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章 罢工造成两败俱伤 (1)

省港大罢工，曾经翻江倒海卷巨澜，被中共视为领导群众运动的成功范例，省港罢工委员会甚至有“第二政府”之称。邓中夏给予极高的评价：“省港罢工委员会本身的确有独立的政权性质（香港帝国主义所骂的‘第二政府’），它当时在南中国的确成了各社会民众团体的总领袖……也就因此使广东方面全省工人组织起来，全省农民（94个县之中有85县）也组织起来。共产党由四百余人的小团体一变而为上万数的真正群众的政党。” 整个大革命的宏大局面，简直就是藉着省港大罢工打开的。

这场以响应上海“五卅运动”而发起的罢工，在一开始备受社会同情与支持，尤其在广州发生“沙基惨案”以后，激于民族义愤，工、农、商、士、学各界，一哄而起，把省港大罢工奉为中国民族运动的一面旗帜。对于世世代代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工人来说，那确实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然而，由于罢工领导者，希望把13万罢工工人，编练成一支与帝国主义、军阀奋战的革命力量，甚至在与国民党右派的斗争中，亦可以“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故并不急于结束罢工。结果，罢工愈拖愈久，各种副作用便层见叠出了。

一场本来针对英国的罢工运动，变成了内部政治斗争的筹码，工人不是在罢工的敌人——英国统治下的香港建立“第二政府”，而是跑到作为罢工最大靠山的广东建立“第二政府”，与在财力、物力上支持罢工的国民政府分庭抗礼；封锁香港，没有把港英政府封锁死，倒先把国内的农民、商人活路封锁死了，这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因此，商界怨气冲天；农产品不能出口，农民也愈来愈愤怒。

当罢工委员会在广东内部的政治斗争漩涡中，愈卷愈深时，也是社会各界对罢工运动，变得愈来愈冷淡的开始。邓中夏承认：

当罢工初起时，罢工纠察队封锁海口，的确得农民的帮助不少，当时爱国热情高涨，农民也卷入这个热潮之中。但封锁实在太长久了，农产物停滞不能出口，农民当然大感不安，到1926年5月以后，农民与纠察队在海口常常发生冲突，因为农民偷运农产物出口，纠察队当然截留……农民反对纠察队，如宝安，好几个邻近英界的村庄的农民，简直与纠察队取了武装对抗的形势，虽被纠察队征服了，但农民不平之气确是与日俱增。

不仅农民、商人受不了，普通的罢工工人，也不得不忍受极大的痛苦。北伐开始后，由几千名罢工工人组成了运输队、宣传队、卫生队、交通队、慰劳队，随军出发，但大部分仍留在后方，或投亲靠友，或回乡下耕田。无亲无友，也无乡可回的工友，只能滞留广州，多达3.5万人，生活陷入了困境，三旬九食，日坐愁城，靠罢工委员会发给的临时饭券，维持一家生计。“冬天没有衣服被褥御寒，夏天居住又不足免病，每日罢工工人只能自己有饭吃，妻子儿女都饱受饥饿之苦”。

在这种极其艰难的环境下，虽然有1100名中共党员，坚持活动，组织了许多党支部，团结着这几万工友，不至于涣散，但一种“难乎为继”的危机感，时时困扰着人们。

更让人沮丧的是，对港英政府来说，罢工已不起任何重大的政治或经济作用，13万罢工工人的空缺，香港已从各地招募了大批工人顶替，所以它并不在乎罢工持续多久，也不想就结束罢工举行谈判。

1926年2月22日，粤海关突然宣布停关。粤海关的税务司全是英国人，他们对广东的商人说，停关的理由是：“罢工纠察队扣留八艇货物，未经税关检验，纠察队如此行动，海关不能执行职务”，他们以海关的“罢工”，对抗工人的罢工，是帮助商人减轻受纠察队的压迫。3月20日，广东发生政变，据说，3月20日政变消息传到香港以后，香港总督召集西商大会，兴高采烈地说：“恭贺诸位！报告你们一个好消息，就是20日广东政府已上轨道了。”听众报以欢笑、高呼万岁！所以香港政府内定的三个代表，遂不出发。4月9日，再派人到广州与伍朝枢谈说之后，香港政府率性宣布“香港政府对于罢工期内工金及不能复业损失赔偿，均不给予，亦不容许此项办法。”

罢工委员会就罢工工人由1925年6月至1926年4月的损失，向香港开出2040万港元的天价赔偿额，香港方面一口拒绝；香港商人答应自筹200万元作为补偿。但双方距离太远，解决罢工问题，遂陷于沉寂。5月成立的工农商学联合会，要求政府尽快结束罢工。

6月5日，国府致函港府，提议商量解决罢工问题。但港府复函，指罢工已成过去事件，他们只愿意就抵制英货问题举行谈判。国府声称，罢工仍然是政治上、经济上一件重要事件。但港方不予理会。

9月4日，英国军舰甚至开到广州的港口示威，扬言要封锁广州，英国海军陆战队从沙面驱逐工人纠察队，并占领了船坞。尽管在广州居民的强烈抗议下，英国只放了一记空炮，便不了了之，但此举表明，罢工并没有达到杀英国威风的预期效果。

倒是广东开始受不了了。旷日持久的罢工，国民政府在财政上，固然承受不起，国共两党本来已经很脆弱的关系，同样承受不起。《国民政府外交史》一书写道：

盖罢工工人数万，每人月计津贴10元，其数已大可惊人。况国民政府经济困难，对英既行经济绝交，英亦对国民政府经济绝交，将两广之经济尽力吸回，国民政府受其影响亦有不可言喻之苦痛。若是者，迁延至民国十五年（1926年），两方觉筋疲力尽，而其时国民政府正值北伐紧急之时，经济更形恐慌，再欲维持此罢工，力有不能。

