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得势的江浙人都往广州跑，失意的广东人都往上海跑，形成一个奇妙的对比。胡汉民、邹鲁、谢英伯、许崇智等孙文时代的风云人物，现在都郁郁寡欢地聚居沪上，在洋场小雨润如酥的清明时节，缅怀昔日风光，打发无聊日子。胡汉民闭门读书，以译述著作维持生计。而邹鲁等人则以法租界环龙路44号的原上海执行部为大本营，创办《江南晚报》，建立宣传据点，准备另起炉灶，组织中央党部，召开自己的二全大会。
在广州的二全大会上，早已决议撤销各地的执行部，上海执行部当然也在撤销之列。被二全大会批得“体无完肤”的西山会议派，1926年初，陆续集结在上海，邹鲁认为，当时国民党形成了两套系统，一套系统主张容共，一套系统主张清党。两套系统，互相攻击，这种情况，以海外尤为明显。
当邹鲁被广州开除党籍时，有人问他感想，邹鲁傲然回答：“这是必经的途径，但如吴敬恒所说，必有抱头痛哭的那一天。” “三二○事件”发生时，西山会议派以为，广州的国民党这回该抱头痛哭了，急忙致电蒋介石慰问，讵料，热脸贴上了冷屁股，被蒋氏一顿臭骂，指他们“希图颠覆政府，摧残本党，不使吾同志同归于尽而不止。其煽惑挑拨之伎俩，已图穷匕见”。
作为“反共始祖”，不能衣锦荣归，3月29日，由西山会议派主持的二全大会上海版，只好在黄浦滩开幕。4月1日，发表《大会移粤开会宣言》，煞有介事地宣布：“海内外二十七省区代表一致决定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移至广州继续开会，以明我中国国民党、我民族纯的唯一的革命政党。”然在现实之中，这不过是一班秀才自娱自乐，广州方面的回应，又快又狠，下令通缉在上海开“伪二全大会”代表，原列大会代表名单的吴铁城、孙科、马俊超、邵元冲、戴季陶等人，纷纷登报声明，否认参与。上海的代表们，舞文弄墨，发发宣言还可以，要动真格，谁也不敢贸然“移粤”，4月10日，再郑重地通过一个《大会移粤开会应暂缓执行案》。
吴敬恒劝西山派不如放弃主张，全体返回广州，共同合作。邹鲁说：“此间同志唯一的希望就是清党。广州方面若实行清党，我们就可以无条件的回去合作，他非所问。” 他们坚持成立自己的中央执监委员会，与广州分庭抗礼。但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没过多久，上海的“中央”，“即无形取销，而环龙路44号乃成为右派之俱乐部。鸦片麻将，还有轮盘牌九，昔日之谈主义者，彼时则改谈赌经。”
上海暂时闹不出什么花样，双方打打口水仗，不过是各摆姿态而已。政治的焦点，目前仍在广州。5月10日，在二全大会新当选的候补中央监委、第七军军长李宗仁，从广西抵达广州，参加二届二中全会，受到万民欢迎。摇笔杆的老物打入冷宫，抓枪杆子的新贵闪亮登场。
李宗仁是广西临桂县人，农家子弟出身，广西陆军小学毕业。当年孙文、陈炯明发动援桂战争时，一批桂军于阵前起义，投靠广东政府。粤军走后，这批桂军即由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领导，合并为“定桂讨贼联军”，与旧桂系沈鸿英、云南军阀唐继尧展开长达一年的战争，终于以一万之师，奠定了统一广西的局面。二全大会后，汪精卫、谭延闿亲赴梧州，指导成立国民党省、县党部，成立两广统一委员会。李宗仁接受改编，成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军长。
5月15日，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二届第二次中央全会。开会前夕，市面上谣言蜂起，大街上出现反对浙江人排挤广东人的标语，有传言说会议当天广州将出现罢市，银行会出现挤兑；共产党担心蒋介石借这次会议，向中共进攻；国民党右派怀疑蒋介石为了苏联的军援，会加快推行共产的步伐；而蒋介石则忧虑共产党杯葛这次会议。
鲍罗廷频频出入于蒋介石与张静江的寓所，不惜降贵纡尊，移樽就教。但他和蒋、张二氏谈了些什么，却丝毫不向中共透露，免得他们“泄露天机”。但又要求中共在会议之前，主动向蒋介石表明中共不会杯葛会议，不会反对国民党的决议，更不会上街游行示威。张国焘与谭平山对此都不以为然，张氏抱怨说：“现在我们只知道有个党务整理方案将提出讨论，但详细内容并未与闻，而反要我们先去向人表示决不反对，以示忠诚，未免太过抹煞中共的地位了。”
