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时广州发生了“三二○事件”，仿佛一声霹雳，把联共（布）中央对广东局势的乐观心理，彻底动摇了。不争气的国民军，偏偏又在这时被直奉联军打得落花流水，北京眼看是守不住了。4月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匆匆作出决定：“广州不应该提出占领广州以外新地区的目标，而应在现阶段把注意力集中在内部工作上。”
加拉罕和鲍罗廷对此均有措手不及之感，认为是由于联共（布）中央远离中国，对现实情况不清楚所致。“三二○事件”恰恰证明北伐具有刻不容缓的迫切性，如果不向外发展，广东内部就有爆发新的分裂与冲突的危险。4月3日，加拉罕给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发了一封电报，在陈述了广州的形势之后，仍然固执地表示，虽中央要求广州不应占领新的地区，但广州“可能迫于形势不得不进行这种扩张”。
加拉罕所说的“迫于形势”，是指1926年3月湖南发生的政变。
3月，湘军第四师师长兼湖南善后督办唐生智，一位37岁的佛教徒，在衡山宣布驱逐湖南省长赵恒惕，自己代理省长。赵恒惕是一位地方自治的推行者，湖南在全国率先实行议会选举省长，并制订了一部以自治与宪政为主旨的湖南省宪法。唐生智倒戈，便是打着废除省宪的旗号。赵恒惕逃往上海，湘军第三师师长叶开鑫向吴佩孚求援。吴佩孚本来无意南征，但亦不能不摆出姿态，一面委任叶氏为讨贼军总司令，一面限唐生智24小时之内退出长沙。唐生智自知不是吴佩孚的对手，情急之下，索性向广东求援，宁愿加入国民党。
加拉罕向莫斯科建议：“广州应帮助唐生智在湖南站住脚。如果不支持他，他可能屈从于吴佩孚。对他的支持可以是向湖南调动几个广州师，不动一枪一炮进驻那里，目的在于巩固唐的地位。实际上，这是和平占领该省。”因此，他认为“广州的上述扩张是不可避免的，需要给予协助”。
但广东自“三二○事件”后，政治空气危疑震惧，没有人对出兵援唐感到兴趣。只有李宗仁对广东情况不明，一腔热情，力排众议，未经请示，即驱师北上，进入湖南。他5月到广州，就是想借二中全会之机，说服政府出师北伐，援助陷于苦战的第七军和唐生智。这时广西军队正在炮火连天的衡阳鏖战，“和平占领”，不知从何说起。加拉罕为了说明广州的扩张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故意避重就轻，对事实轻描淡写。
加拉罕的“抗旨”，令斯大林十分不快。4月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对加拉罕作出强硬回复：“中央最近关于不希望广州军队在广州以外进行军事远征而要把广州的力量集中在巩固内部政权以及军队工作上的指示应当不折不扣地执行。” “要向加拉罕同志指出，不允许有直接或间接违背中央指示的行为。” “一旦迫切需要在广州以外进行军事远征，这种行动只有取得中央同意方可进行。”
指示的最后一条，听起来十分奇怪，仿佛国民政府是联共（布）中央属下的一个机构，国民政府是否北伐，必须先征得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批准。这时布勃诺夫使团已回到苏联，联共（布）中央在听取他们关于中国情况的汇报后，5月20日，再次向中国发出强硬的指令：“责成广州同志保证实行政治局不止一次重申的坚决谴责在目前进行北伐或准备北伐的指示。”
尽管联共（布）中央以敕戒僚属的腔调，发号施令，但对于千山万水之外的广州，作用微乎其微。在国民革命军七个军中，大部分人对唐生智并无好感，认为不值得援助，然出于桑梓地域，或实际利益的原因，对北伐却也各有期待。
第一军蒋介石、第七军李宗仁是力主北伐的，第二军谭延闿是湖南人，出兵援湘自然无法置身事外；第六军大多是湖南人、湖北人、河南人，当然也希望打回老家；第三军朱培德是云南人，对北伐依违两可，但留在广东也没什么发展空间，所以倾向于支持。真正没有兴趣的，只是以广东人为主的第四军李济琛与第五军李福林，他们恨不得外省人统统离开，好让他们过上几天“我的地盘我做主”的舒心日子。
李宗仁在各位军长之间，穿梭游说，最后他找到了李济琛。李济琛是他的同乡，也是他加入国民党的介绍人。李宗仁的说辞颇为特别，既不是责以春秋大义，也不是用利益去引诱，而是用地方关系去打动对方。李宗仁问李济琛，第四军可否自告奋勇，抽调两个师先行北上？他说：“第四军乃广东的主人翁，主人且自告奋勇，出省效命疆场，驻粤其他友军系属客人地位，实无不参加北伐而在广东恋栈的道理。”
李济琛听完他的分析后，“毅然不加考虑，脱口而出，连声说赞成此一办法”。在第二天的政治会议上，李宗仁再次陈述出兵理由，他强调第七军已经在前方作战，并挽救了唐生智的覆灭命运，目前“节节推进，长沙在望，胜利已见端倪”。如果国民政府还在犹豫观望，吴佩孚一定会抽调鄂、赣劲旅增援，第七军和唐生智势难持久，湖南有失，福建、云南必会乘隙而动，两广将危在旦夕。
李济琛继而慷慨陈词：“今日北伐实是千载一时的机会，何况唐生智已声明附义，我第七军正在前言作战，并已节节推进。今日北伐已势成骑虎，中央断不可坐视我第七军和唐军孤军作战而犹豫不决。”为免第七军和唐氏部队孤立无援，他自愿将驻琼州、高州的第四军张发奎、陈铭枢两个师，北调赴湘增援，现驻广州的叶挺独立团，亦可立即出发。
七个军就北伐问题，基本达成共识。第一军全军北上；第二军留下第五师与一个教导师，负责保护粤汉路，第三军只留下一个办事处，余则全部参加北伐；第四军派陈铭枢第十师与张发奎第十二师参加北伐，留下陈济棠第十一师、徐景唐第十三师，防守广东西部与南部；第五军派两个团参加北伐；第六军留下第十八师与第十七师一个团在广州与惠州之间，其余参加北伐；第七军九个旅只留四个旅在广西，其余全部北上。6月2日，唐生智在衡阳就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北伐军的全部兵力，约为10万。
5月20日，第四军独立团作为北伐先遣队，高唱着“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歌曲，从肇庆出发，浩浩荡荡，开赴湖南。5月21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发表宣言，“接受海内外请愿北伐”。6月5日，国民党中央临时会议通过了出师北伐案。国民政府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成立总司令部，任命李济琛为总参谋长，白崇禧为总参谋次长，邓演达为总政治部主任，加伦为军事顾问。28日，第四军陈铭枢、张发奎两个师，从韶关出师援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