这时省港大罢工，已成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只要有体面的条件，无论国民党、共产党，都想尽快结束了它。早在1926年3月，布勃诺夫使团到广州考察时，就明确地提出了结束罢工的问题。布勃诺夫批评：“罢工拖得太久了，已经拖到如此地步，以致再拖下去就会给我们自己造成严重威胁。”他提出两个解决办法，一个是和港英当局达成妥协，另一个是利用国民政府的资金与力量来解决罢工。

他显然觉得，第一个办法希望不大，所以着重解释了第二个办法。他说，尽管国民政府不像香港那么有钱，但可以让工人分期得到钱，在广州的企业中尽量安置工人，或安排他们回乡务农。如果实行第二个办法，有几个前提：一、尽快开始；二、完全公开进行；三、由政府公开声明，充分肯定罢工的伟大意义与作用。

但布勃诺夫使团走了以后，春去夏来，罢工依然如故。6月4日，国府任命陈友仁、宋子文、陈公博为处理罢工问题专员，授予全权，使罢工得以早日解决。陈友仁致函港府，要求其派代表与广州讨论解决罢工事宜。

共产党也希望尽早解决，但出于对政治上的得失，有所顾虑，便犹豫不决。5月开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时，提出由国民政府、香港政府、广州商人、香港商人和罢工委员会五方面推举代表，组成委员会，商量解决罢工。但香港政府不接受广州方面的条件，拒绝谈判。邓中夏事后说：“陈独秀、魏琴（即维经斯基）当时大骂广东的党部‘太左，自始至终就无半点意思收束罢工，简直是胡闹’！据他们的意思，应该无条件解决罢工。” ③

实际上，陈独秀与维经斯基对如何结束罢工，看法不尽一致。远东局6月一成立，马上向中共提出结束省港大罢工的建议。维经斯基认为，为了尽早结束罢工，甚至不必要求港英政府作出大量的物质赔偿。陈独秀则认为，罢工是搞不下去的了，但也不能断然宣布结束，应该采取比较策略的办法。而罢工委员会担心，如果不用香港赔偿就结束罢工，等于宣布自己的失败与投降。

随着北伐的开始，革命的重心北移了。北伐出师前夕，国民党中常会把工会指导权交给了总司令部。蒋介石为保障后方，下令禁止广州工人自由罢工。这是效法当年孙文北伐，廖仲恺下令禁止工人罢工的做法。随后又颁布《禁止私擅逮捕布告》，禁止工人纠察队随便抓人。

7月28日，总司令部总政治部与工人部、省港罢工委员会、工代会、总工会、农工厅召开会议，制订了限制罢工和工会纠纷、严禁私斗等条例。北伐期间禁止包括兵工厂、水道厂、电灯厂等公共领域的所有罢工，私有事业的罢工须事先向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报告。严禁工会内部纠纷和帮派对立，工会集会严禁携带武器，即使平时也不准携带棍棒等。并限制各种集会自由。由劳资双方和政府代表共同成立劳动仲裁会，仲裁劳资纠纷。这一系列措施，由军部出面主持制订，含有“军管”之意。苏联人惊呼：“在广东，李济琛和整个国民党领导集团都急剧向右转了！”

一度热火朝天的广州，迅速冷却下来。革命军打到武汉后，蒋介石针对前线的军事占领区，再下令要求工人不得擅自扣货、没收、阻运、封厂，不得随便捉店主、厂主插标戴帽游街示众，劳资双方矛盾应急谋妥协，商人亦应体谅工人痛苦，努力提高工资水平，工友应接受政府调解，不要歧视商人。

无条件结束省港大罢工

7月，艳阳高照，广州就像一个大火炉。

中英双方从7月15日开始，在广州举行反英抵制（及罢工问题）的解决谈判。双方代表在闷热的会议厅里，一边擦汗摇扇，一边讨价还价。广东方面开出解决罢工的条件为：一、组织一公正的第三者法庭；二、保证不再有类似沙基惨案的发生，整顿沙面海陆驻兵，限制英国炮舰停泊国民政府领土河面；三、抚恤沙基惨案死伤者家属；四、解决省港大罢工中所发生的失业问题，应筹备大宗款项。广东方面把赔偿金额，降至500万港元，与早先提出的2040万元相比，这纯属象征性的，只求能挣回一点面子。

但英国态度十分强硬，除对成立第三者法庭，须请示本国政府外，其余各条，一律拒绝。英方表示，罢工已经成过去式，解决问题不能包含赔偿在内，但英方可以实业贷款给中国，以为黄埔开埠之用，而以建筑粤汉、广九铁路接轨为条件，其监督借款则依照广九铁路协约，雇用英国总工程师总管账各一人。

中英谈判，中方由于缺少筹码，处处屈居下风。但中共中央仍然认为，不应无条件屈服。7月31日，中央向党内发出通告，明确结束罢工的前提是：“要工人得到相当的经济利益，同时也不使香港得到政治的胜利。”为此，中央要求：一、联合各地工农商学各界一致举行排英大运动，并宣布香港政府破坏省港罢工及延宕罢工解决的阴谋；二、假使香港政府不愿意解决罢工，应当由国民政府筹备巨款补助罢工工人并安置他们。具体数额，中央提出，由“香港的中国商人、广州商人、香港政府和广州政府支付300万元，以便一次性地分配给罢工工人”。比先前的500万，又退一步。

8月8日，中共中央在致省港罢工工人的公开信中，把上述条件，从党内通告，变成了公开诉求：“罢工工人和全国民众处此情势之下，一面应由国民政府和全国民众募集巨款救济罢工工人，本党亦自当本此目的为罢工工人奋斗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