但鲍罗廷最关心者，并非中共的面子问题，而是如何消除蒋氏的疑虑。只要蒋氏不公开向右转，事情则还有可为。5月14日上午，蒋介石与鲍罗廷协商国共关系问题，蒋介石说：“大党允小党在党内活动，无异自取灭亡，能不伤心？惟因总理策略既在联合各阶级共同奋斗，故余犹不愿违教分裂，忍痛至今也。”
经鲍罗廷再三要求，中共只好遵命，由张国焘与谭平山，亲赴蒋介石住所拜访，按照鲍罗廷的要求，向蒋氏表明中共无意反对国民党决议的态度。中共主动移船就岸，蒋氏当然无任欢迎，领着张、谭二氏，再去拜访张静江，让他们把早先的承诺，再复述一遍。张静江也高兴地说，大家能相忍为国，革命成功当指日可待。
张国焘叹息：“那次晤谈，在和谐气氛中结束。”但实际上任何问题都没有解决。双方的疑惧与敌意，丝毫没有消除。张国焘郁闷，蒋介石也郁闷。《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一书称，这天蒋氏“心实难熬，因叹曰：‘党国存亡生死之际，其痛苦盖有如此者。’”
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由蒋介石、谭延闿、孙科、朱培德、宋子文、陈公博、甘乃光、林祖涵（中共党员）、伍朝枢九人，连名提交了《整理党务案》；主席团指定由蒋介石、谭延闿、谭平山（中共党员）、孙科、张静江、于树德（中共党员）、顾孟余七人为审查委员会。由于鲍罗廷指示中共党员不要加以阻挠，提案得以顺利通过。在《整理党务第二决议案》中，作出九项规定：
一、凡他党党员之加入本党者，各该党应训令其党员，明了国民党之基础为总理所创造之三民主义，对于总理及三民主义不得加以怀疑或批评。
二、凡他党党员之加入本党者，各该党应将其加入本党党员之名册，交本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保存。
三、凡他党党员之加入本党者，在高级党部（中央党部、省党部、特别市党部）任执行委员时，其额数不得超过各该党部执行委员总数三分之一。
四、凡他党党员之加入本党者，不得充任本党中央机关之部长。
五、凡属于国民党籍者，不许在党部许可以外，有任何以国民党名义召集之党务集会。
六、凡属于国民党籍者，非得有最高级党部之许可，不得别有政治关系之组织及行动。
七、对于加入本党之他党党员，各该党所发之一切训令，应先交联席会议通过。如有特别紧急事故，不及提出通过时，应先将此项训令请求联席会议追认。
八、本党党员未受准许脱党以前，不得加入其他党籍，如既脱本党党籍而加入他党者，不得再入本党。
九、党员违反以上各项时，应立即取消其党籍，或依其所犯之程度加以惩罚
所谓“他党”者，即指 “中共”。中共似乎成为被围攻的焦点，但其实最引人注目的却不是他们，由于共产党人始终保持缄默，对一切加诸他们头上的批评与惩罚，无不全盘接受，不予申辩（但会后是否执行决议案，则另当别论），因此，会议最危险的暗涌，不在中共问题，反而是广东与江浙的明争暗斗。张国焘在其回忆录中，披露了会上的一段逸闻：
5月19日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时候，第四军军长李济琛发问：“没有到会的人也可以当选吗？”任会议主席的张静江只好答复：“当然可以。”于是李济琛便在选票上写了苹果一样大的“胡汉民”三个字，就退席了。这件事引起了广州要人们的各种议论，有的人说：“李济琛不满蒋介石的跋扈，原想选任汪精卫，但恐引起冲突，因改选胡汉民，以示不屈服。”有人说：“第四军广东系统的人物不满浙江系的横蛮，市上发现的反对浙江系的标语都是他主使的；李济琛之选胡汉民，可予证实。”
李济琛是广西人，黄埔军校教练部主任，他的第四军前身是粤军第一师，大部分是广东子弟。但他的二中全会上选胡汉民，充其量，只是发泄一下情绪而已，没有实质作用。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最后由蒋介石提名的张静江出任；而蒋氏自己则接替汪精卫出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又兼任了中央组织部和军人部部长之职，并由叶楚伧担任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邵元冲担任青年部长。
