策、立法、司法，以至道德、良知、人性、理想等都从属于金钱和物欲。应该说，这种物质贪欲能在经济上促使个人和企业以最小的资源成本去获取最大的经济收益，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如果进入政治领域，它就会引诱权力的执掌者利用公权，以个人最少的代价去谋求个人最大的私利。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利用权力将国有和集体财产化为私有，是我国目前腐败的一大特色。社会资源的每一次放松规制，即由国家垄断转向由市场配置，都是一次设租和寻租的极好机会。据经济学家胡鞍钢提供的数据，1995-1999年，腐败所引起的国家经济损失就高达1530亿元，占那时期平均国内生产总值的17%。有人预测，未来5年，在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还将有庞大的国有资产和集体资产市场化、民营化，包括：
60万平方公里的国有土地和大批的国有资源（矿产、森林等）；竞争性领域的国有资产和大部分集体性质的乡镇企业民营化或私有化；2000多亿的外汇储备和4000多亿斤国家粮食储备；国家保险向社会保险转移；等等。在此过程中，如果我们不能有效地遏制腐败，将会为腐败分子提供更多的设租和寻租机会，更多的国有或集体资产会落进腐败分子和寻租者的腰包。
三、现行公共决策体制的弊端
如前所述，政策主体的“经济人”本性和市场经济的政策环境是目前腐败发生的深刻根源，但这仅仅是为公权私用、权钱交易提供一种可能性，而导致腐败成为现实并得到蔓延，必须要有公共权力运行机制这一转化条件，而公共权力的运行表现为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目前权力腐败的蔓延和恶化说明我国的公共决策存在着很大的弊端，它不但不能制止腐败的产生，而且从某种程度上助长了腐败的泛滥。因此，对现行公共决策体制弊端的反思和改革是遏制腐败的治本之途。这已经成为反腐人士的共识。
现行决策体制的弊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国家通过政策配置资源的范围过大，行政垄断的计划体制还没有根本消除。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策垄断了一切资源的配置和利益的分配，计划经济也就是政策经济。改革开放以来，政策控制逐步放松，行政垄断逐步缩小，经济资源越来越多地交由市场配置，按照改革的最终目标，市场将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的作用；绝大多数企业逐步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不再以计划指导自己的经营活动；个人经济利益及其依法获取得到普遍承认和鼓励，不再全部由国家政策决定。然而我国的市场经济改革是政府主导下的改革。一方面国家依然控制着庞大的经济资源，它们的配置权和收益权仍然掌握在各级政府手中，即使随着改革的深化，国有资产将逐步退出竞争领域，但是非竞争性的自然垄断行业、公共品的提供仍然由政府通过政策来控制。
另一方面，时至今日，政府对经济的管理观念没有根本改变，管理模式基本上还沿用计划经济的那一套，政府职能还没有彻底转换，政企分开任重而道远。比如，利用行政命令的方法直接干预企业经营，对企业乱摊派、乱收费、乱罚款；大量的行政审批的政策规定，阻止了企业和私人的市场准入和投资积极性，也直接违背了WTO的规则；运用行政权力干扰市场运行，搞地区封锁和部门分割，阻碍自由竞争、统一有序的市场体系的形成。同时，我国无论是对于国有资产的管理，还是对于市场的调控都是通过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制定和实施政策的方式进行的，这些政策大都没有法律化，有的还是通过内部的红头文件的方式颁行，缺乏应有的透明度和公开化。这种政策运行机制必然使得某些市场主体千方百计地向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寻租，以得到政策特权和政策优惠，而某些政府部门和政府官员正好利用这种机制暗箱操作，设置租金，从中谋取私利。
其二，对权力的监控力不足，公民对政策制定和执行的约束乏力。在我国的政治生活中，国家政权机关和人民群众都是政策主体，但是他们参与政策运行的手段是不同的。公职人员依靠公共权力直接参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而公民大众主要运用宪法所规定的权利监督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在法理上，公共权力是为实现公民的权利而服务的，公民有权对公共政策的运行进行监督。
为了实现这一点，必须建立和完善权利对权力的监督控制制度，防止权力践踏和侵犯人民的权利。权利对权力的监控是现代权力制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这样的制度尚未健全。权利对权力的制约缺乏有效的实现手段，公民权利行为组织性差，制度保障也不够。在政策决策者和执行者的选拔、业绩评估和考察、政策议程的确立、政策方案的制定选择、政策执行的监控评估、对政策主体违法的遏制以及权利受腐败行为侵害的救助等方面，尚未建立起严密的权利参与和保障制度。例如，舆论监督对政策制定和执行的评估监控、对权力违法乱纪的实际压力还远远不够：