对蒋介石来说，二届二中全会的重要意义，在于确立江浙势力在国民党内“带头大哥”的地位。海陆丰的农民公开讥诮：“国民党已于3月20日寿终正寝了，5月15日是出葬的日子。”但人们也可以领悟出另一层的意义，5月15日是国民党正式告别同盟会时代的日子，由孙文开创、以广东人为主导“南方革命时代”终结了，革命的重心，将从南方向东部的江浙转移。广东在国民党内，从此，沦为“地方”、“杂牌”、“偏师”。
广东人不甘心让出舞台，谭平山是广东高明人，虽然1921年便加入了共产党，但也是老资格的同盟会员，他很清楚同盟会是“南方革命”的标志，也很清楚蒋介石的崛起意味着什么。因此，他声称哪怕不干共产党了，也要用老同盟会会员的资格，联络李济琛和其他广东的老国民党人，公开与蒋介石和浙江系对抗。
但现在的“运”与“势”，都在蒋介石一边，抬出同盟会的招牌，也无济于事。蒋介石继续以打击右派为名，大张旗鼓，清扫粤系。继汪精卫、胡汉民失势之后，吴铁城（广东香山人，广州公安局长、十七师师长）被捕入狱，孙科（孙文的儿子，国民政府委员）亦步胡汉民后尘，被要求出国；傅秉常（广东兴宁人）被免去海关监督职务以及外交部秘书职务；伍朝枢（广东新会人，国民政府委员、司法委员会主席、广州市政厅委员长）被建议休假，跑到澳门避风头去了。
显然，用同盟会名义救国民党，亦不过是“手执钢鞭”之类的白日梦而已。那个属于同盟会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
无论老同盟会员们意愿如何，南方革命已接近尾声，却是不争的事实。鲍罗廷全力支持蒋介石，完成这一次革命权力的大转移，他一方面安慰中共说，这是中派在打击右派，但另一方面，他完全了解这次权力转移中所表现出来的地域因素，并从中加以分化利用，推波助澜。他在给加拉罕写信时，明白地指出：“广州人不适合做革命者，其他省的国民党人只好利用广州的基地，把广州本地人排除在外。这当然与民众无关，与一般广州人士也无关。这与广州的一批15年来腐蚀了这个英勇共和国的政客有关。”鲍罗廷认为，孙文是这批在15年里腐蚀了中华民国的政客头头，他以讽刺的口吻提到吴铁城“始终以过去和现在都是孙逸仙的信徒而自傲”。现在，他们的保护伞已不在了，还不该把这批政客扫地出门吗？
孙文去世后的权力洗牌，至此，才算基本尘埃落定，告一段落。
按照鲍罗廷的标准，右派几乎都是广东人，江浙是中派，鲍罗廷甚至对“三二○事件”发展到今天的结果，表示满意，他说：“中央全会关于共产党人的决议使右派蒙受了比共产党人更大的损失。这些决议从右派手里夺走了他们用来反对我们的武器”。这究竟是他的肺腑之言，抑或是为掩饰其政策失误的辩词，则只有他自己才清楚了。
陈独秀在6月4日给蒋介石的信中，以一种充满屈辱的软弱口吻写道：“事实上从建立黄埔军校一直到3月20日，都找不出蒋有一件反革命的行动。如此而欲倒蒋……这是何等反革命！介石先生：如果中国共产党是这样一个反革命的党，你就应该起来打倒它，为世界革命去掉一个反革命的团体；如果共产党同志中那一个人有这样的反革命的阴谋，你就应该枪毙他，丝毫用不着客气。”
连总书记都这样说话，其他党员还有什么话可说？鲍罗廷劝慰中共，不必重视这个整理党务案，因为中共所遭受的损失，除了中共党员不得任国民党中央部长，以及任国民党高级党部委员者不得超过三分之一外，余皆无伤大雅，所谓要将跨党人员名册呈交国民党中央，不过是国民党一厢情愿，无需理会。
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后，国共两党之间的激烈对抗，暂时鸣金收兵。似乎大家都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广州已不是久留之地。革命重心的转移，成为不可逆转的大势。尽管人们心情各异，但都做好了搬家的心理准备，现在的问题是，搬到什么地方？于是，各派的注意力，开始集中到“搬家”的具体计划上，这就是1926年愈来愈频繁地闯入人们视觉与听觉的一个字眼——北伐。