群众对贪官的抨击常常很难转化为对政策运行机制的评判，从而使得某些有问题的政策得不到及时终止，某些政策制订者和执行者无以为戒，无所顾忌。甚至出现已怨声载道的腐败官员仍然提拔重用的现象。这表明，权力的运用离开了人民群众权利活动的监控，政策运行离开了公民的参与、评估和监控，权力必然会被私用和滥用，政策必然出现失误，以至被腐败分子利用而导致腐败蔓延。
其三，在政策主体的权力系统中，决策权过于集中于上层甚至“第一把手”。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如果把权力过多地授予一个主体，必然发生掌权人的个人权威凌驾于法制权威和组织权威之上而无人制约的后果。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指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中的主要弊端之一是权力过分集中，过分集权往往把集体决策变为个人决策，党的领导变成“人治”。权力过分集中必然造成官僚主义，必然要犯各种错误。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唯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应当承认，过分集权至今仍是政策主体系统中存在的较为严重的弊端。这一弊端使得“家长式”的人物绵绵不绝。这些人自恃大权在握，专横跋扈，违法乱纪，贪污受贿，最终滑入腐败的泥坑。固然，腐败分子的堕落确有其个人品质的原因，但是他们的腐败活动既然发生于体制内，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认真检讨体制存在的内在疏漏。无疑，正是过分集权的体制为某些掌权人提供了为私决策、不受约束的可能。
过大的权力膨胀了他们的个人意志，助长了他们的个人贪欲，使其随心所欲，为所欲为。权力过分集中还使得纠正权力滥用的代价大大提高。在实践中，很多腐败活动在其初期即已被群众发现和举报，但集权体制为其提供了保护网，直至违法行为不可收拾，对国家和人民造成极大损害，才受到制止和追究。
其四，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政策主体之间缺乏有力的权力制约和监督。权力现象的一个客观规律是，没有制约的权力容易被滥用，“经济人”的本性和寻租的环境使得他们在制定和执行政策时趋向于为己谋利，且无风险。由于缺乏制约机制作保障，权力行为的规范也往往流于形式，丧失应有的权威和严肃性，得不到真正的贯彻。美国学者罗伯特·克利特在其《控制贪污腐败》
一书中提出一个有关腐败的著名公式：
腐败动机=贿赂一道德损失一（被发现和制裁的机会×所受处罚）>合法收入十廉洁的道德满足感根据上述公式，考虑到一个人在一定的道德水准下，道德损失和道德满足感是可以抵消的，因此，腐败动机程度主要取决于被发现的机会乘上所受处罚。我国腐败现象严重的现实证明了这一点。虽然在党政体制中有专职的监督各级权力的机构，但监督权和被监督权之间明显失衡，有些监督者隶属于被监督者，监督机构的职能作用受到极大的限制。权力运作的规律表明权力越大、越关键，就越是应当受到更大的规范和约束。而现实权力体制中的情况却是相反，权力地位越高，受到的制约和监督却越弱。正因为制约监督不力，才使得腐败被发现的机会越小，才使得腐败分子有恃无恐，肆意妄为，越往高层，越是如此；再加上处罚力度不大，不像解放初期刘青山、张子善之流贪污几万元就丢掉了性命。正如原泰安市委书记胡建学就曾对人扬言，“到我们这一级别的干部就没人管了”。事实充分证明，权力制约和监督的薄弱，为权力在体制内的滥用提供了机会、降低了风险。
通过以上从政策系统及决策体制角度对腐败根源的探索，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目前我国腐败现象的发生及蔓延，是由多种因素所导致的，既有公职人员思想道德方面的原因，也有经济环境因素，更有政策系统和决策体制本身的条件，单纯归结或者片面强调某一方面，不足以从根本上遏制腐败。必须综合治理，标本兼治，把法治和德治结合起来。
第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经济人”本性的一面是难以消除的，甚至还会强化；由于公共权力是不能被取消的，且只能委托给少数人去行使；由于市场经济的缺陷，政府必须掌握一部分资源的配置，必须对市场和企业进行宏观调控和行政管理，所以，寄生于现行政策运行机制上的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的寻租现象不可能完全杜绝，只能得到遏制，将其危害性缩减到最小程度。
第三，如前所述，“经济人”的本性和市场文化氛围只是为以寻租为特征的腐败现象的发生提供了可能性，但公共权力体制在政策运行机制中的弊端才是腐败现象得以蔓延的直接原因。治理腐败的当务之急是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上，针对现行体制的弊端加大政治体制、行政体制和政策运行机制的改革力度，加快对腐败分子的侦破，加重对腐败分子的惩处，使之不能贪、不敢贪。庶己才能收到迅速遏制腐败之功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